纵观中华姓氏起源、发展、演变、形成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华姓氏具有姓源广博，包罗万象，持续传承，纵贯古今，多元一体，兼容并包，分类科学，自成体系等鲜明特色，是一个系统完整的人文科学体系。而刘汉王朝正是这一学科体系的奠基时期。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自古至今，究竟有多少姓氏，尚无确切统计。据明代学者顾炎武统计，上古三皇五帝时只有22个姓氏，加上五帝以外的其它姓氏大约50个左右，汉代史游所著《姓氏急就篇》仅列130个姓氏。经汉魏六朝八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唐代林宝撰修《元和姓纂》时，收录姓氏达到1232个，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著录姓氏为2255个。今人杜若甫、袁义达编著的《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的古今姓氏达到11996个，是我们常用汉字的三倍之多。由此可见中华姓氏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体系。    在上述众多的古今姓氏中，那些来源于两汉时期，已无法统计，但刘汉王朝确实在拓展中华姓源的谱系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开创了因功赐姓，赏赐国姓的历史先河。

    先秦时期，“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是姓氏产生的主要渠道，受封的国君、卿大夫往往以所赐封国、食邑立族命氏，形成新的姓氏。但因功赐姓，并赐以皇室国姓，则始于汉代。据《史记》、《汉书》等史书所载，汉高祖刘邦即位之后，因项伯在鸿门宴上护驾有功，遂赐以国姓，为刘氏；娄敬也因进献夺取关中、先定三秦之策，被汉高祖赐以国姓刘氏。此风一开，后代历朝帝王纷纷仿效。如李唐王朝先后就赐予十六位有功大臣、十个归附的少数民族、部族为国姓李氏。朱明王朝为褒奖郑成功的丰功伟绩，赐以大明国姓(朱姓)，因而郑成功有“国姓爷”之称。赏赐国姓，固然是酬劳功臣，笼络附属的政治策略，但相沿成习，成为中华姓氏的一个文化内涵。

    2、推行了严格的避讳制度，开创了避讳改姓的风气。

    避讳改姓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形成制度则在两汉时期，如“邦”氏本是孔子弟子邦选的后代，但在西汉初期，因汉高祖名刘邦，“邦氏”被迫改为“国氏”。又因汉惠帝名刘盈，盈氏、赢氏被改作“满氏”。

    东汉初年有高士庄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为布衣之交，及至刘秀称帝，传位于汉明帝时，因明帝名庄，庄氏遂避讳改为严氏(庄、严为近义词)。此外，如汉文帝名启，启氏即改为开氏，汉武帝名彻，彻氏改为通氏，汉宣帝名询，荀氏改为孙氏，……

    避讳改姓，显示了皇家的尊严，此后历代王朝也纷纷仿效，如敬氏改为恭氏或苟氏、文氏，贺氏改为庆氏……等等，不仅为中华姓氏增加了新的姓源谱系，也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华姓氏增添了一份情趣。

    3、创立了“胡姓汉化”的楷模，奠定了中华姓氏“多元一体化”的格局。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家庭，中华姓氏是一种“多元一体化”的文化体系。“胡姓汉化”，民族交融，是中华姓氏的一大特色，也是姓氏发展、壮大的历史潮流。两汉王朝正是汉族、汉姓形成的历史时期，是“胡、汉”称谓的渊源所自，也是“胡姓汉化”的发端，因而“胡姓汉化”成为历代民族交融、姓氏一体化的总称。显示了大汉王朝的赫赫威仪，也体现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仰慕之情。

   两汉时期，为了平息外患，休养国力，奉行了和亲政策，多次下嫁王室公主予匈奴单于，因而不少匈奴后裔依照“从母为姓”的习俗，改姓刘氏。如刘氏二十五望中的东郡刘氏、雕阴刘氏、河南刘氏，多系匈奴后裔。“五胡乱华”时的刘渊、刘聪，也是匈奴后裔。在汉初四大姓氏“金、张、许、史”中的金氏始祖金日磾，也是匈奴屠休王的后代，入使汉室，留居京城后，因谨慎从事，忠于职守，深得汉武帝喜爱，便依据匈奴人有祭祀金人的习俗，赐姓金氏。其子孙后代繁荣昌盛，连续七世，位居高官，成为西汉初期四大姓氏之首，以致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其著名的《咏史》诗中，发出了“金张籍旧习，七叶珥汉貂”的感叹。

    由刘汉王朝开创的“胡姓汉化”的先例，不仅是中华姓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民族交融的典范，对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朝历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时，首先从胡姓汉化入手，从鲜卑皇室拓跋氏开始，实行汉化，改姓元氏，其次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共计144个鲜卑姓氏全部改为汉姓。其后李唐王朝、朱明王朝乃至于清末民初都有不少“胡姓汉化”的例证。在当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就有四十多个民族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汉族姓氏。“胡姓汉化”已成为传统文化中“多元一体化”的鲜明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生命力最旺、感召力最大、普及面最广、凝聚力最强的人文情结，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桥梁纽带，是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文明的基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