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发展——兴建祠堂的经济原因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经济收入地增长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少打工农民赚到了大钱。党和政府又重视“三农”问题，在农村实行“免征农业税”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惠农政策，我国农业和农村有了巨大的发展，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农民有了钱，就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资金来源。

（2）草根意识——兴建祠堂的文化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开放的文化指导方针，使得人们的儒家思想观念回潮，从而激发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家族观念。中国农村宗族文化在当代虽有演变、转型甚至消亡，但是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根深蒂固。它都会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对血缘原则和“报本敬宗”理念的坚持。“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的思想在农村流行。催生了农村宗族文化的复兴与转型。祠堂作为农村宗族文化的“载体”和本村（或者本堂）的“心理场域”，在农村有着重要的地位。
（3）文化资本——兴建祠堂的突出角色
田北村三座祠堂的兴建，充分体现了文化资本的力量。主张祠堂的兴建，有三类人在起核心作用：一类是村干部、一类是富裕人、一类是退休干部和教师。这三类人是祠堂修建理事组成人员，在修建祠堂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4）心理场域——兴建祠堂的心理动态
村落中的祠堂就是一个具有“正价”的点场。村落的整个心理场都是以宗祠为中心层层扩展的，这种具有“正价”的引力场不仅使宗祠成为村民日常活动的中心，如各种祭祀、议事、喜庆等村中大事均在祠堂里进行，而且使宗祠成为村民心目中的精神文化中心。田北村村落组织按血缘关系以祭祖尊先的场所——宗祠堂（敦本堂）为中心进行布局，全村按血缘关系派生出三个支系，各支系都有一定的空间且有各自的支祠堂——叙伦堂、奎观堂、菊记堂。
（5）政治真空——兴建祠堂的政治氛围
我国在农村实行“村民委员会”建制，这以群众自治性组织的设立，实行村民自治，农民在各个方面有自主权。当地政府对农村修建祠堂的做法“不闻不问”，这为祠堂的兴建和宗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真空。另外，国家对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契机。田北村三座祠堂的兴建也有这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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