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们借鉴的家族文化,重视家教的王氏
数千年前,孔夫子为后人留下一句至理名言:"学而优则仕。"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士人学习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从政为官,报效国家;而从政以后,又用自己的人仕之道教育后代,要求他们能像自己一样光耀祖宗。这样,便出现两种性质的教育:一是为了能当官,另则为了保住当官的地位。
对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的王姓人来说,教育的第二个性质较前者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是早已获得社会承认的官宦世家。
古代王姓人有二十一望之称,实际上是指王姓有二十一个支派,亦即二十一个著名的官世家。各支的开基祖除极个别以军功起家外,无不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正是由于教育的结果。琅邪王氏的王吉、王祥、王览、太原王氏的王允、王昶等人,当初都是著名士人,后来才转化为达官显贵,各自的家族也因此开基。之后,除利用自己的才能报效国家外,对自己族中的后辈,便是加强做士大夫的培养教育,以保持已经获得的家族地位和名声。
以琅邪王氏为例,自西汉王吉开始,就已成为经学世家。王吉一面致力于政治上的发展,一面又教子学五经,使他终以"经明行修"被举入仕,最后官至御史大夫。王吉父子的成功是一面镜子,同时也是当时社会上每个官僚之家的共有作风。此后,重视家教,便成为传统。
魏晋之时,以王祥兄弟和王昶为代表的王姓人,或以孝悌见称,或以谦实著名,立身行事,处处以儒教为准则,说明他们还是儒家士大夫。同时,三人又都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王昶著诫子书,要求子孙孝、敬、仁、义,其后,王祥临终遗训子孙,要求他们信、德、孝、悌、让,用意与王昶一样,都是教育子孙以儒家思想道德为准则,适应当时以儒学取士的社会形势,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儒教大衰,朝廷以文史取土,社会以学识、风度,言谈举止判断士人优劣。为适应这种新形势,王氏对子孙的教育和要求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著名的王僧虔《诫子书》,便是对子孙教育的经典著作。
他在这篇短文中,首先说王家由于门户已成,子弟靠父祖福禄荫庇,年纪很轻便得到了好的官位和名声,但如果失去荫庇机会,一切就谈不上了。所以,子弟不应存有等待荫庇的侥幸心理,应该自己去努力。况且,一个人的官位高低贵贱,是否受到尊敬,名声是好是坏,是否留传后世,关键不在于门第和仕宦,在于是否有真才实学和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
事实证明,由于王氏历代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使族现了许多博学多才、学富五车、著述等身、博古通今的人才,"努力向学"也成为王氏的重要家风。族中子弟因为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后进入社会参与竞争,无疑比别人具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唐史臣在评价东晋南朝的琅邪王氏时,引用《左传》"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的著名论断,把东晋南朝的立国同琅邪王氏联系起来,并认为琅邪王氏"簪缨不替"同族中子弟"无亏文雅之风"相关,说明王氏累世有公卿,是与它对子弟的教育和培养分不开的。
当然,王家的重教有时也有小小的例外。南朝刘宋时,王敬弘当朝任相,有子孙多人,但"未尝教子孙学问,各随所欲。人或问之,他回答说:子孙是否成器,与学问无关,丹朱受过教育,但成了逆子;宁越目不识丁,依然是忠孝名臣。事实上,王敬弘对待教育的态度是极大的错误,他是把历史上个别人的得失当成了普遍现象。他的后人,因为没有受教育而缺乏竞争力,一两世之后便被官场淘汰。与他们同时的族人则个个英姿勃发,政治贵显一直持续了数百年。这,便是对他不重视教育的有力惩罚。
由于重视教育和累代相传,王氏便有了自己的家学。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成就,便是王氏家学所结的硕果之一 王家的书法,开始于王羲之的父辈。羲之父旷、叔父 、从叔导都是书法名家。尤其是王虞,书法上师承钟繇,长于章楷,西晋时被称为天下楷书第一人。《太平广记》引《尚书故实》说,王羲之的书法就是跟他学的。可见,王羲之后来能成为人所共称的书圣,是有家学渊源的。
东晋时,王羲之及子王献之所创立的书法艺术;代表着王氏书法家学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是整个中华书法艺术巅峰上的奇葩。他们通过书法实践,使书法由注重汉字形体结构之美,上升到表现汉字神韵和作者精神风貌的新阶段。所谓"晋书尚韵",就是指 他们父子的作品而言。后人把王羲之称为"书圣",或者父子并称"二王",尊为书法大师,原因就在这里。
在王家之中,因为王羲之父子名声太大,结果埋没了族中历代书法名人。如王羲之同辈人中,王恬善隶书,王允之长于行书,王洽各种书体无所不精,尤善隶书,王羲之曾说"弟书不比我差";在王献之辈中,王凝之工草隶,王珉善隶书,时人说他"笔力过于子敬(献之字)"。王献之孙辈中,王僧虔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曾孙辈中,王融精通各种书体,世人仿效,家藏纸贵;王僧工草隶,王志善草隶,亦被称为"书圣"。志弟彬善篆隶,与志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
玄孙辈中,王籍工草书,笔势遒放;六世孙辈中,王褒善草书,智永善隶书;八世孙辈中,王绍宗工草隶;十世孙辈中,王 以工书知名·。此外,王璕、王俭、王劭、王荟、王玄之、王徽之、王操之、王昙首、王僧绰、王骞、王规等人,也都是不同时期的书法名家。甚至王羲之妻郗睿儿媳谢道韫,也莫不擅长书法。可谓家有渊源,名家辈出。
因为是书法世家,书法作品也就成为世间的宝贝。到唐代,唐太宗向王羲之族孙王方庆索取王羲之书法作品,方庆一次就进献四十余幅。武后时再次索要,他又将历代祖先共二十八人的书法作品奉上,被编为《宝章集》。这些作品中最负盛名的王羲之《兰亭序帖》,唐太宗在世时没有欣赏够,死后还带人地下去研究。以至后代的研究者,直到今天还对传世的《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争论不休。
王氏家族教育的另一奇葩,是被历代王姓子弟奉为宝典的"王氏青箱学"。
王氏青箱学实际上是王氏历代当官者因研究典章制度,以更好地服务于族中子弟当官入仕而形成的家学。青箱一词,意即书箱或杂物箱,是用来盛放个人重要物品的箱子,其性质犹如后代的保险箱。属名士和帝王将相所有。然而王家青箱之所以中百箱: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染有青色的缘故。
《宋书王准之传》说,准之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这,都是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熟悉朝仪,从此家世相传,还熟悉江左旧事,藏在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这便是王氏青箱学的来源和包含的主要内容。
既然王氏青箱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历朝施政故事的王氏家传学问,因此实际上也是为族中子弟当官服务的学问。当时王家精通此学者,并不仅限于王准之父祖几人,而是包括整个琅邪王氏家族的绝大多数人。
如与王彪之同时的王旬,人称"是近世识古今者",可知他是一位在政治上博通古今的人。稍后的王朔之造《通历》,王韶之撰郊庙歌辞。与王准之同时的王弘,"博练治体,造次必存礼法,后人依仿,谓为王太保家法"。王僧绰"谙悉朝典,究识流品",王僧虔"上表请正音乐"等等。无不有家学渊源,所精通的学问,也都属于青箱学的范畴。
王氏青箱学作为王氏的家传官学,其目的因为是为做官服务,子弟精通后用之于仕途,无不收辉煌效果。纵观王家历史上那些著名政治家和谋臣,无不以精通传官学著称于世。可见在王氏青箱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多么密切的内在联系。
建立在家族教育基础王氏青箱学,其产生的两个重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是帮助了族人在官场中的竞争,并诞生了一批博通古今的政治家;另一则是推出了《仪注》、《晋宋杂记》、《古今丧服集记》、《齐职仪》、《礼杂答问》等官学著作,使"朝廷至今遵用之"。这些著作,无疑也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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