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姓氏文化之姓氏的产生主要有这几种
如“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隐公八年》)。在古代传说中的氏族与部落里,已有姓氏。炎帝生于姜水(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号神农氏,是从事农业的氏族部落。黄帝生于寿丘(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北),长于姬水,故以水名“姬”为姓。黄帝从北方发展起来,到达黄河流域后,有很大发展。“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環、依是也”(《国语·晋语四》)。黄帝孙颛顼的后裔祝融,其子有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姓(《国语·郑语》)。舜、禹和后稷,“初生时……从母所居为姓”(《史记·五帝本纪》索隐)。舜随母"姓姚氏"(同上),后稷随母“姓骀氏”(《吴越春秋》)。由于当时沿袭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母权”制,男子出嫁到女方,父子便不同姓,故尧为陶唐氏,其子丹朱为有扈氏;舜为有虞氏,其子均为商氏;鲧为崇氏,其子禹为涂山氏。
姓氏起源除“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之外,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以图腾为姓。
中国境内各种族和部落,在史前氏族社会时期,都以一种生物或无生物为族群团体的图腾标志。图腾是当时族群团体组织共同的名称(姓氏),不仅是族群的姓氏标志,具有社会制度的内容,而且具有原始的宗教崇拜的内容。人们视为其祖先是从某种生物转化而来的,从而给予某些生物以最大的神秘性,逐渐成为族群崇拜的宗教神。在传说中德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时代,是我国图腾的标本时代。此时的姓氏名称,几乎全部采用生物的名称,如黄帝的先族有蟜氏(《国语·晋语》),黄帝少典之族有熊氏(谯周《古史考》),炎帝先族神龙氏(《帝王世纪》),契之先族有蛾氏(《帝王纪》),夏之先族中蟜氏(《庄子·胠篋》)等等,也都是图腾名称。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口繁衍,原来的图腾族群中便分化出子图腾,子图腾又分化出孙图腾,分化出的图腾不再以母图腾为标志,而以另种物名为其标志,从而便分化为与母图腾不同的姓氏。今日姓氏中的马、牛、羊、李、梅、花、叶、林、山、石、龙等,都是图腾名称的遗留。
(二)以官职为姓。
如王氏:“天子之裔也。所出不一:有姬姓之王,有妫姓之王,有子姓之王,有虏姓之王。若琅邪、太原之王,则曰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郑樵《通志·氏族》)再如符氏:“符,鲁顷公孙公雅,为秦符玺令,因为氏。”(林宝《元和姓纂》)
(三)以国号为姓。
如唐氏:“唐氏出自祁姓。帝尧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县是也……楚灭唐,子孙以国为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再如房氏:“房氏出自祁姓。舜封尧子丹朱于房,朱生陵,以国为氏。”(同上)
(四)以居地为姓。
姓氏的图腾标志后来有的被地名代替,如“有骀氏”转为“陶唐氏”,“牛蟜氏”转为“夏氏”。今东方、西门、南郭等复姓,皆因居地名姓缘故。清光绪元年(1875年),东邻日本国发生一件与姓氏有关的事件,即“明治维新”运动。为了强国富民,日本新政府将人口调查作为国情调查的重要内容,要求每一个国民必须给自己找出一姓。因该国普通人在此之前没有姓,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出现3万多个姓,其中很多以地名、居所等特征为姓,诸如田中、松下、井上、渡边等等。
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对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姓氏作了叙述: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夫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这段话表明,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始初,姓氏与现在的涵义并不相同,即: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氏是贵族标志宗教系统的称号,为姓的分支。姓氏合一后,以地方望族(士族)区分贵贱。
秦、汉以后,姓、氏已无区别,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
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氏族》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顾炎武认为姓与氏混而为一,始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中,这和郑樵所说”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是不同的。姓氏合一,笔者认为当始于秦。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实行户籍申报制度。当时平民百姓没有姓,而申报户籍无姓会被当作散乱游人遭到诛杀,因此,平民百姓都自己起了姓名,使姓氏合而为一了。
战国时期(前476-前222年)史官编撰的《世本》一书,记录自黄帝起迄于春秋时期(前770-前477年)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邑)、作(制作)等,是先秦时期史官记录和保存春秋以前帝王、诸侯姓氏的历史档案,也是中国最早的姓氏著作。该书收录姓氏893个。对此,不少学者提出质疑,有人认为春秋以前的姓并不多,只有妫、姚、姜、瀛、姬、董、防、妘、子、秃、任、风、归、姞、隗、彭、曹、芈、依、漆、偃、姒、曼、斟、酉、熊、允、滕、祁、巳、箴、荀、僖、環、己355姓。顾炎武《日知录》中统计,称见于《春秋》一书的姓只有22个。
西汉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姓氏呈逐渐增多态势:
西汉史游《急就篇》收录姓氏300多个;东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收录姓氏500多个;唐代林宝《元和姓纂》收录姓氏1232个;北宋时编辑的《百家姓》收录姓氏504个;那送郑樵《通志·氏族略》收录姓氏2255个;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收录姓氏3736个;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收录姓氏4657个、陈士元《姓镌》收录单、复姓3625个;近代台湾王素存《中华姓府》收录姓氏7720个;20世纪九十年代袁义达《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姓氏15105个。由于社会发展,既有古姓消失,又有新姓产生,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难以得出准确数。
姓是在变化的。除了由“姓”产生分支“氏”之外,改姓则是姓氏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姓包括帝王赐姓、避讳改姓、避难改姓、贪图势利冒姓等,例如刘邦为西汉开国皇帝后,将跟随自己多年的娄敬赐姓刘,娄敬便成了刘敬;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十一月,王莽将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32人赐为王姓;北周大臣唐瑾,因功被文帝宇文泰赐为宇文姓,不久又改赐其为万纽于氏。所谓避讳,即不得直呼帝王的名字;临文书写时,凡遇到和帝王名字相同的字都要用改字、缺笔等方法进行回避。避讳改姓,如北宋大臣文彦博,其先祖本姓敬,五代后晋时,为避高祖石敬瑭讳,其曾祖父改姓“文”,至后汉时复姓敬,但到北宋,又因避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讳,其祖父再次改为文姓。北宋时期,辽国契丹族拔里氏、乙室氏,回鹘述律氏,奚族石抺氏等,因崇拜西汉开国丞相萧何而称为萧氏;清朝灭亡后,爱新觉罗氏改为肇、依、金氏;佟佳氏改为佟、董姓;叶赫那拉氏改为叶、那、南姓;舒穆禄氏改为徐、舒、郑姓等。
人口的迁徙,直接关系到一个区域姓氏数量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人口的迁徙,主要基于逃避战乱与天灾人祸、移民植垦、因官守土、贸易经商等原因。大规模地逃避战乱而迁往较为安全的地方生活,几乎所有的改朝换代前后都会发生,并非通常例举的东汉、西晋、唐朝末年那么几次。谈到移民,人们通常总会说起“山西洪洞大槐树”、“湖广填四川”和“闯关东”之事。实际上,移民的历史非常早,例如《尚书》里就有商帝“盘庚迁都”记载。迁都,自然就涉及移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汉高祖刘邦迁关东六国之后与豪杰名家10万余人到关中;汉武帝刘彻迁关东72万贫民到西北地区……各种形式的移民,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欲搞清一个地域内的姓氏中,哪些是“土著”,哪些是“客家”,是非常困难的。
2010年,全国排在前二十位的姓氏是: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周吴徐孙,马胡朱郭,何罗高林。人口都超过千万。前三位人口共计272940000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0.48%。
临沂史前时期系“东夷”之地,沧海桑田,本地人与外来者融合由来已久。2014年,全市有1080.95万人,单姓1171个。排在前二十位的姓氏是:王张李刘,孙赵徐陈,杨高朱宋,马吴周郭,杜胡于郑。前三位人口共计2071585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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