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虽然依据非常具体及极为个别的地域环境特点而来，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文化内涵，则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某些共通因素的强大影响力。
首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念。某一地区选出若干种景观，予以宣传和赞美，并不意味着此地只有这几种景观，或者一定就有这么多种景观。八景、十景在数量上与客观现实情形的不一致，其实还是很普遍的，不少人抨击八景中的虚假造作现象，也主要是针对这一点。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看重是不是必定有或者仅仅有八种景观。因为概括和总结八景的人，意在表达对自然、对环境的礼赞；而感觉和体会八景的人，也是要通过这一形式，增加其对环境的一份亲和感。因而，创造或虚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景象，就不但十分合理，而且非常有必要。真正的美景其实就在脚下，正等待人们去发现，去认识。这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说：美就在于发现。人们不应该心驰旁骛、舍近求远，以为胜景必在他乡。民国17年浙江永康《双锦徐氏宗谱》卷一录江凇《双锦八景记》说：“双锦地虽偏小，而天设地造，亦有山水可以娱目。”民国26年《桂阳泗洲寨陈氏续修宗谱》卷三引沈裕渊《题陈氏宗祠八景》云：“杏林归去五花骢，到此居然消尘俗。会须饱玩豁双瞳，景物悠闲扑眉宇。”就表达了人们对当地自然环境的无限热爱与赞美之情，并以此去唤起他人热爱家乡、热爱自然的博爱感情。有时，尽管实际的生活情形及自然环境格外恶劣艰苦，可是八景之推广者仍然认为生活之艰苦与环境之恶劣，并不是环境本身的过错。如果说生长于斯的环境太不起眼、太缺乏美感，那正好是生长在此的人没有发现它、认识它并宣传它，因为“景不自胜，因人而胜”，“山水因人而名”，只有人们积极地发现并热心地宣传，自然山水才会找到被更多的人所认识的途径。这就是罗钟《凤山十景记》所说的“十景之在天地间久矣，幸遇贤士鉴别而归之于诗于记，庶免芜没于草莽。”道光30年《续修旌北黄氏宗谱》卷首《左田八景序》说：“愚溪、盘谷不有柳子厚、李愿居之，岂能垂美名于后世哉。左田为祁门名乡，非曙英出，则景自景，人自人，景非人则名无以显，人非景则心无与娱。”正是有感于此，罗钟说他写十景诗是因为詹氏族内有人命其“咏之以表章其实”、“记之以搜剔其详”；《詹氏合修宗谱》所录詹添锡《浙源察关八景诗·引》说他之所以不避谫陋而谩赋八景诗，就是遵奉了族长以咏歌而记载八景之实的使命；《璜川八景诗》的作者讲他之所以作这组诗，也是秉受了胡氏族人“欲以吾乡之景概，请诗文之品题，俾山川之出色”的请托。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时即使八景的内容总结很勉强，也无须感到愧疚。《种麓齐氏族谱》中的羽申彦槐一方面认为：“大而郡邑小而村落，莫不有八景，两两相比，最为陋习”，但另一方面又说：“诗纵可删，景不可废”，因此还是凑出了十二个景观，并每一景赋诗一首。由于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可贵的亲和性，从而在人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可以歌咏和赞美的景象，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概括出八景来。就家谱所反映的情况而言，不仅人们生活居住之处有八景，一个祠堂，一座坟茔，一所书院，一间凉亭……，凡是和人有关的地方，都蕴涵着丰富的八景资源，都有人与自然亲密交流的融融空间。对比今天越来越城市化、人工化、唯美化、贵族化的景观趋向，我们愈发觉得家谱中八景的乡村化、自然化、朴素性、平民性更值得提倡和赞美。
和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是更具有实用意味的风水观念，而家谱中的八景，则表现了其与传统风水观念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天人合一思想现实化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人的生活起居环境在方位、地形、生态等方面的理想化与科学性，而八景从人们的身边取景，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所以，在八景问题上，也同样反映出风水观念的某些影响来。对于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在广阔大地上为自己寻找一块安全、实用、健康、美观的安身之处，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满意的收获。从家谱的表现看，只要介绍其里居族业，总要说明开山先祖曾经因为战乱、因为行商或者仕宦，看到某地景色秀丽且具有很理想的位置结构，于是择而居焉。这种风水与景观的紧密结合，即预示着某地的八景将同时作为此地的风水宝地而存在。明嘉靖间编修的《莆田浮山东阳陈氏族谱》，在陈氏世代聚居的东阳之地概括出了“淇阳八景”，而此八景又正好位于当地人所认为的风水宝地：“华陂水迤逦人怀，潆绕青龙方位，右去处得东阳桥，一砥沟西奴仆水口，回抱有情，至西漳村，又回缠玄武，会青龙人海，作腰带状；壶山秀拱于前，真文明胜地也。……太宗祠风水尤为稠密，云旧有‘淇阳八景’，前人题咏甚多。”这里所描述的风水情况是否与实际相符，尚需核查，但修谱者将风景与风水宝地联缀一体，无疑就表明了八景与风水原理的一致性。清光绪五年修纂的《衡阳刘氏续修族谱》中也列出了其族人聚居地的“王江八景”，而王江的形势，“东杏岭突起平地，翠屏百尺；西城同枕两溪，蜿蜒耸峙；右侧泸溪之流合于王江”，显然是非常符合风水原理的理想环境。浙江上虞《虞东蒋山夏氏宗谱》卷一夏鉴所撰《村居十二景诗序》云：“蒋山四面屏山障水，真村居之胜地也，数百年风流蔚起，后先辉映，所谓地灵而人杰者，讵不信哉。迄今村炯稠  密，风景霏霏，群山耸翠，诸水扬清，春夏草木际天，秋冬雪月与俱，四时之景不可具状，鉴承先泽，弦诵诗书，暇辄临流登高，感物起兴，爰取村景之尤胜者，不揣谫陋，缀词于谱。”浙江《浦阳陶氏宗谱》之《陶氏凤山图说》云：“凤山之堪重处，在飞鹅王字体格，金星逆势结局，龙虎盘旋，水口关锁，申山寅向，居群山之尊，得四面之拱抱者焉。”明白指出凤山正得风水之灵。而《风山十景记》又日：“浦阳乃婺州之名邑，陶氏乃浦阳之故家，且十景者正陶氏所居之胜地也。”而如“梅塘里居四景”之狮啸东峰、马鞍西峙、砚山拱照、龙隐天池旧，“石峡书院八景”中之“峡水环锁”“龙山列嶂”“狮岸拱屏”恻，则完全是对里居风水的概括。由此可见，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八景都符合风水的原则，但基本能够肯定：多数八景尤其是小范围的八景，同时就是最好的风水宝地。这就使得许多人面对优美宜人的山水景色，都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人杰地灵”这句习语。不过，与我们上文所说的“景因人胜”相对应，这里则更多地强调“人因地杰”，即《凤山十景记》所说的“山川之钟毓，必出俊杰”。《婺北清华胡氏家谱》之《清华八景古县图记》，记其先祖“道经清华，见其地址清溪外抱，形若环璧，群峰叠起，势嶂参天，日住此后世子孙必有兴者。”在历数了胡氏各代名贤后，又总结说：“山水之精英，钟为豪杰之挺出。”“人杰本于地灵”。《边田余氏重修宗谱》的《边田八景赋》描画了边田的秀丽风景后，深情地归结一笔：“此盖烟村之凑景，实关地脉之钟灵。”由风水而进于理想的生活居住环境，再到孕育和培养高尚有为的人格气节，这恐怕是人对于自然所赐福祉的最高赞誉了。对照现代建设中截山断水的短视行为，我们觉得八景所体现的风水观念堪称生态建设的典范。

如果说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盛情礼赞，是中国人深厚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的反映，那么八景在数目上取偶成双的模式，则体现了人们无处不在的对称和谐意识。笔者一直认为，宋迪当初表现潇湘胜景只选八种，除了受道教中原有的“八景”名词以及中国人的数字崇拜意识的影响外，也许就与中国方位概念中的四面八到有关。因为以某一地点为中心或把某一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从八个方面描述周围的景观，正可以比较全面又非常对称地说明其地理环境。我没有亲自到过潇湘之地，不知一般所说“潇湘八景”是否能代表其四面八方的景观，但从其字面上，则至少可以看出各个景观的对称情形，如“潇湘夜雨”与“江天暮雪”，“山市晴岚”与“渔村落照”，“远浦帆归”与“平沙雁落”，从时间、地点、形态，都可以构成一种对称或对比。而在见于家谱的八景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对称和对比情形。请看下面的例子：安徽旌德“隐龙八景”之“新塘夜月”与“石屋朝云”，“暮园秋色”与“腊圃春香”，“北山金诰”与“玉印”，“义井醴泉”与“屏峰锦嶂”；浙江浦江“柳庄十景”之“凤山朝彩”与“鱼沼夕清”，“东坞烟竹”与“西园雨疏”，“瓦垅耕云”与“石溪钓月”，“花台春陟”与“莲塘夏吟”，“黄岗观菊”与“青阜抚松”；浙江慈溪“西里八景”之“午峰岚带”与“支峤瀑布”，“泰坛社会”与“蓝墅樵归”，“凤岫朝霞”与“龙岩夕照”，“圣湾潮怪”与“郭渡渔夥”川；浙江遂安“西洲八景”之“青峰拾翠”与“梅岭探花”，“鹤山笙歌”与“龟岫奇文”，“虎石嘶风”与“鳌泉羡月”，“古洞蒸云”与“仙座栖霞”；江苏毗陵“古隍八景”之“白溪下钓”与“丰畲课耕”，“虎耳歌樵”与“画眉牧笛”，“前塘水月”与“南冈松云”，“新庵禅关”与“下兰丹室”L1列；“增补师桥十景”之“官壤晓行”与“西河夜泊”，“长塘捍海”与“楼井涌泉”，“龙山细雨”与“鹤峰积雪”，“歧峡藏鱼”与“泽谷闻莺”，“凰山春红”与“凤林晚翠”；“大沙八景”之“莲峰夕照”与“火夹朝晖”，“翠潭钓月”与“密石屯云”，“牛岭晓风”与“虎形积雨”，“墩上献曝”与“庙角观渔”¨；“谭庄八景”之“九桥春色”与“三巷书声”，“东皋牧唱”与“西浦渔歌”，“北溪帆影”与“南陌行人”，“荻洲夜月”与“古刹钟声”；“芮氏先茔八景”之“东皋宰木”与“南浦飞云”，“西城夜月”与“北山积雪”；“上陀八景”之“门首渔洲”与“石上龙潭”，“前朝水碓”与“先陇金盘”，“神堆修竹”与“社里乔枫”，“月峰仙笛”与“勋塘神钟”。
这些组合景观，它们彼此间或者在时间上，或者在地点上，或者在方位上，或者在形态上，都能建立起非常明显的对应与对称关系。而这种对应与对称，充分表现了中国人追求完美、追求和谐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则反映了上下俯仰、八方顾瞻的思维模式和宇宙概念。对称与和谐的意识，曾经影响了骈文与律诗的形成，在八景问题上，也同样表现出中华传统思想的巨大作用力。但与对称影响骈文与律诗的情形不同，八景中的对称不是死板的规则和工整，而是在整体的和谐中流动着鲜灵的生命意绪。其实，八景这个概念从道教用于表示最佳受仙时间与氛围之时起，它就已经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在八景系列中，尽管还有四景、六景、十景、十二景、二十景、三十二景等变化的形式，但都没有跳出偶数的模式，只有极其个别的出现奇数景观，如光绪33年《堠山钱氏宗谱》就只有“西园五景”。所以说，八景从景观数量的组成到每一个景观的确定，都是在一种和谐整体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完成的。这也就正可以回答为什么其中的某些景观十分勉强甚至完全出于附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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