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波仑寺原地名为月宫山。元末时期，月宫山下始有“月宫山派”周氏人家，始祖发源于楚地麻城。系元末兵变，周重文携家迁徙入蜀，定居于月宫山下，开荒耕地，置业于安居古镇，遂为发达。此间，月宫山已有古刹波仑寺，始建于公元618年(唐初武德年间).，但规模不大，只有观音殿，并遭兵焚，已是荒芜。重文公来居此邦，“悯其颓而思有以新之”，于是披荆斩棘，鸠工庀材，施以丹青，并扩大其规模，增修了大悲殿（大雄宝殿），让古刹波仑重放异彩。波仑寺从此为古邑八景之一。

    周重文妻夏氏妙音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在寺庙中诵经礼佛，又顷囊以济乡中贫困者，几十年如一日，为世人称颂。周重文和夏妙音去世后，安葬于月宫山之右岗。在明万历四十一年，波仑寺僧侣因重文公好善乐施，培植殿宇功绩甚多，特在大悲殿西侧增建了一座周公周母庙，塑有周公周母二老真像，后有周氏五世周贞（字五云）所撰“附施波仑寺田土碑记”，记下了周公重文和周母夏氏妙音的事迹。（注1）

    斗转星移，月宫山派周氏家族发展迅速，人丁兴旺，至明朝隆庆年间已发展至十二代，族人丁口已过千余，在1569年（隆庆三年已己年）中秋的一次祭祀重文公的仪式上，参与祭拜的子孙就达五百余众。（注2）然而，由于明末时期社会时局，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灾难也悄悄的向着千年古镇安居袭来。

    一日，月宫山派三世周南（字长孺，天启年举人）的夫人在家中遗失了一枚金箍子（戒指），管家怀疑是丫环偷去，准备次日要拿家法向丫环问罪。晚间，周南梦见大悲殿的佛祖现身吿知，这金箍子非丫环所盗，金箍子就在家中饲养的鹅群中最大那只鹅的腹中，同时还吿诉周南要尽快藏好房契和地契，携家逃离蜀地避难，蜀中将有血光之灾。南公清晨醒来，虽感疑惑，仍命管家将大鹅杀后解剖查看，果见金箍子在其鹅腹中。原来，是夫人在府中屋檐边洗脸时不小心把金箍子掉在盆里了，一群鹅儿来喝水的时候被这只鹅吞在肚里了。（注3）南公且惊诧不已，相信真是佛祖在投梦显灵，便将田产地契全部装于两面铜锣之中，用蜡封上后藏于安居白羊场的一块大田之中，然后率家人悄悄逃往贵州在次子周师皋处避难。这次跟随南公逃亡的有儿子师尹、师文、师濂、师召及侄儿以政。（注4）南公把贵州作为避难地，主要是因他的次子师皋（崇祯进士）正在贵州开州任知州。

    不知是否属巧合还真是佛主显灵，不久，果然发生了张献忠川人的甲申历史事件。1645年（清顺治二年），张献忠分兵攻陷安居，（注5）安居人在战乱中大都惨遭，留在安居的其他周姓家族也无一幸存。在明末清初，四川年年血雨腥风，战乱不断，巴蜀已经变成了“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鬼哭于天阴，灼磷火于半夜……鬼哭神嚎不寒而栗”的地方。然而，在外避难的南公却在崇贞元年任广西宜山知县，广西左江兵备道，后为左江道诰授中宪大夫；次子师皋也升为思南府监军道按察司副使，诰授中宪大夫；后来，师皋之子贡生周贞（字继飞）也升为思南府监军道，后为明誥授中宪大夫。

    1644年间，明王朝统治彻底崩溃，中国沦入了满清统治，南公又携家避乱到了贵州婺川县定居。这时，安居月宫山派周氏家族由南公一线之延，已经在黔地繁衍发展为六支。1646（顺治三年），张献忠被大顺军的豪格。乱世渐渐平息，随后中国进入了康乾盛世的历史。南公思乡归蜀，卸璎归田，他又回籍到了生养之地古镇安居月宫山下。（注6）

     此时，月宫山耕地大都荒芜，波仑寺建筑再遭兵毁，僧人四处流离，风景不再，山川顿非，周家过去的良田也被早期入蜀的“湖广移民”占耕。南公向康熙国朝示以铜锣大田所藏地契，康熙国朝依法恩准这些地契中的田土复归于“土人”南公，周家很快就恢复生息。随后，南公又扩斋堂，培正殿，重新修复了波仑古刹，僧人复归，让“波仑捧月”再现辉煌，遂号为巴蜀名胜。

    南公时已年迈，弥留之际，他深感人世沧桑，国土脆危，命运多厄，生灭变异，世间无常，安居古镇土人大都在“甲申事件”之后遭到不幸，几近灭绝，唯有月宫山派家族一线还能这样生生不息，兴旺发达，他感叹不已，觉得这都是因为世家从始祖重文公到自己的儿孙皆能前赴后继，厚德载物，“努力向善上进”，践行佛道，以慈悲之心修得睿智的结果。于是，南公拜祖礼佛，慨然泪下，叹曰；“安得有力者，震而兴之，未几？”他顿起悲心，发出大愿，要让波仑寺世世代代都能为民造福存在下去，他要以更加真实不虚的行动来厚感佛恩。五世孙周贞深领南公心愿，即向波仑寺主持朝音禅师请教。这朝音禅师为童年披剃是传漕溪正脉，时值朝音禅师也正念自己春秋愈高，法徒益进，欲为后嗣僧徒谋计，向周贞道： “寺之毁而复兴，僧也；僧之聚而不散，有所以留者也，经常往无几，募化扉由，众檀越独无情乎？能舍田数亩，亦给孤遗意也。”（注7）南公闻后，让周贞即刻请来族内众叔侄和胞兄共谋波仑寺在乱世中也能长久不衰之计。族人皆为朝音禅师的见解和南公、周贞的德行所折服，当即议定，将始祖墓前田土一段，上尽沟头，下至方田大坵，大约六十石谷的田土，以及邻近波仑寺庙的所有林地，全部捐给波仑寺作为寺庙田产，以供波仑寺僧人的生活和佛事之用。随即由周贞代表整个家族执笔起草立约许愿“当亿万万斯年而不替矣”。

    当然，月宫山家族把波仑寺周围的田产作寺庙田产，这样做的确是一种大智慧，这也确保了月宫山下的始祖重文公的坟茔在乱世中不受践踏，使月宫山周氏家族风水不被破坏。(注8)他们共同期待从此能 “僧之聚而不散”，波仑寺庙香火不断，期待安居古镇人心如镜，邑城中气象万千。直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周贞在寺庙前立下《波仑寺田土碑记》的时候，家族中还有后裔在继续给波仑寺捐献田土。可见这样的善心在周氏家族内深得人心。在乾隆年间，安居白羊铜锣大田所藏地契的田土已全部复归土人南公，在黔避难的周氏六支后裔都相继全部回籍安居或铜梁地区定居。周氏家族在安居古镇自然成了最大的望族，人才辈出，家道愈来愈显赫。此后，世道虽又经历乱像，江山社稷时有变迁，但古煞波仑寺仍然长久香火不断，信佛求福者接踵而至，四方名流雅士也竞相来访，成为了川东地区的名寺，直到20世纪60年代，皆无异相。

    南公生于1598（万历18年），卒于1667年（康熙丁末年闰月28日己时），享年七十八寿。南公夫妇三人卜葬于安居城大南门外梧桐沟梧桐岗上。周贞生于1647（顺治4年），于1720年（康熙59年庚子5月28己时）卒，享七十三寿，葬于周家沟大屋基乙山辛向。

    在安居古镇，至今还流传着多种版本的波仑寺与周氏家族渊源关系的白羊场“铜锣大田”和“本地周”的民间传奇故事，纂修于光绪十年的《安居乡周氏宗谱》则更加详细的记载了安居周氏月宫山派与波仑寺的这些故事。

 （附） 《安居乡周氏宗谱》之考证

     本文历史资料主要参考光绪十年由月宫山派周氏十六世孙周肇模纂修的《安居乡周氏宗谱》（共八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尽管安居月宫山派周家可以算着是巴蜀“土著”，但由于明末清初时期社会，月宫山周氏也出现了早期家谱失传，后代无从详尽考证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始祖周重文至一世祖之间存在着从元末至明末近达300年的大跨度断代记叙上，在周南以下一二字派（即周贞一代）尚有条理，以后各房又开始各自更名，所以，在道光时期十六世孙周肇模重新编修《安居乡周氏宗谱》的时候已经有出现了世系断代的情况。这是许多入川的湖广移民在康乾之后创编家谱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因此，周肇模在光绪年间纂修这部《安居乡周氏宗谱》时，也只得用跨代新创世系的方式来完成月宫山派周氏的记谱，这正如第二部“世系图引”中写道：“故由宗试公上至重文公为前世系，图如左试公以下世系图即接于后”。即又从九世开始接续新的世系。可以看出，这部《安居乡周氏宗谱》，一方面采用以元末周重文为始祖，实际上又是以康熙年间回籍安居的周南为新的世系“轴心”，即以周南的祖父周宗试为一世，周南之父周良辰为二世，周南为三世，周师皋为四世，周贞为五世……再从九世到当代为止。这部宗谱对月宫山派周氏家族内部的意义，还在于整合了在周贞之后分枝另起炉灶的周以政（即重文公的侄子）一脉，以及其他自发分宗的月宫山周氏人家。所以，这部谱牒整合出来的在世家族成员当时又达千余计，蔚为壮观。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这部谱牒的资料在个别事件和人物时间描述中也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现象，譬如墓碑记载南公的生卒年是：明代万历庚寅年丁亥日生，康熙丁末润月二十八己时卒（即1590年至1667年），但在《开州周公祠》碑记篇幅里记载南公回籍返蜀的时间则为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这就出现了卒年还早于返蜀年的显然不合理的记载。不过，这可能是由于时代久远，为当时开州周公祠撰写祠堂碑文者所误，而《安居乡周氏宗谱》编纂时只做实录。

    这部《安居乡周氏宗谱》总体上编撰得还是实事求是，资料详尽，真实可信的。仅以嘉庆年间的周氏族人议定的《宗祠辩》为证：“……祖重文公则世系断不足传信，祖长孺公则支分又涉于私，以宗试公为始祖，上不忘祖，下不遗孙，于理不悖，于法两得，权不失经……”这是一种十分严谨的史学态度，值得充分肯定。总之，这部家谱不失为一部研究千年古镇安居的文化、社会和家族历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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