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20年，即朱熹逝世的20年后，朱熹的玄孙朱潜高登科第，授官翰林学士，授衔登仕郎，曾任浙江乌程县县令。朱潜上任为期不久，便由乌程县迁居杭州。 宋宁宗末年，南宋国力衰竭，金兵又屡屡南侵，朝廷权臣多持和议，甚至力主投降。朱潜秉承乃祖遗志，为主战派爱国者。面对如此朝政，不觉痛心疾首，又恨官卑言微，无力可挽狂澜。他便如前朝仕宦“达则兼济天下，否则独善其身”，乃于公元1224年携带家眷子女泛海出洋，定居于高丽之全罗道锦城（今韩国新安），为安全起见，朱潜与其子女隐姓埋名，成为韩国朱姓之开基祖。朱熹韩国后人至今已发展为当地大族，人口多达15万。 朱熹后人虽然移居韩国，但他们代代继承其祖先儒学家风及爱国主义传统，还成立了韩国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近几年来，常有朱氏后人来福建建阳考亭故里寻根访祖，加强两地宗亲情谊。

朱熹后裔在韩国人口多达十五万 ，中国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其子孙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西、江苏、广西、甘肃以及海外的新加坡和韩国，至今已传衍了30多代，成为人口数百万的朱氏大家族。

在韩国和日本，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又折射出中、韩、日之间文化传承的微妙关系。这个现象就是中文的运用。在韩国，无论是大街上的广告还是博物馆的展品中，汉字比比皆是，而报刊中汉字出现率的则很少。不过，韩国使用的这些汉字多是古汉语，其形与意几乎和中国汉字没有太多的差异。在日本，报刊上的“汉字”很多，仔细端详，多是汉字的“形”，并非汉字的“意”，发音则差异更大了。只从“形”来判断“意”，往往会闹出笑话。人们发现日本汉字也有不少和中国的汉字一样，但多表现在“简化字”上，这是因为当年中国做汉字简化时借用了不少日本汉字。更有意思还在于两国人姓氏中汉字的运用。韩国人的姓氏和中国差不多，只是有些姓氏更加集中，例如金、朴、李等，也可以说，绝大多数韩国人的姓都可以从中国人的姓氏中找到，其溯源还可以从中国某一地区或历史时期发现。但是，日本人的姓氏则不然，日本人的姓氏几乎很少从中国的《百家姓》中找到，而且，即使是中国的移民也大都把自己的姓名“日本化了”。于是，与之相应的是，韩国人的姓氏往往在一个地区相对集中，而在某一姓氏集中的地域又会出现另外一个现象，即在这个地域中，又会出现与中国某一地域中完全相同的地名，这彰显了一种移民思乡的印记，成为中韩两国人民同宗同族的渊源佐证。然而，这一点在日本则颇为罕见，尽管日本有些地名也和中国的地名完全相同，但只是相同而已，难以发现像韩国那样的的痕迹。

韩国的全罗南道就是这样一个例证，这可以从朱姓说起。

韩国全罗南道绫州的朱子庙的朱熹雕像

朱姓在中国是大姓，在《百家姓》中排位17。现在，中国的朱姓人口超过千万，属于第13大姓，朱姓已遍及中国大江南北，南方朱氏多于北方。更让朱姓家族感到自豪的是，朱氏在中国历史上曾建立过两国王朝，其一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帝国，另一个是朱温创建的后梁。在中国的宋代还出现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朱熹，被誉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最为后人推崇的是伟大的理学家，留下了诸多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他1200年仙逝之后，其后人从其老家江西婺源陆续向外迁徙，至今已繁衍几十代，遍及海内外，而其玄孙朱潜（1194-1260）曾为宋代翰林学士，因与朝廷政见不一，1224年携家带口跨海东进，定居高丽（现在韩国）全罗道之锦城，成为韩国朱姓之始祖，几百年以来，朱子后裔在韩繁衍，多达15万之众，这些后代仍恪守祖训，持“好学力行，重仁义，尚气节”之家风，在韩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尊称朱潜所居之地为“仁父里”、“君子里”、“朱子川”。并在全罗北道出现了“武夷山”、“武夷岩”、“玉笋峰”、“白鹿洞”、“考亭”等与朱熹在中国故乡周围完全相同的地名。早在19世纪末，经韩国高宗皇帝恩准，编纂出版了全国统一的《新安朱氏世谱》，1973年韩国各宗亲组织统一组建了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中韩建交之后的1990年，朱氏中央宗亲会会长率团首次访问了朱熹故里武夷山，从此拉开了韩国朱氏后裔与中国朱氏家族与故里的联系的大幕，近年来活动越来越频繁。

韩国朱氏家族把原来的朱子庙从罗州迁到朱潜去世的绫州，修建新的规模更加宏大的朱子庙（与其说是“庙”，不如说是“祠”）。虽然这座庙尚未完全建完，但现在每年5月5日在那里按照《朱子家礼》举办祭礼活动，十分隆重。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对朱子庙做出了整体修建规划，根据规划，整个朱子庙将在2018年全部竣工。本人这次在全罗南道时，绫州旅游部门的官员专门安排我参观了朱子庙现场，朱潜墓是从外地迁入，朱子的雕塑已安置，一座朱子庙的建筑已完成，正在绘制外墙的壁画。整个朱子庙坐落在在半山坡上，居高临下，风景优美。

这座新朱子庙的建造定会进一步促进中韩两国朱氏家族的交往，同样，也将成为中国人了解中韩两国世代交往与文化传承历史的见证，同样，它将进一步见证中韩两国人民时代睦邻友好的发展，成为一个中韩两国旅游者集聚的旅游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