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高头大马前呼后拥游京城，这是古代读书人最向往的最高荣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旦成为科举考试上的佼佼者，此后必定平步青云，前途无量。

“状元”一词，是中国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为炫耀的一个。它最早出现在汉代，“状元之目，始在辟召。”（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辟召是汉代举荐人才的一种方式，这时的状元仅仅表示状中有名，取得荐举之意，每个被辟召的人都能以状元相称。而真正以状元称呼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名列前茅的新科进士，则是唐代才出现的事情。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状元榜眼探花》条云：“按状元之名，唐已有之。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这是唐代的科举制度，凡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必须投状，主考官录取名单呈上朝廷亦须奏状，因此而称居首者为状元。

据有关科举历史考证资料，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到太平天国为止，1000多年间，在史籍中留有名号的状元约有700多人，而能够收集到的有姓名可考、事迹可寻的的中国历代状元也只有632个。其中，韦氏状元仅有3人，而都集中在唐代，即韦瓘（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进士科状元）、韦谌（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进士科状元）和韦筹（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进士科状元）。

也许有宗亲对韦氏在632个状元中仅仅有3个的状况不以为然，似乎认为不足挂齿。然而，千万不要如此不屑一顾，因为在数以千计的中国姓氏中，能够产生状元的姓氏也只有90个，实在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在中国各姓氏历代状元人数排序中（共90位），而韦氏就排在39位。这应该是值得我们韦氏子孙引以为豪的！

为什么韦氏状元都集中在唐代，而不是分布在其他朝代？窃以为，这是与唐代是韦氏家族鼎盛时期密切相关的。当然，其中个人的努力才是关键因素。从韦氏仨状元的家庭出身背景来考察，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他们分别代表着三种出身的状元：韦瓘属于第一类，高级官吏家庭出身的状元（这类人的祖父、父亲和兄长中有任职四品<</SPAN>含四品>以上的）；韦谌属于第二类，一般官吏家庭出身的状元（祖父、父亲和兄长中任职五品<</SPAN>含五品>以下、九品以上的）；韦筹属于第三类，寒素家庭出身的状元（祖父、父亲和兄长均未仕<</SPAN>含未见历史记载入仕>的）。

韦瓘（789－850？年），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始进京参加进士试，其时19岁。元和四年（809年）进士科状元，榜下授左拾遗。这一年进士20人，可考者有韦瓘、鲍溶、郭承嘏、杨汝士、卢商、赵蕃、卢钧、李行修、范传质、陈至、张徹、王陟12人。考官为户部侍郎张弘靖。试题是《荐水诗》等。

韦瓘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字茂弘，出龙门公房，父韦正卿，大历二年（767年）与夏卿同登茂才异等科。兄韦珩，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进士，曾官京兆府美原县令、江州刺史等职。伯父韦夏卿，历任京兆尹、太子宾客、东都留守等职。《新唐书》卷一六二《韦夏卿传》云：“韦夏卿，字云客，京兆万年人。少邃于学，善文辞，大历中与弟正卿同举贤良方正，皆策高第。”“正卿子瓘，字茂弘，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请无间也。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会昌末，累迁楚州刺史，终桂管观察使。”

韦瓘虽然出身于高级官吏家庭，却没有纨绔子弟之恶习，而是勤奋好学，努力上进。这样的贵族家庭也为他营造和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其伯父韦夏卿特别喜欢与有名的文人相处，据《旧唐书·韦夏卿传》云：“夏卿有风韵，善谈宴”，“其所与游辟之宾佐，皆一时名士。”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著名文士都是他的文友。刘禹锡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之时，正是韦夏卿担任京兆尹期间。刘禹锡一到任就为其撰写表、状，可见韦夏卿对刘禹锡的文才非常赏识。其中最著名的有《为京兆韦尹贺元日祥雪表》，就是因为贞元十八年“春正月戊午朔，大雨雪”而写的。

韦夏卿“深于懦术，所至招礼通经之士。时处士窦群寓于（晋陵）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旧唐书》卷一六五《韦夏卿传》）。在他任京兆尹等职期间，大学博士施士匄公开讲授《诗经》。在京的士大夫前去听讲的人很多，刘禹锡与柳宗元、韩泰都去听过。当时，柳宗元任京兆府蓝田县县尉；韩泰与刘禹锡有亲戚关系，亦仕于京。刘禹锡曾与韦绚谈起过他们一同去听施士匄讲《毛诗》的情形。《唐语林》记载，“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匄听《毛诗》”，刘禹锡到晚年还记得施士匄纠正了毛注的某些失误。韩愈《施先生墓铭》云：“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伯父韦夏卿广交文人雅士，倡导学术交流，这对于韦瓘的学习与成长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的，年一十九岁就高中状元，是与这样的家庭和学习氛围是密不可分的。可以想见，在聆听大学博士施士匄等大家讲座中的文人雅士，座中应有韦瓘。

关于韦瓘高中状元，历史上还有这样的逸闻趣事。《唐宋科场异闻录》卷一引《续定命录》：“太原王陟，贞元初应进士举，时京师有善筮者，号垣下生。陟从筮焉。卦成，久不言，又大嗟异，谓陟曰：‘据此，郎君后二十三年及第，是岁状头后两年而生，郎君待此人同年及第。某故讶之。’后及第，谒主司，各通姓名。韦瓘直立，陟忽忆垣下生言，问之，韦答曰：‘某一十九岁。’陟遽谓曰：‘先辈贞元四年生，所隐祗二年，何不诫若是？’乃取垣下生所记示众，众大惊，瓘由此以实告。”虽然这是迷信之说，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韦瓘高中状元的故事在民间还是影响深远的。

自古以来，韦瓘被牵进一桩“传奇公案”而经常被人提及，即说他是李德裕的门人，在托名牛僧孺所撰的《周秦行纪》中夹有“犯上”之语以诬陷之。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等有关述说都认为“李德裕与牛僧孺有不解之仇，教门客韦瓘作此记诬着他。只说是他自己做的，中怀不臣之心，妄言污蔑妃后，要坐他族灭之罪”。就连鲁迅也相信这种说法，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称：“牛僧孺在朝，与李德裕各立门户，为党争，以其好作小说，李之门客韦瓘遂托僧孺名撰《周秦行纪》以诬之。”至今，不少工具书及介绍唐传奇或唐代状元的论文与著作等在介绍韦瓘时，一般都是沿袭这种说法。

据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考证，这种说法毫无史实依据，是极其错误的。

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8页注28中在引用上述《新唐书》的内容后有长按语曰： 

    韦瓘《浯溪题名》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州，闻改此官。”《容斋随笔·八》评《新传》云：“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余按大和七年二月德裕始入相，同年六月宗闵方罢相，瓘固可因宗闵而去，《新传》谓贬在德裕罢相后，许有错误。洪迈之意，无非坐实瓘为德裕党，固有此疑；然德裕柄国五年余，瓘未内召，位不过刺史，擢桂管反在德裕之后，改分司只因马植报复旧恨（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瓘与德裕之关系，从可知矣。瓘以元和四年状头及第，榜下除左拾遗（同前《风土记》及《唐才子传·六》），行辈还在德裕先，《读书后志·二》竟谓瓘“李德裕门人，以此（《周秦行纪》——原注）诬牛僧孺”，所谓拾人牙慧不加深考者。

刘开荣既引证《全唐文》六九五《浯溪记》之一节，反作出瓘为明州长史“比在会昌四年十一月以前李宗闵还未败的时候”（《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五二页——原注）之无关痛痒的猜测，凡读书不细看全文者，往往发此弊。《唐宋传奇集》将《桂林风土记》之韦瓘与《新书》一六二之韦瓘分作两人（三一三——四页，原注）实一时失察，《新书·韦瓘传》末明言其官终桂管观察，因与《桂林风土记》所叙无异。

其次，《传奇集》及《唐代小说研究》均不信《周秦行纪》为牛作（均同前引——原注），自有其片面理由，然另一方面《周秦行纪》之作者，亦并非毫无疑问；一般外集所叙，往往渗入伪作，是常见之事。此论收入《李卫公外集》卷四，犹可疑者。论云：“须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按自武德元（618）至大中十一（857）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人多为牛辩，对德裕事迹却未细加审察，固难免乎一偏之见也。

由此可见，所谓韦瓘与李德裕有特别的关系，并随李的而被贬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相反李德裕掌权时，韦一直被贬；李一，韦便得意升迁；韦为李德裕门人的说法尤其错误，因为韦瓘不仅比李德裕出仕早7年，而且职位也较高，韦为李德裕门人之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治唐人小说者所谓韦伪托牛僧孺作《周秦纪行》之事，更不靠谱。

韦瓘喜作诗，常有吟咏。以文学知名，后世亦视为文学家，可惜作品多佚，仅《全唐诗》录存其诗一首（即《留题桂州碧浔亭》：“半年领郡固无劳，一日为心素所操。轮奂未成绳墨在，规模已壮闶闳高。理人虽切才常短，薄宦都缘命不遭。从此归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风涛。”），《全唐诗续拾》补收其诗两句，《全唐文》卷六九五录存其文《浯溪题壁记》等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