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文地理”的开篇，分别由自然地理篇、古史地理篇、蜀人治水篇、政治地理篇、文化地理篇五篇文章构成。它们以蜀地天府的自然地理要素作为开端，从纵向的历史进程与横向的不同文化侧面，逐渐演绎出蜀文化的深厚而丰富内涵。其中包括古蜀文明从神话传说到现实人间的演进过程；蜀人代代治水以缔造天府之国的艰难历史；游弋于中原政治主流之外的蜀地政权逸史；蜀地为滋养和保存华夏文化根脉所作出的贡献，等等。这些篇章以人文地理的视角整体统摄，全方位和多层次地展示了蜀文化的来龙去脉，对当代蜀人亦不乏有益的启迪作用。 人文成都之古史地理篇 古蜀之地的第一缕文明曙光，千百年来，一直被淹没在中原正史那堂皇而雍容的铁幕之中，难以穿透。然而，那一个又一个晦黯荒谲的上古传说，却仿佛是一丝丝游离于正史之外的线索，给那本来就扑朔迷离的历史大幕，增添了无数神秘而空幻的身影。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出生于古蜀文明腹心地带的西汉大儒扬雄，才在《蜀王本纪》中下了这样的断言：“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而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吟出的充满悬念的诗句：“蚕丛或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想来也是受到了扬雄这番断言的影响吧。

那么，信史之前那半人半神的洪荒世界，是怎样被古蜀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照亮的呢？ 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大发现中，“巴蜀图语”的大量涌现首先将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断言推翻，使古蜀王国的文明程度一下子超出了前人的想像；紧接着，川西平原上风起云涌的古代遗址大发现，包括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和紫竹遗址等六大古城遗址，让世人的眼光再次聚集到这块当今“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丰饶平原；而璀灿夺目、耀古腾今的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更将古蜀文明超绝尘寰的瑰丽光芒展现在世人面前，把古蜀文明牢牢地定位于“长江流域文明之源”的标高之上。它们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止是黄河流域一处，在广大而深邃的长江流域，同样孕育着高度发达的中华古代文明。 历史的真实终于被当代人还原。川西八大古城遗址与三星堆、金沙遗址一起，构成了夏、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主体。它们一经出现于世，便成为古蜀文明光芒四射的华丽开端。湮没了数千年的古蜀文明的曙光，终于从荒涎不羁的神话传说回到了大地人间。 记得2001年3月，笔者辞去曾经工作了10年的川北某国营单位，只身来到成都。当时寄居在金沙村附近的西南财大校园内。一个月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成都各大媒体上传来：成都西郊金沙村发现大型古蜀文化遗址，其出土文物的规格与遗址规模堪与广汉三星堆媲美！ 这一消息令当时还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笔者感到莫名的激动，没想到自己刚刚踏上的这片土地，竟然埋藏着如此重大的古蜀文化秘密！

2002年春天，颇有学者功底和气质的成都作家肖平，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在这本书里，他把最新发现的金沙遗址与举世闻名的三星堆并称为“古蜀文化中两个相互对峙的山峰”，并且将成都平原上发现的一系列重要遗址与墓葬，包括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商业街蜀王墓、西周羊子山土台、十二桥建筑遗址等连成一片，生动地勾划出了一幅古蜀文明鼎盛时期的全貌图。而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他把最新的考古发现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结合，将蜀人的先祖追溯至轩辕黄帝，然后进一步梳理出古蜀文明从岷江上游的川西高原一步步进入成都平原的过程。 2003年，笔者第一次沿岷江上溯至阿坝松潘地区进行采访，那时，岷江上游的营盘山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掘，正接近尾声。这片大约形成于5000年前的古人类遗址，其细致而清晰的功能分区、发达的原始宗教和生产生活技术，使它与成都平原上的宝墩、三星堆、金沙等大型古蜀文明遗迹形成了源流上的呼应。更进一步地证实了古史所载蜀人最早“居岷山石室”的可靠性。 而作为一个蜀人，突然意识到古蜀文明与自己卑微的生命发生关系，并且在个体灵魂中苏醒的那个瞬间，是2006年一个春天的早晨。 那是我与另一位朋友站在郫县“望丛祠”古柏森森的墓园旁。我知道那个土堆里面，除了人们寄托的缅怀以外，并没有真正的望、丛二帝的遗骸。当时，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一抬头，只见几只苍鹭忽然从树梢间惊飞，仿佛真的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从墓园深处升起，随着这些灰色的羽毛一缕缕飘入空中。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此时的感受：“就在这个上午，就在这个瞬间，绵延了三、四千年的古蜀历史，像履行了它冥冥之中的定数，不仅在我们的心间扎下根来，而且空气一样遍满我们的躯体，与我们沉重的呼吸同在。” 变迁 依河而兴的成都古代文明 从川西北高原到盆地东南，整个古蜀的地理形貌呈现出一系列“岭列东西、河贯南北”的特征。川西北高原的气候恶劣，生存环境严峻，除了以原始部落形态散居在高山深壑间的零散族群之外，很难向大规模的农耕社会和城市文明迈进。当海拔高度次第下降，逐渐接近成都平原之时，河谷地带渐趋开阔，形成肥沃宽阔的冲积平原，且气候温暖适中，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尤其是古地理和气候资料显示，距今8000年以来，四川盆地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为本地区早期农业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可以这么说，在成都平原上形成早期的农耕社会和城市文明中心，已是西蜀大地不可避免的命运。 古蜀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从成都平原上一个叫宝墩村的地方开始的。宝墩文化距今已有4500年左右，其遗址位于成都西南新津县的龙马乡。新津历来为成都西南连接眉嘉（今眉山、乐山）的水路要津，处于岷江冲出松茂峡谷，经都江堰分流后的巨大扇形流域的核心地带。其境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金马河、南河、西河等岷江支流交汇于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所写的“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二句中，“五津”就是指新津县的五津渡。 经发掘的宝墩遗址城墙周长达3200米、宽处约25米、高处约5米以上，面积达60万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城邑，即使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各个方国，也极少有这样的规模。宝墩龙马古城遗址的发现，使岷江冲积扇区域先后发现的温江鱼凫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和紫竹遗址等古城遗址连成一片。学者段渝先生指出，宝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典型的酋邦组织。由成都平原几大古城遗址所共同形成的古城群，则是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它预示着古蜀大地第一缕文明的曙光即将到来。 由宝墩文化所代表的古蜀酋邦社会，进而演变到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古蜀城市文明，不仅经历了数百年时间的漫长洗礼，也经过了空间地理位置上的移动变迁。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它的发源地是岷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即是史载古蜀鱼凫王狩猎的“湔山”。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学者多数认为是鱼凫王所缔造的古蜀王国的都城。经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古蜀文明从宝墩文化遗址所在的岷江流域，逐渐迁移到三星堆遗址所在的沱江流域，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地理环境对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制约。从人文地理的角度上考察，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以前的成都平原，常年饱受岷江之水的祸患，正如史书所载，“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古蜀先民靠水而居，既受惠于岷江之水的哺育灌溉，又对大灾之年汪洋肆意的岷江洪水深怀恐惧。而三星堆遗址所在的成都平原北部，地势要高出宝墩遗址许多，再加之沱江上游的水势平稳，水量也远远不及岷江浩大，因此在这里形成稳定的古蜀国中心城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三星堆文明消亡的时间，大体上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所代表的另一轮古蜀文明的兴起时间正好吻合。有学者推断，从三星堆文明到金沙遗址的这一古蜀文明变迁的过程，正是古史所载望帝杜宇取代鱼凫王的过程。其后，从荆楚之地溯江而来的丛帝鳖灵，就会取代望帝在古蜀的统治，从而建立起递延十二世的古蜀开明王朝。 遗址 古蜀先民的祖居之地 从都江堰沿岷江峡谷一路上行，只见山势渐渐崔嵬，峡谷越来越幽深。过了映秀湾，就真正进入千里岷山了。此时的岷江变得声势浩大，汹涌激越，峡谷两岸耸立着白雪皑皑、陡峻雄奇的山峦。这一带已属于四川阿坝州的羌族地区，岷江岸边高耸的古代羌碉仿佛一个个威武的石头巨人，默默地注视着溯流而上的寻根者。进入茂县县境，很快便置身于岷江上游最大的一处河谷冲积扇平原。著名的茂县营盘山古蜀文化遗址，就座落在这片河谷平原的中心台地上。 营盘山遗址紧邻茂县西南的岷江河谷，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高出岷江江面约120米，地势起伏和缓，颇有传统“风水宝地”的味道。从史料上看，这里曾经一度是汉代汶山郡的郡治，又是历史上岷江峡谷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如今还是阿坝州九环西线的重要一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里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岷江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2000年至2003年，通过对营盘山历时三年的大规模调查、勘探及试掘工作，考古学家们获得了非常丰富的实物资料。遗址发掘的成果显示，早在距今5000年以前，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远古人类聚集区。这里出土的大量实物，与成都平原上时间略为靠后的宝墩文化，有着明显的共同文化因子。考古队在遗址中西部发现了一处大型广场遗迹，营盘山附近还发现有大量的石棺葬、墓葬群、祭祀坑。这一切都说明这里应是举行祭祀等重大活动的场所，已经具备了较完整的原始宗教制度。这些考古成果对古蜀文明源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许多学者认为，该遗址代表了5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当是研究古蜀文化的“金钥匙”。 在古蜀历史传说中，第一代蜀王是蚕丛。《蜀王本纪》中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华阳国志》中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茂县的叠溪为汉代时的蚕陵县，其西面有蚕陵山，相传与蜀王蚕丛氏有关，《汉书·地理志补注》更说该地就是“古蚕丛氏之国”。营盘山遗址的发现与古史所载不谋而合，其与岷江下游平原的宝墩、三星堆文化的源流关系，便清晰而具体了。 无独有偶，就在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引发的对古蜀文化源流的研究热潮尚未消退之际，2006年，新华社发自成都的一纸百余字的专电，称大渡河上游马尔康县沙尔宗乡发现了四川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哈休遗址，距今5500—5000年。据考古人员认定，哈休遗址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出土文物的规格相当高，肯定是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中心之一。 从地理位置上看，大渡河上游北接甘肃、青海，东临岷江上游，南通凉山彝区和云贵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历史上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两大文化中心区之间的互动走廊。笔者曾多次沿大渡河流域深入川西高原，对这一线复杂多变的地理形貌和丰富灿烂的人文风情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如果专家学者们通过将来的研究证明，大渡河上游的哈休遗址和相邻的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确实同为古蜀文化的早期蕴育地的话，那么，笔者对这一区域人文地理的长期观察，将获得一个崭新的视角。 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从古史地理的角度，初步勾勒出古蜀文化是怎样从西部高原狭长的河谷地带，一步步走进宽阔的成都平原。在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上，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古蜀文明，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500年—3800年的新津宝墩文化；而在宝墩文化之前，古蜀文化又从何而来呢？营盘山遗址和哈休遗址的发现给出了合理的答案。虽然古蜀文明从岷江和大渡河上游找到了它的源头，但是古蜀先民从川西高原走进四川盆地，足足花了一千年！ 长江 中华文明的另一条母亲河 著名的道教学者王家祐先生在《早期道教与岷山》一文中指出，中国道教起源于昆仑山，而古史典籍中对中华文化具有图腾意义的昆仑山，就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山。 五千年前的昆仑山——也就是岷山，旁边住着不同的民族。其西边是以凤为图腾的西王族，东北边是姬姓的龙族，东南边是姜姓的虎族。据古史《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喜好巡狩天下，“得盗骊、绿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在王家祐先生看来，如果古史记载属实，周天子确实在西游巡狩中会见了西王母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部族），“那么只有川、甘边的岷山可以到达。如果把昆仑山定在岷山，江河的源头，那么，道教最古老的经典《度人经》可以为证：‘山至河源，始于昆仑。’这当然是黄河、长江之源，也就是是川、青、甘的交界处。” 看来，岷江作为长江之源在今天被证实为古人的误判，但是从文化意义上看来，岷江上游作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却从古代文献和今天的考古实证中得到了一个正解。

近几十年来，在四川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200多处。这些遗址星罗棋布，广泛分布于四川各地，其时代大致在距今8000年至4000年之间。尤其是在川西高原的岷江、大渡河、青衣江等上游河谷地带的重大发现，说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和横断山脉，早有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至此，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构架得到了证实，长江流域的文明与黄河文明同样悠久。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长江，是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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