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族谱是件很细心的事,我们修谱师更是认真核对
修族谱是件很细心的事,我们修谱师更是认真核对,修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才能修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族谱,所以必须明白修
修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才能修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族谱,所以必须明白修谱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就很难获得大多数族人的支持,就很难做好修谱工作。
徽州谱牒,是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中华民族有个传统,即不“数典忘祖”。如何才算不“数典忘祖”?编修族谱也。国人历代都乐于修谱,徽州人尤甚。朱熹(1130—1200。徽州婺源人)说过:“三世不修谱者,当以不孝论。”(载《金山洪氏宗谱》卷一:《金山洪氏宗谱后序》)据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徽学学者赵华富先生考证:“今天,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单位馆藏族谱,以府级地方比较,徽州族谱种类特别多,数量特别大。以世界上收藏族谱最多的单位上海图书馆为例(这里指的是原件),该馆馆藏族谱12000多部,‘依地区排列,以浙江省最多’,其次是安徽。而‘安徽的家谱则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现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单位收藏的徽州族谱,不仅数量大,而且善本特别多,价值特别高。《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谱牒类》记载,该馆馆藏善本族谱总共427部,其中徽州善本族谱占一半以上。”(赵华富著:《两驿集》。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第一版,第391页)赵先生还指出:“徽州宗族认为,编纂族谱是收族的主要手段,是尊祖、敬宗和孝道的根本体现。他们说:‘孝莫大于尊祖,尊祖莫先于合族,合族之道,必修谱以联之。’”(同上,第393页)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极“左”路线主导时期,是个例外。
粉碎“”后,“雨过天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国强民富,政治宽松,盛世之下,修谱之风日渐浓厚,徽州人又走在前面,我们绩溪也不落后,全县近几年已修好的谱牒有数十部之多,还有一些氏族正在编修或正在筹划中。“瀛洲新谱”经过在村、在县以及旅外乡亲的共同努力,已于2008年8月面世。总体上讲,该谱对瀛洲章氏今人和后人有实用价值,是族人相互联系的纽带,在涵养族人爱我家族、爱我中华、爱我国家的高尚情操方面也有作用,这是要首先肯定的!古人云: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虽然算不上“内行”,但通过10余年的摸索、钻研,也懂点了“门道”,看到了“瀛洲新谱”的很多缺陷。本文从下列若干方面加以分析,抛砖引玉,或许也能供各地正在修谱人士借鉴。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一、谱名必须名副其实
关于谱名,有学者提出:“谱牒,即宗谱、家乘,或称家谱、世谱、族谱、家传等。”(汪琴鹤著:《翚溪夜谭》,第6页)《辞海》也称家谱“又名族谱、宗谱、家乘”(第1152页)。我认为上列说法比较模糊,界限不清。据我所接触到的谱牒,大体可分为家谱、挂钱谱、支谱、族谱、宗谱、会谱、世谱等,试作界定。
家谱,又称家乘。是记载一户家庭的世系,重要人物的事迹,以及本户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项之史书。一般地讲,只有官绅大户才有条件编修家谱。
挂钱谱,或称纸角簿。仅记载从始祖直系挂线下来,至故去的上一辈人物,除世别、名字、配偶、墓葬地址外,没有其他文字记载,主要供清明扫墓时写纸角用,所以称其为挂钱谱(纸角簿)。这种挂钱谱,我县城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所谓“纸角”,就是一只大信封,写上某世祖受纳,某世孙百拜等内容,过去只装用锡箔折成的元宝和竹纸,现时还要加装“金币”、“银币”、“冥币”等等。如今清明扫墓焚烧的纸品,世上有的,世下皆有。此种现象,似乎有迷信色彩,但与送花圈、花篮并没有实质区别,旨在对故人表示怀念。(加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先生提出一个很新颖的观点:“发展丧葬用品,供火烧之用。这绝不是浪费,而是消费。”《南方周末》2013年7月4日第31版:《释放那些被限制的需求——解放思想就能带来经济增长》)
支谱。这有两种情况:一是记载一个小家族的世系,重要人物的事迹,以及本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项之史书。如我的老家上辈人,视24世祖培杏公之下,为自家人,凡遇红白喜事,都要请到,除个别人家外,大多数子孙都守此规矩。我母亲仙逝时,我意见是不在本村的非直系亲属就不通知了,当时健在的唯一堂叔世雄就和我讲,培杏公一脉在县城的都要派人报丧。培杏公已繁衍到31世,阅8世,如果将这一小家族的人和事编修成谱,就称为支谱;二是记载一支派的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以及该支派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项之史书。如我们瀛洲章姓,绝大多数是12世祖仲坚公的后裔。仲坚公生六子,形成六凤,也就是六大支派。如果每一支派将本支派的人和事编修成谱,也属支谱。下述《梨村章氏宗谱》,全谱价格不菲,一些小村庄就买属于他们的部分,他们称之为支谱。
族谱。记载同村一姓人的世系,和重要人物的事迹,以及本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项之史书。我收藏的县城《西关章氏族谱》(电子版),是一部编修得比较全面的谱牒。他们尊瀛洲章姓始祖运公之8世孙、荣甫公为始祖,其实运公之小孙子授公(运公之子瑕公生3子:诜、庆、授)就迁到西关来了,但他们不尊授公为始迁祖,我从该谱中未找出其原因。
宗谱,又称统谱或统宗谱。记载始迁祖繁衍下来众多子子孙孙的世系,重要人物的事迹,以及本宗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项之史书。2011年年底,无为县享堂村章姓续修族谱玉成,他们将享塘章姓始迁祖福五公繁衍到全县70余村落,以及部分旅外后裔总共8000余人汇集于一谱,故称为《濡须章氏宗谱》(濡须是无为的古称),并于2012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颁谱仪式。(《濡须章氏谱牒纪念册》,2012.3.28﹒)又,2012年年7月4日,“池州《梨村章氏宗谱》七修颁谱典礼”隆重举行,参加典礼的嘉宾,以及始迁祖四一公在各地的后裔代表近千人,可谓规模宏大。他们也是将四一公繁衍原贵池县近百个村落,以及周边各县市的后裔,近3万人纳于一谱,总共120卷,历时五载,终于玉成。(《池州章氏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
会谱。是指汇集各地同姓族谱的史书。《章氏会谱》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会谱”。如今章姓人认为,此谱相对比较全面、权威,所以福建浦城章氏研究会将该谱重印发行。(瀛洲章姓源于浙江昌化览村,览村章姓源于福建浦城。本文提及的无为享堂、池州梨村章姓也源于浦城)
世谱,又称世系谱、挂线谱。此种谱牒,主要是从始迁祖繁衍下来,只记载各世人物,基本没有或少有记载重要人物的事迹,族中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项,以及传记、像赞、墓葬一类文字和图表。我收藏自2000年以来,陆续出版的本县《磡头志》(上、中、下卷。许姓)、《龙井春秋》(龙井又称宅坦。胡姓)、《吴家坑村志》(吴、王及杂姓),《余川村志》(汪姓)、《冯村志》(冯、汪及杂姓)等,除《磡头志·下卷》仅记载了许姓人自1369—1913年的“数码谱”(只有世别和名字,同支派、同世男性人物汇集一起,不挂线。“数码谱”这一名称,我还是首次见到)外,其他几部村志都附载了各姓氏近现代人物的世系表,也可视为挂线谱。
“瀛洲新谱”的世系,主要收集本村在村和寓居县城的瀛洲章姓人,少数旅外瀛洲人,还有几户迁徙其他村落的运公后裔。绩溪章姓,是个大姓,排在前三或前四名。就全县章姓人而言,除原属宁国、今属绩溪金沙的章家湾人,以及个别从外地调入绩溪工作的章姓人之外,皆瀛洲始迁祖运公后裔,分迁到县城西关、湖村、扬溪章家园、浩寨章村、磡头章家坦、镇头、岭显等数十个村落,都未入谱。故,谱名称为宗谱,名不副实。
二、文字资料不可少
家谱也罢,族谱也罢,宗谱也罢,一般地说,必须要有:世系,重要人物事迹,重大事项等文字资料。我在《读〈西关章氏族谱〉有感》一文中就指出:“修谱为什么要注重文字呢?因为文字能反映一个家族的起源、繁衍、迁徙、荣耀,以及记载族规、家训、祠堂、墓葬、排行、传记、诗文等等。只有包括上列方方面面,再加上谱系,才是名副其实的族谱。”(章亚光著:《名村与名城》,第193—199页)民国五年(1916)版《西关章氏族谱》,共20册,约2000页,文字部分占全谱的40%,内容全面,还附有先祖墓葬图,最大特点是对旧谱文字作了大量考证,予以纠误或释疑,确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族谱。而“瀛洲新谱”,总共1122页,文字仅有100页,只占全谱9%。正因为如此,绩中退休高级教师、2011年版《绩溪县志》执行主编徐子超先生是位谱牒行家,他托我买了一本“瀛洲新谱”,经翻阅之后,因谱中印有编委会人员名单,他见我是副主任,所以在县档案馆当众人之面,对我痛批一番,批得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徐先生有的话是过火了点,我在此就省略了,但他说“瀛洲新谱”冠以“宗谱”名不副实,只能称为挂线谱,又不无道理。
问题是不是瀛洲章姓先贤没有文字资料遗留下来呢?非也!瀛洲章姓5世祖德仲公就开始修谱,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后辈人多次续修,积累了大量文字资料,除因兵燹等因素散失部分外,尚有3册遗留下来。不知何故,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绝大部分没有收入新谱;就是收入的文章,也不知何故,相当部分不是全录而是摘录。特别要指出的是,仲德公之孙、7世祖宜孙公(字逊之)于宋咸淳壬申(1272)撰写的谱序,是全县章氏家族第一篇谱序,尽管有不少史实疑点,毕竟十分珍贵,也不曾收录。
还有15世祖、明弘治己未(1499)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的瑞公,旧谱有他给武宗皇帝(朱厚照。在位16年,1506—1521)的3篇《奏议》,也是很珍贵的史料,为什么亦不收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徐子超先生之所以要买本“瀛洲新谱”,主要是用来研究瀛洲村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他之所以在我面前大发雷霆,也是认为“瀛洲新谱”没有多大研究价值。
三、如何处理旧谱中的差错和疑点
“瀛洲新谱”上卷转录于旧谱,谱世和文字部分都有不少错误和疑点,我曾写有《新修族谱时如何对待旧谱中的疑点与错误》一文,发表于《绩溪徽学通讯》2011年4月总第13期,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看看;也可上网,打上标题,点击“百度一下”阅读,这里不再重复。福建浦城章氏研究会主办的《章氏文化》2011年5月总第22期,也摘要发表了此文,并加“编者按”:
安徽绩溪章亚光宗亲,怀着严谨的态度,撰写了《新修族谱时如何对待旧谱中的疑点与错误》,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旧谱不能照抄照转,必须认真考证,为后人留下信谱。因文章大部分是对新修《瀛洲章氏宗谱》的具体考证,本刊因篇幅有限,只将其主要观点刊载于此。
“为后人留下信谱”,这句话凸显了拙文的要义,对各地修谱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记得原《黄山日报·徽苑》责任编辑、徽学专家方任飞先生,曾在《徽州社会科学》上撰文指出:“族谱不可信”。此话虽有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这又值得修谱人员深思,如何扭转“族谱不可信”的现象。
后来,我因撰写其他文章,继续翻阅“瀛洲新谱”上卷部分,又发现一些差错,现再择要述之。
前已提及,7世祖宜孙公于1272年写了我县章氏家族历史上第一篇谱序。谱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吾祖德仲公,稔于家传,痛念上人创业艰难,深感后嗣传系无考,笔之于谱,以遗吾后。
显然,德仲公才是瀛洲章氏家族修谱第一人!也是全县章氏家族修谱第一人!德仲公是谁?经查“瀛洲新谱”上卷,德仲公名锌,幼名十二,字德仲,生三子:士贤、士成、士恭。(第31页)士恭子二:文子、宜孙;文子出继士雄。(第58页)但“瀛洲新谱”中,5世祖锌公名下,却没有修谱的记载;只在宜孙公名下,载有“述祖德,修宗谱,使自运公以下昭穆井然,俾后人得以循流溯源,敦本萃涣者,皆公之力也。”(同上页)好一个“皆公之力也”,德仲公“笔之于谱”却全然抹杀了。我真搞不清楚,历代修谱者,为什么对宜孙公谱序中的白纸黑字,视而不见呢? 又如,8世祖也有一位宜孙公,“瀛洲新谱”在其名下载“洪武初,充守城民兵;十四年,调任河南嵩县千户。”(第56页)明洪武元年是公历1368年,十四年是1381年。7世祖宜孙公作谱序时间是1272年。两位宜孙公,仅隔1代,都是10世之前的人物,年龄怎能相差大约100岁呢?令人匪夷所思!
再如,“瀛洲章氏支派分迁一览表”(第600页)中,载有3世祖诜公派下,6世祖八二公迁东村,但在前面世系表中,诜公派下却找不到八二公其人(第33—39页)。如此一来,东村这一支派就与瀛洲挂不上线了。
如上差错,与本文第七节中提到下卷几个兄弟的谱系排列之差错,同属常识性错误。
四、如何处理族人在民国期间担任的公职
族人修族谱,与地方政府修地方志,国家修史一样,都是在写历史,记载真实的历史,为后人留下珍贵史料,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于“民国时期担任过职务的人物”这个命题,1998年版《绩溪县志》,2007年版《华阳镇志》,都如实记载,具有示范性作用。特别是后者,连最基层的保长都入《志》了。
“瀛洲新谱”下卷部分的世系表中,对于民国时期担任过职务的人物,除转录民国三十一年(1942)旧谱中有少许记载外,基本阙如。
记得“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老家一位邻居,是大字不识两个的老农民,也被“专政”起来了,听老娘来县和我说起,我一直无法理解。后来调到法院工作,见到两本全县“敌特分子”的资料,居然看到这位老农是国民党区分部执委。再仔细寻找,找到本村有多人是区分部执委,还找到了家住前街的区分部书记。这位区分部书记,与那位老农是亲戚,他为了凑足成立区分部的人数,搞个区分部书记当当,竟然将老实巴交的亲戚也扯进去了。事情确实荒唐,但毕竟是历史,倘能如实入谱,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据我所知,瀛洲村在国民党统治后期,担任党、政、军职务的,也不止一二人或三五人。我小时候,曾见到一位国民党军官,穿呢军装,军阶不低;以及上列区分部书记等官员,在“瀛洲新谱”世系表中找不到他们的职务,这也是一个方面的缺陷。
前已提及,修谱如修史,史贵存真。
五、排行每一个字都不能出错
瀛洲村章姓排行是(繁体): 國爲自培鍾,渭本熙基錫,泰樸煇垂鎮,漢標烈址銘,清懋焕增錞。
分5句,25字。作为字,个个皆好字眼;作为句子,好像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有个特点,即从第2句开始,每句都嵌入了五行:水木火土金。第1句的后二字,也含五行的土、金;前三字又不含五行,猜不透是什么原因。“国”字辈是21世,我是“熙”字辈,28世,“瀛洲新谱”记载到33世“煇”字辈,现已繁衍到34世“垂”字辈。21世之前,上辈人可能没有制定排行。如今,“泰”字辈之后,新生小孩基本不按排行取名字了。
关于字体,我提议并经编委会讨论通过,“瀛洲新谱”上卷用繁体字,下卷用简化字。所以,排行排在上卷,用繁体字。
打字稿经主修一校后,开始由我二校,发现排行中的“鍾”字全错成“鐘”字了。鍾与鐘,古时也可通用,简化字都可写成钟,但作为排行,既然上卷用繁体字,鍾就不可写成鐘。第一,上辈人制定的排行,下辈人要遵照执行,一个字都不能出错;第二,鍾与鐘的字义不完全相同,如鍾灵毓秀,就不可写成鐘灵毓秀。此处,鍾有聚集之义,鐘则无此义。所谓“鐘灵毓秀”,意思是聚集灵气的美好环境,养育了优秀人物。我们注意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县城新建的各居民小区,门楣上常见到鐘灵毓秀,这是常识性错误。下卷全用钟字,当时我也不知道电脑中有锺字,若用此字就更好了。再如煇字,虽与輝同义,但也应当保持原样,不宜变更。还有錞字,旧谱稿右下面是个回字,他们不认得,错为鎬字了,我一眼就发现了错误,一一改正过来。后因劳累过度,血压剧升,遵医嘱停止校对工作,虽也不时去印刷厂翻翻校对稿,但不能专注此项工作了。
瀛洲章姓排行总共25个字,我发现错了3个,这可谓我的一点点“功劳”。
六、标点符号要规范化
“瀛洲新谱”上卷,人物旁边的基本情况,依旧谱照抄照转,未加标点,也是不足之处。前面引用部分,是我加的标点。
下卷竖排书名号,打字员汪龙华打了《》,主修全改成『』。我直觉不当,要汪龙华在电脑上打出来给我看,确是《》。旧时,文字竖排的书名号是﹏﹏,在书名之左边;现时是《》,竖排在书名的上下,即书名在符号的中间。我后来能上网了,发现如今港台地区竖排也是用《》。『』是双引号,并非书名号。又不知何故,我据此再改为《》,主修又用红笔再改为『』。我又无可奈何,在制版之前仅在我及少数人名下作了最后校正,改为《》,因实在太多,我顾及不了了。
“瀛洲新谱”下卷中的书名号,《》、『』并存,真是让行家见笑了。
七、兼祧与过继
所谓“兼祧”,是指在旧宗法制度下,一子兼承两家的习俗。所谓“过继”,是指将自己的儿子给没有儿子的兄弟或堂兄弟,或他人做儿子。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脱离原来的家庭,后者则要脱离原来家庭到新的家庭去生活。既然不脱离原来的家庭,为什么又要兼祧呢?兼祧一般是被兼祧人已经去世,由同族上辈人在与被兼祧人同辈、且有多个儿子人家商定一人兼之。说白了,就是兼祧者继承被兼祧人的遗产,这是权利;每逢清明节为其挂钱、烧香,以示被兼祧者不断香火,这是义务。先父兼祧堂叔渭深。正因为如此,父亲逝世后,清明扫墓挂钱,我都代先父履行义务,写只纸角焚烧。
现时政策不作兴兼祧和过继,但法律允许收养子女。还有一种情况是,离异或丧偶后的女人带着幼小孩子改嫁,俗称“拖油瓶”;或者男子离异或丧偶后有幼小孩子,再娶妻进门,这些小孩与后父或后母也形成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法律上亦称为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他们与后父或后母的亲生子女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即已成人的子女,尽管也称继子女,却不具有前列权利和义务。
先父是渭涛之次子,兼祧渭深。先父手抄的《纸角簿》,特地在“兼祧”两字上用竹笔套盖了个红圈圈,并称自己为侄,称我为侄孙。当我校对“瀛洲新谱”时发现,在渭涛之后的世系表,只有我的伯父本端,而没有先父本庄;在渭深名下,则有先父名字,这显然不是“兼祧”而是“过继”了。我将其改过来,依照同谱其他同样情况的处置方法,作了更正。也不知何故,主修在二校时又用红笔改了回去。我将我家《纸角簿》上的情况告诉他,他却全然不顾。前已述及,我们是24世祖培杏公一脉,培杏公生3子:锺城、锺昌、锺维。正确的挂线应是: 25世锺城:长子渭彲(渭宜。下卷第323页。后续略);次子渭松。(渭松应紧接渭彲之后,排到第328页渭涛之前,但“新谱”错排到渭涛之后的第329页了。后续略)
25世锺昌:子渭涛。。
26世渭涛:长子本端(后续略);次子本庄,兼祧渭深。后续如下:
27世本庄:长女时芳;次女娣芳;子亚光。
28世亚光:子淳;女蓉。
29世淳:子磊。
30世:磊。
25世锺维:长子渭焕(应紧接渭涛即第326—328页之后,但“新谱”错排到第330页了。后续略);次子渭深。
26世渭深:由渭涛次子本庄兼祧。
我又无可奈何,在制版之前将渭深的名字移至第328页左角,本应调到渭焕之后的第331页,但世系表已经定局,无法后移,搞得不伦不类,令我哭笑不得。 七、家庭婚姻状况要如实记载
族谱中的家庭婚姻状况,是谱世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如实记载。它牵涉到多部民事法律问题;也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瀛洲新谱”有两点教训:
其一,我14虚岁就出门学生意了。1953年春节前后回家养病有三四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又因大姐夫治血吸虫病,受其委托到孔川小学当了代课教师;1955年底失业回家,也只有几个月就正式参加工作了,所以对村中的父老乡亲不很熟悉。我比较熟悉的,还是前已提及的24世祖培杏公这一支派各家的情况。现就“瀛洲新谱”下卷中有关这一支派人员的家庭婚姻状况,分而述之:
1、第323页,问题多多:第一,眉头锺成,应为锺城(接上卷第429页);第二、26世渭宜。我收藏的祖遗分家阄书上,是渭彲而非渭宜,且分家主持人是其父锺城,他们父子俩均在阄书上画押的。彲与宜,既不同音,前者音“持”(chi),后者音“仪”(yi)。也不同义,前者是古代传说中一种似龙的动物,后者为合适、应当等义。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到他家的旧竹篓、旧晒簟上写有“渭彲”的名字;第三、27世本源是排行名,村人都称其灶德,谱上阙如。带灶字的兄弟辈还有灶明、灶庭,谱上有的;第四、灶德有一养女亚芳。带芳字的姐妹家有杏芳、亚芳、榴芳、时芳、娣芳,如今除时芳外,皆不在世了。(不带芳字的还有几人健在)亚芳出嫁到大坑口,我们这班“细啰啰”(方言,即小孩子。包括亚芳的侄子女)去她家玩过的,记得大门朝龙川水,进家要上好几档磡。谱上没有该养女的记载,其余带芳字的姐妹家皆有;第五、一位30世女性,生于1964年,修谱时已45岁,基本情况仅载出生年月和寓居地址,婚姻状况空白,事实是结过婚生过子的;第六、同是30世一位男性,其妻姓耿,谱上载耿川人,实际是鱼川人。她父亲是大队干部,我与他很熟悉,缘于1969年“7·5”洪灾,我被派往伏岭公社任救灾工作队队长,因鱼川(时称成功大队)灾情最重,我就常驻鱼川,与大队干部常在一起开会。鱼川在登源河上游,耿川在登源河下游,相距大约50华里。一户为何有这么多的差错?前2项还可谅解,后4项就不可谅解了。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户户主怎么连媳妇的娘家在何处都搞不清楚呢?过于粗枝大叶了吧!
2、第326页:27世之女榴芳,有两次婚姻,前夫姓胡,生2子,离异后带2子回娘家,后大儿子病故;二儿子长大后参加工作,据说生前与外婆订有“扶养遗赠协议”。我没有见过这份“协议”,只是听说外婆由其扶养,房产由其继承。后夫姓王,也生一子。榴芳生前一直住在娘家,后夫退休后也住在岳母家。谱上只记载了第二次婚姻情况,第一次阙如。
3、同页不同户:27世之女杏芳,只在其父名下载了名字,没有单独挂线。她因丧偶有3次婚姻,全部阙如。
上列情况,就涉及到有关法律问题。虽然前述亚芳、杏芳、榴芳皆先后逝世,杏芳、榴芳2人的后夫健在;加上亚芳,3人都有后代。家乡风俗,出嫁女子一般不会到娘家来争遗产,后代更无可能了。就是要争,时效皆过,唯榴芳是个例外,我们在此也只是论法不论风俗。
(一)亲生子女属自然血亲,养子女属法律拟制血亲,两者依法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第684页)所谓“权利”,即养子女与亲生子女一样,有继承养父母遗产的权利;所谓“义务”,养子女与亲生子女一样,有扶养养父母的义务。
(二)前述“扶养遗赠协议”订立后,胡姓外孙死于外婆之前,这又发生代位(父亲)继承问题,即胡姓外孙之子依法享有继承曾外祖母财产的权利。但是,问题又来了,因榴芳死在母亲之后,假如(我是说“假如”),其后夫拿着这本“瀛洲新谱”,站出来要求继承岳母的遗产,且其一直住在岳母家中,该如何处理?双方都有证据,胡姓外孙之子手中有“扶养遗赠协议”;榴芳后夫手中有这本“瀛洲新谱”,真打起官司来,要难倒法官了。
(三)既然女儿出嫁生子之事实,有什么理由不入谱呢?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依法解除婚姻关系,这是光明正大的事。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还包括再婚自由和复婚自由。为什么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修谱一定要如实记载婚姻状况呢?因为在特殊情况下,有可能涉及到法律问题,如代位继承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瀛洲新谱”如果是一部“信谱”的话,那它就能起到书证的作用。书证的法律地位,排列在证人证词之前。
其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随便翻翻“瀛洲新谱”下卷,居然发现有的男子或妇女竟有结婚多次而无丧偶或离异的记载。旧时允许一夫多妻,但汉人一般没有一妻多夫的情况。解放后,1950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婚姻法,就规定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对于重婚者,要给予刑法处罚。下列例子,都发生在解放后。
如第52页,某男,娶南京陈某某,继娶湖南方某某。第55页,某男,娶鞍山某某,继娶湖村章某某。第125页,某女,嫁丁某某,再嫁李某某。更离奇的是,竟有连嫁3次或连娶3次的人物。类似情况,比比皆是。这不是重婚了吗?其实,他们并没有重婚,是因离异或丧偶后再娶再嫁的。对此,或许修谱人员要说:“我是依登记表照录,要怪只能怪当事人。”这就强词夺理了,修谱人员有询问清楚的责任。再说,一些离异或丧偶情况,谱上还是记载明明白白的,如第4页,某女,招赘歙县胡某某,离异;再招赘歙县方某某。第165页,某女,嫁大坑胡某某,离异;再嫁歙县黄某某,等等。这就对了!
全国各地修志、修谱,曾出现过多起名誉权官司。记得一起是某村修谱,出现某人有3个父亲,此人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主修向其赔礼道歉,销毁全部族谱。法院支持了他的诉求。另一起是某地修志,某人的父亲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志上皆有记载,唯缺他父,此人亦提起诉讼。该案经调解解决:一是编委会向某人赔礼道歉;二是立保证书,下次修志将其父亲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补上。上列名誉权官司,我在编委会上曾作过介绍。我相信前列再娶、再嫁人员,是不会拿着“瀛洲新谱”作为证据提起名誉权诉讼的,但这些情况印在谱上总是个缺陷吧!
八、要组织精干的编写班子
谱牒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到史学、国学、地理学、人口学、民俗学、法学、宗法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学问,靠一二个人是修不好谱牒的。“瀛洲新谱”之所以出现较多缺陷,最根本的失误就是没有组建编写班子。虽然在搜集人物世系阶段,编委会成员分别上门逐户走访登记相关材料,但在汇集和编写阶段,基本上是主修一个人在操作。世上只有人才,没有全才。参与修谱人员,尤其是主修,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要善于与主事及其他编委会成员沟通、协调,更要学习修谱的基本知识,掌握修谱要领,端正态度,不闭门造车,不想当然,仔仔细细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工作,尽最大努力将族谱修好,修成“信谱”,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子孙孙。前列第七节“其一”所出现的问题,都是培杏公一脉,或者是主修自家的问题;或者是左邻右舍的问题,多动脑筋,少带私心杂念,或者肯迈出几步路询问一下,问题就能统统解决了。
“瀛洲新谱”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在编修开始时不曾作出详细规划,初稿编成后不曾组织审稿,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因为我是“瀛洲新谱”的伸头人,又是主事、主修的推荐人,编委会主要成员的提名人。所以,对“瀛洲新谱”存在的种种缺陷,我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修谱这种事,不像有些事情,错了可以更正,或者重来。修谱则不同,一旦印行,发现错误,很难弥补,因差错太多了,搞个勘误表也解决不了问题,重来也无人力和财力。
我想引用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山市志》顾问朱佳木先生《在〈黄山市志〉首发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载《徽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书稿在形成后,一定要用高标准衡量,反复修改,而且一定要有一位水平高、责任心强、身体好的主编从头到尾统改一遍。……我们每一个修志人都应当牢固树立质量意识,要树立了再树立。对于我们来说,质量意识再强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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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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