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桃山谢氏祠堂有谢氏家庙、东社祖祠和吴公祠等，均为明清时期潮汕传统的祠堂建筑。 桃山谢氏家庙（即桃山谢氏宗祠）位于炮台镇桃山村，面积9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为三进二天井二火巷的灰石木结构祠堂。这座谢氏宗祠在明清期间经历了从祖祠到家庙的沿革。据载，元代末年，祖居玉滘翔龙的谢宗文（谢翱四世孙，桃山谢氏一世祖）与庶母石氏逃至桃山村避难。谢宗文后来考中秀才，收回祖业，遂于桃山村建造宅舍，开设私塾，教育乡邻子弟，开基创业（清版《揭阳县志》有传）。据说，谢宗文在桃山村尚未营建祠堂（其祖屋中后来设有专祀石氏祖婆的“婆厅”，在今旧潘界内）。谢宗文之子谢廉静增创祖业，家产殷实，晚年开始“建祠堂以尊祖先”，但未就而卒（享年69岁）。谢廉静之子谢玉山（文林郎，其长子谢恭仕福建寿宁县知县）业增百顷，继承父志，约公元1451年主持建成二进“四点金”的桃山谢氏祠堂（永思堂），特祀梅叟公（谢宗文之号）为不迁之祖，这就是桃山谢氏的祖祠。清朝康熙庚子（1720）谢学圣（桃山谢氏十二世祖，仕山西交城县知县）中试解元，其宗师俞鸿图得知谢氏自开基桃山以来有多人出仕知州、知县等官职，乃官宦人家，遂建议谢学圣将祖祠营建成家庙以光前裕后。于是谢学圣恭请俞鸿图为祠堂题写门匾“谢氏家庙”，康熙辛丑年（1721）率族众对桃山谢氏祖祠重修并拓建为三进二天井二火巷大型院落的谢氏家庙。其间，明正德十二年（1517）桃山举人谢天经（桃山谢氏五世祖，朝列大夫，其子谢廷统仕潼川知州）为激励家乡子弟好学上进，于祠堂前左侧驿道上建造“跃禹门坊”，此坊与后来清朝乾隆十九年建于家庙右前侧的“升平人瑞坊”（俗称“百岁坊”）并列，同为谢氏家庙两个前侧翼形胜，分别象征耕读文化和耆寿文化，与家庙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谢氏家庙还有一道独特人文的景观——其祭厅正龛上首自建成后就供奉着一位特殊女性的神主，这位女性就是桃山谢氏一世祖谢宗文的庶母石氏祖婆。在封建时代庙祭文化中，嫡庶尊卑分明，有严格的“庶妾不庙祀”规定，潮汕民间就有“赤脚孬入祠”的说法（“赤脚”即男主人正妻之外的侧室或婢妾，属庶系）。石氏祖婆是谢宗文庶母，当初逃难时弃亲女而保四阅月嫡男谢宗文，辛苦鞠养，又倾力收复祖业，没有石氏祖婆就没有桃山谢族，石氏祖婆义薄云天。因此，明朝中期桃山谢氏祖祠建成后，在宗庙祭祀上打破了传统宗法观念，率其他族姓之先，将石氏祖婆神主从祖屋“婆厅”移至祖祠（永思堂）正龛上位，奉祀为开基祖（婆）。这在古代潮汕地区乃至古代中国社会是极为罕见的，这种举措无疑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大胆挑战，也可见桃山谢氏对这位祖婆的敬重。据说，明代中期以后，潮汕地区有极少数的祠堂也先后出现“阿婆入祠”合祀的现象。如桃山谢氏邻村西淇村的陈氏宗祠，也先后有二位有功于族的阿婆入祠奉祀。这种新的庙祭方式的出现是古代揭阳乃至中国祠堂文化的新变化和独特现象，从中也许可管窥出其时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渐渐地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祠堂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置和演革主要受到国家政令制度的影响制约。据载，先秦时期庙祭祖先已有严格的制度：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则祭于寝（《礼记·王制》）。那时平民百姓不得建庙宇，只能在家中正屋（“寝”）祭祀祖先。东汉时期，平民祭祖已

成为普遍的礼俗。其时祭拜祖先的专用建筑叫“祠”，乃建于祖先墓地旁边的小屋（即墓祠），后来民间祭祖的建筑取名“祠堂”即缘于此。在潮汕地区，唐代已有祠堂出现，宋元以后，建造祠堂追祀先祖的官宦人家越来越多，庶民祭祖仍“于寝之北为龛”，即在自家正屋北部设龛奉祭祖先。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强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祠堂建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潮汕地区也不例外。嘉靖年间（1522-1566）“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以“化民成俗”，这是中国古代民间祭祖礼制的一次重大变革。于是，潮汕出现了“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的现象（清乾隆《潮州府志》），清版《揭阳县志》亦载：“旧志云：士族重丧祭，营宫室先立祠堂、祭田以供祀事。”可见其时揭阳民间极为重视祠堂建设。不少官宦人家的祠堂或为祖祠拓建、或为新建，多为规模宏大的家庙建制，成为所在地区最漂亮、最重要的建筑。揭阳地区这类家庙为数不少，除桃山谢氏家庙外，就其邻乡近里而言，就有东岭村的“陆氏家庙”（南宋名相陆秀夫裔孙于嘉靖十年建造）、南潮村的“吴氏家庙”（为潮州前七贤之一北宋吴复古故居，其裔孙将其故居改为“祖祠”，明代中期拓建为“家庙”）、仙桥古溪的“陈氏家庙”（嘉靖年间建古溪陈氏祖祠，后于雍正年间购得今址拓建为三进二天井的“家庙”）、渔湖潮尾袁的“袁氏家庙”（明清之际将建于宋末的袁氏祖祠“积庆堂”拓建而成为“家庙”）等。

在明朝“联宗立庙”等政令影响下，潮汕各地族姓的联宗活动也推动了当地祠堂的建设。明朝中期，揭阳玉滘翔龙和桃山谢氏考稽两族源流一脉，均为宋末咨议参军、著名爱国诗人谢翱裔孙，于是，嘉靖六年（1527）桃山谢玉川（谢翱第八世裔孙，桃山谢氏五世祖，仕四川梁山县知县）和玉滘翔龙谢雪梅（谢翱第八世裔孙）等倡议联宗并捐建翔龙谢氏永思祠堂。翔龙谢氏永思堂为揭阳谢氏宗祠，奉祀谢翱为揭阳谢氏开基祖。康熙九年（1670）清朝颁布的《上谕十六条》，进一步确定了宗族的功能。雍正年间又颁布《圣谕广训》，突出了宗族自身的建设。于是有上述康熙辛丑年（1721）桃山谢氏祠堂拓建为谢氏家庙、玉滘揭阳谢氏宗祠于乾隆和光绪年间先后重修等举措，重在敦亲睦族。其时，宗族内一支系分衍超过五代可自立房派，建置小宗祠。如光绪年间（约1896年）桃山谢氏八世祖谢和毅所属三个房派裔孙在桃山岭仔（今新明社区）营建二进“四点金”的“东社祖祠”（光裕堂），奉祀谢和毅为共祖。该祠堂是古代桃山谢氏祠堂中至今保存较好的小宗祠。

桃山谢氏至今还在村中保存着一座名为“吴公祠”的特殊的祠堂。该祠堂位于桃山谢氏家庙西南侧原桃山墟市中，为二进“下山虎”院落。它是一座清代乾隆元年（1736）揭阳桃山和玉滘翔龙谢氏为感谢潮阳知县吴廷翰依法判还谢氏入揭始祖谢翱等祖墓而为其建造的生祠。在清代，这两地谢氏依时祭拜，共同演绎着一个广为传颂的感恩故事。据清版《揭阳县志》和孙淑彦《揭阳历代县长考论》记载，在明清时期，县治榕城先后出现约十所生祠，如“冯侯祠”、“潘李祠”等，主要是民间百姓为纪念和褒扬政绩佳彰或官德清廉的邑令而设。目前，除桃山村外，尚未发现古代揭阳其他乡村族姓有营建生祠的相关记载。据说，吴公祠可能是潮汕地区至今唯一尚存的古代生祠建筑。立生祠始见于汉代，是祠堂“报本崇德”文化的衍化。立生祠为古代揭阳祠堂文化增添了人文新气象，又给其时我国封建社会吏治建设注入了一股源于民间的正能量。可以说，桃山谢氏祠堂的建置和沿革是明清时期揭阳祠堂文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