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或称宗庙，又都可以称作“祠”或“祠堂”，是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古代凡有官爵的，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庙”、 “太庙”或“宗庙”。“庙”，不论太庙、宗庙、还是家庙，古代本是供祀祖宗的地方。“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如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即为清朝皇室的太庙。又如山西太原的“晋祠”，是供祀晋国的开国君主唐叔虞的祠堂。作为祭祖或供祀前代贤哲的屋宇，“祠”与“庙”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我国著名的两大古庙，一是山东曲阜的孔子庙，一为山西解州的关帝庙。孔子庙又称“文庙”，是供祀孔夫子的地方;关帝庙或与岳庙并称“武庙”，是供祀关公及岳飞的地方。以此看来，“庙” 不单是祭祖，还具有纪念前贤的性质。如湖北武昌辛亥革命的发生地，有纪念辛亥首义死难烈士的“烈士祠”。

　　中国人的家庭认为，没有人祭祀的祖先，必定是家道衰亡或没了后代的人，可怜成了饿鬼。由于重视祖先，过去六堆的祭祀公尝最发达，同一房的子孙，大家醵资买田，以先祖的名义为某某公祭公尝。田以廉宜租谷放给族中较穷的子孙耕种。收息一方面作祭祖之用，一方面也作奖学、济贫等慈善事业。到了年底或年节更有“均息”，每一份会可分得数斤豚肉之息金，足以为年节家中祭祀之用。这种尝会，各族都很普遍，一方面维系了同族的情谊，一方面济贫，另方面则作了奖学或慈善之事，极有互助合作，提拔后进，福国利民的精神。祠堂大厅(包括族人家宅大厅右角墙处)，是恭奉祖先的地方。祖堂上最普遍的楹联是“祖德源流远;宗功世泽长。”上头的横额是“祖德流芳”。正是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绝非譬朝露，一时幻象的人生。祖牌神案下头是后土神位，但也有不少家庭付之缺如。不过灶神是绝不缺少的。厨房里必定安奉灶君神位。其名联是下中“司命灶君神位”，右联为“有德能司火”(上联)，左联为“无私可达天”(下联)。一个家庭大事，如迁入新居，喜庆事，子女之名登金榜，年节等都必定祭祖，敬天公和敬灶君。结婚时，新郎除敬拜自家祖先外，更要到母亲外家和祖母外家敬祖，祭祀后的牲礼，必定奉上一大臂，谓之“阿婆肉”。中国文化建基于人生修养，其基本则在家庭。由推己及人，然后贤人、圣人，最后则上通天德，中国人以道德修养来代替了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制，而崇祖敬天正好是最合适的制度。

　　中国人的崇祀鬼神，祈求赐福，原希望能使阴阳调和，而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繁衍，六畜兴旺。因之阴阳哲理成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本源，另一方面，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非其鬼而祭之诏也”。而主张践行“仁道”，孝顺和敬畏则是践仁的入门，崇祖更成了孝的延续，是儒家将之伦理化、教孝、教慎终追远，各人拜自家祖先，仪式简易而隆重，每文褥节的宗教遂演变成最简易，少迷信的宗教活动，也成了培养道德的重要凭藉。祭天祀祖，出于报本返始之义，《礼记》上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返始也。”祭祖先，一方面是“志意思慕之情”，一方面又因报恩之义。苟子便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若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争天，下争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据甲骨文的记载，殷人对他们的祖先，真作到了“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在”的地步。殷人对祖先的看法，以为他们虽然死了，但精灵依然存在，与活的进修完全一样，增加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降祸福于子孙，厚葬的原因在此。自周天子将祖先配于上帝和天，各诸侯自然也特别注重祖先的祭祀。遂使敬拜祖先的礼节日见普遍。其后周朝的重视宗法，于是祭拜祖先，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上，就超于一切敬拜之上了，这便是崇祖敬宗，以及各族姓祠堂家庙发展的由来。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在近百年来被不断强调，如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先生所言：“这是一个价值体系重建的时代”。历史上，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抑或权力体系，它是如此特殊、严密而有序，内部派生的那样多繁琐的行为规则，一定是会在过去“中国”的范畴去有效约束好每个个体的。因为，不仅相对族内任何一其它“个体”缺乏对等关系(总是：纵向——长幼有序，排资论辈;横向——男女或兄弟、姊妹等严格有别)，而且，即使“我”面对其他家族的“个体”，也能迅速对照出自己明确的身份、地位等。儒教祠堂以宗氏家族为基础，多系一姓一族，也有一姓数族。解放前，家族主要以宗祠维系，乡民聚族而居，旺族多修建宗祠(俗称祠堂)。如刘氏宗祠、王氏宗祠、张氏宗祠、牟氏宗祠、熊氏宗祠、朱氏宗祠、石氏宗祠、程氏宗祠、兰氏宗祠、黄氏宗祠等。家族有族规，为先代祖先制订，族人须遵守。族内公推德高望重者为族长，以总理族事，并选一办事公证、有能力者为族正，辅助族长办理族事。宗祠均有宗中公产，出租以备开支。清明节办“清明酒”，冬至办祭“冬酒”，供族人聚会祭祖时享用，其中，冬至祭祖的猪、羊肉，多按男丁均分，叫 “分酢”，除祭礼外，对族中子孙入学或升迁者奖励，对不肖者处罚。家训或戒条多载于族谱，要求公众遵守。其内容多以忠孝节义、遵纪守法、勤俭持家、和睦乡邻为主。如光绪十年(1884年)陶氏族谱所载家训有：“明五伦、正明分、立教养、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守法度、存天理、戒斗争、积阴德、勤俭”等 12条目。又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氏族谱中立族规计250条，其中严禁男子“投洋害华”、“争权误国”、“残害有功”、“赏罚不明”、“不惜民命”、“暴虐横征”、“同姓为婚”、“嫁女论财”、“允婚不配”、“招婿为子”、“为盗”、“为匪”、“为嫖”、“为赌”……等;严禁妇女“不孝公婆”、 “不敬丈夫”、“不约子女”、“不和妯嫂”、“不尚洁净”、“不事烹饪”……等;再如民国七年(1918年)刘氏族谱中有：“孝父母”、“友兄弟”、“勤耕织”、“崇节俭”、“课读书”、“肃闺训”、“敦忠厚”、“重庭谊”……等的家训;再又如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黄氏族谱中载有：对“有志前进”的后裔，“予以扶助”;对“流为盗匪者，其本身及其子孙，永远不许入祠。”

　　宗氏家谱，清时盛修，至民国，亦有续修者，家谱以记载宗族演变历史为主;如宗族渊源、世系、排行、族规、宗祠、祖坟、墓志、产业、孝贤、节妇等;谱成，多请名人、名宦作序，以升族望，县内族谱，抄本为多，木刻、石刻本少见。族中子孙极为珍视，尽力收藏，逐代相传。解放初，族谱被视为封建遗物，多已焚毁。现存较完整者，有石氏、刘氏、陶氏、黄氏、郑氏……等。普通中国人少有老子那样的修养，可以把“性”象速溶咖啡一样调进天地或天地之外的混汤里。制定了太多规矩，先人就不能象德国的男女老少一样，在“啤酒节”上拉拉扯扯、举杯乱碰了。所以，便有了游离于各家族之外——专门的梨园班子。当然，圈里的“戏子”象妓女一样，通常是“正统人家”鄙夷的对象。近现代以来，或许忠、孝、诚、义的道德约束力有所下降，不少人均在族谱上制造了一些可串联至宋以前的“先祖”;实际上，除唐以前(包括唐代)一些显赫特殊的豪门大族外，老一点的谱牒上是很难找到宋以前的平民“先祖”的。宗族在宋代的兴旺，应该和大规模的开科取士有关。当时，很多普通的农妇，都会望着自己刚出世的男婴、踏踏实实的做这样的梦——他会当上宰相的!对祠堂、墓地、谱牒的修补一定程度体现了迷失的群体对身份、历史幻觉的寻找，难免包涵虚荣心及功利色彩。另一方面，也应积极看到，伴随着贫富差距增大，人群间的敌意增加，儒家文化的重提(宗族体系即儒家文化的社会体现)、及宗族意识中扬善、固守等特性——至少能在以后一段时期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不是宗教，但具有神学的内容。孔子继承殷周的宗教信仰而又有所改造。

　　第一，进一步消除天神的人格形象性，使之抽象化，成为命运之天、义理之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哉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孟子解释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3lian.com

　　第二，进一步限制天命的作用范围，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天命决定人的死生、贵贱，即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句话成为后来天命论的典型命题。但在事业的进取上、道德的修养上，人应当积极努力，“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将尽人事与听天命结合起来。

　　第三，重祭祀而轻鬼神，突出祭祀的教育作用。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就是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就是远。祭祀祖要是培养孝悌之心，如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论，又用民本主义加以充实，说君权只有在“民受”的条件下才表现天命。荀子则以自然之天否定神秘之天，没有鬼神，祭祀纯系神道设教，“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荀子·天论》)。他背弃了儒家的天命鬼神思想而走向无神论。

　　儒家热衷于提倡圣贤崇拜。孔子赞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尤其颂扬尧，谓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孟子“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认为尧舜为天子皆是天意。孔子生前，他的学生已把他看成天纵之圣，高不可及如日月。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公孙丑》)，“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过的圣贤(见《孟子·万章》)。儒家所谓圣贤还不是神，早期也不祭拜，但已经部分神化即偶像化，表现出某种宗教观念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