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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对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与贡献详解

2016-11-06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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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对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与贡献详解,秦商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求厚利，如果不可

秦商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求厚利，如果不可，就退而求其次。秦商以食盐经营最为著名，但经营茶业、布业、皮货业、马匹等，也是最主要的行当。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陕西名义上属西部，但从版图上看，仍属中国腹地。历史上曾有13个王朝在陕西建都，长期处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在汉唐时期曾达到鼎盛，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这为陕西商帮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秦商的崛起

据历史资料，秦商发育很早，尤其在汉唐时期，做生意的人极多，但形成商帮并大规模商帮经营主要是在明清时期，历时500余年。陕西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早期形成的政治文明，造就了一代代巨商富贾，最终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商帮体系。

据历史资料记载，明清之际，不少有名的秦商，家里都有经商传统，在从事边贸的秦商中有许多人是“弃儒经商”，将儒家传统文化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经营，以谋取胜。特别是最负盛名的商家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和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明代的商界里，秦商与晋商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帮的需要，常利用邻省“秦晋之好”，相互结合，垄断“食盐开中制”的施行，所以人们通常把秦商和晋商称之为“西商”或“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后来，利益驱使两商帮分道扬镳，最终陕西商帮到了四川等西部地区发展，这也为秦商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商经营的内容

秦商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求厚利，如果不可，就退而求其次。秦商以食盐经营最为著名，但经营茶业、布业、皮货业、马匹等，也是最主要的行当。在经营的内容上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输粟换引”

这是明朝政府在实施“食盐开中制”过程中对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特殊政策。主要原因：一是陕西为边关地区。明代的陕西管辖着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并成为明代边防重点地区，驻有20万大军，将陕西粮食输送边关换取盐引，路途短，成本低；二是陕西为产粮区。八百里秦川，自古是中国的精耕农业区，明代陕西农业发展水平居全国中上水平，西安府在明代全国产粮最多的164个府中排在第四位，是西部粮食输出的主要省份；三是陕西为历史古城，曾有13个王朝在西安建都，从秦汉以来陕西商业的超前发展就使陕西商人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

第二，“盐马交易”

历史资料表明，在柴达木盆地没有开发之前，陕西定边盐池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食盐产地，主要供应甘肃、宁夏、陕西的食盐需求。明代弘治年间，为了满足伊克昭盟旗草原对食盐的需求，并从草原换取战马，明朝政府在陕西边疆实行了“盐马交易”政策，允许秦商贩运定边盐湖的食盐到伊盟草原换取战马，并在陕伊边地设立了“七大马市”，大规模开展盐马交易。

第三，“茶马交易”

长期以来，西北边疆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需要大量内陆所产的茶叶来化解吃牛羊肉和奶酪的油腻，可以说没有茶，人就很容易生病。而在当时，中原王权主要是从少数民族手中获取战马。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明智地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由于在西北乃至整个北方只有安康、汉中的“紫阳茶区”才产茶，所以用紫阳茶换取边疆少数民族的战马，就成为明朝政府唯一在陕西实行的安边强国的基本国策。

秦商经营的方式

秦商经营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合伙股份制”

秦商主要是利用“食盐开中制”政策走上集团化经营的，应当说家族的力量是微薄的，而以乡谊集团方式承担所经营的任务是主要的。比如，明代初年陕商富甲商人李月峰一家就供应着定边最大的军营柳树涧堡1084名军士、374匹战马的粮草所需，动辄千百石粮。这样一家的力量不够，只好联合同县多村共同走上输粮边地的道路。这就是明清时期秦商合伙制的缘起。后来，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共同努力将这种“合伙股份制”发展到进一步完善的程度。这种合伙股份制，类似现行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是秦商在没有任何外来文化可资借鉴条件下的独立创造，有人推算它比西方的股份制公司制度早了将近300多年。

第二，“契约股份制”

清代初年，秦商携资入川，在四川经营贸易和金融积蓄资金，到雍、乾年间利用清政府在四川实行“计口授盐”的政策机遇，开始投资四川自贡的井盐业，使“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由于川盐是凿井煮盐，投资量大而且成败不定，促使秦商创造了转顶、接逗、坐下节的资本接力投资形式。据载，一井常为多人投资而成，从而使秦商在自贡创造了以“年限井”为主要内容的契约股份制企业制度。这种契约股份制的内容包括：一是以“出山约”为主要形式的联合投资制度；二是以每天24小时划分的“日分”股票制度（即每分代表每天可推盐卤80担）是含有实际盐水产量的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转让和馈赠；三是施行投资风险的有限责任制度；四是将股份买卖一起约交割；五是以“厂规”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管理制度；六是以“陕西大关”为主要形式的委托经营制度。这种以“日分”为主要形式的契约股份制，可以说是现代股份制的雏形。

第三，“歇家”、“锅桩”民族贸易中介形式

明清时期，秦商承担着连接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的繁重任务，是面向西部少数民族的主要商业力量，当时被称为与南方商人对应的“西商”。在陕西商人携货到青藏高原、康藏高原贸易时，由于风俗不谙，言语不通，所以只好自办货栈，以寄货造饭。这种自办货栈的形式，在青海叫“歇家”，即汉语“歇伙”的意思，当年青海西宁、湟源等地48家“歇家”和康定的37家“锅桩”均为秦商所办。后来当地人见办“歇家”和“锅桩”有利可图，就开始与秦商联合举办汉藏合璧的“歇家”和“锅桩”，作为居停货物，传达语言、沟通买卖、说和价值的汉藏贸易中介组织即贸易经纪人出现了。

秦商的历史作用

秦商，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集团，内容广泛，行道很多，对我国西部乃至全局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崛起，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西部特色经济和民族贸易的发展

在明代200多年的长河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可以说基本上被秦商垄断。在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所以秦商聚居的“陕西街”成为了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

第二，推动了商品交易内容的扩大和活跃

秦商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在明清时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经营品种由盐、茶、马、布，到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上达到了鼎盛时期。能够见证当年秦商兴盛的另一重要历史遗迹是，如今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

第三，推动了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

无论是合伙股份制还是契约股份制，无论是“歇家”、 “锅桩”贸易中介还是山陕联易，秦商都为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股份制的产生做了有益的尝试。随着秦商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也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兴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第四，推动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实践证明，秦商把地域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优势转化为技术和资本增量，使得陕西在明清500年间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区域之一，并创造了泾阳茶砖、三原大布等一批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就连许多西部著名品牌，如茅台酒、兰州水烟等都与陕商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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