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上午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高峰论坛暨2016‘中国梦·炎黄情’世界华人文化传承颁奖盛典开幕式”后，林启贵：中国报道制片主任、《中华百家姓》副主编；高淑明：百家姓氏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姓氏文化志愿者；高精虎: 拓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  英：中国诗赋学会秘书长、中国诗赋杂志主编；杨  丽：中国教育台《看中国》栏目制片人；张  勇：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县域经济研究所常务所长一行到北京市黄化门附近的北京名人俱乐部拜访文化名人宝世宜。宝世宜：著名收藏家、中国史前文化与文化起源研究中心、她是“北京华闻文化事业发展公司”总经理、“资深艺术家协会”的负责人。北京名人俱乐部创始人。她是位文化名人，潜心研究过文物考古，对北京的皇城文物保护文化做了大量的突出贡献。她交际很广，她家的座上客各界人物都有。大家一起参观了名人俱乐部收藏馆。北京名人俱乐部在一座朱红色古典式的四合院。里面全是宝贝，都是很珍贵的文物。 有古旧的车轮，老式的门窗；另有仿古的长信宫灯，书法字画、陶罐、瓷器、石佛、香墨、端砚、画轴、红木的龙椅、茶几和太师椅，收藏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等名书。俨然是一间博物馆。

     在北京名人俱乐部会议室举行姓氏文化与地方志研究座谈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县域经济研究所常务所长张勇介绍姓氏文化与地方志研究情况。

姓氏文化与地方志研究介绍：

《二十四史》是记录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变迁的正史；地方志是记录、记述、地方区域延革变迁的历史；家族谱碟是记录各个姓氏起源、繁衍、发展迁徙的家族历史，它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留给中华子孙后代丰富的、蕴含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宝贵史籍，我们有责任继承、弘扬、传承它的精神内涵。然而长久以来，在我们各大学历史教学及研究体系中，只注重对正史的研究，忽略了对地方志及家族谱牒的研究；而从事地方志工作的研究者们也仅是在研究自己所属区域内的地方志史，很少有学者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上将它们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系统的深入彻底地研究。这就形成了各说各的史，各念各的“经”，造成了某些史学研究的混乱局面；甚至在许多史地论述之中矛盾百出，使后人很难清晰的了解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貌，更不要说去有效的传承它们了。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县域经济研究所“传统文化及历史地理学研究课题组”的专家学者们通过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传递至今的、人们至今所能看到的两大表征历史传承的符号：地名和姓氏；并结合上述三大历史学支柱的史籍资料，参考今天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考古资料，打开地域壁垒，采用多维视角并进的方法，潜心进行了长达七年多的深入研究，撰写了1000多万字的手稿。我们从另一个观察历史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丰富宝藏；补充了正史当中历史资料的不足，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和全人类又增添了一笔巨大的历史文化宝藏。

中国的县志与历史

中国的地方志通常是以县志作为基本单位记录的，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两千八百多个县，传承到至今的县志接近1万种，由此可以看出县志所承载的信息量远远多于正史的记述。在这两千八百多个县的县志中，有将近十多万个地理名称，这些名称都是我们的祖先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为它们命名的。这些名称符号在传递着远古不同时期历史信息的同时，也蕴含着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只是后人基于承传的惯性和思维的惰性没有下功夫准确的破解这些信息的内涵而已。

中管院县域所的历史地理学者张勇年轻的时候就对历史和旅游有着极大的兴趣，每当出差到一个地方，必定要搜集当地的关于人文、古迹、历史传说的书籍资料，饱览所到之处的历史古迹，了解当地的人文习俗，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数十年。2008年他来到河北省隆尧县工作，这次来到这里也不例外，他通过地方志了解到在上古时候今天的隆尧县、巨鹿县、宁晋县、任县之间有一个大的天然湖泊，这个湖泊是当时全国九大湖泊之一，称为：“大麓”，也叫“大陆泽”。大禹治水疏通古黄河道（那时候的黄河自孟津以后流往东北方向，汇入古大陆泽）时，从这里他带领先辈们开凿了九条河流，使大洪水能够顺利的从今天的天津、黄骅一带流入渤海，这九条河同为逆河。什么是逆河呢？逆河就是每当海水涨潮的时候，会使海水顺着河道倒灌，这种现象在今沧州地区的黄骅海边的河流仍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每当海水涨潮的时侯，河道灌满了水，那里的渔民们则顺着灌满水的河道驾船入海捕鱼；等落潮时，河道里没有水，船就停泊在河道的泥中，只有等到下一次涨潮时才能出海。他感觉古大陆泽这里的历史很悠久，回到北京查看了相关的史料，如：《尚书•禹贡》、《史记》、《山海经》、《水经注》等常用的历史书籍，其中都记载了“大麓”这样一个地理名称。同时他发现为这些古籍做注解的学者们，在注释“大麓”这个词的时候，都将这个词解释为“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的地方。由此可见，那些为此书做注释的学者们都缺乏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地名必要的基础知识；甚至，他们不知道“大麓”是个古地名；因此，他更感觉我有必要、有责任对古代地名的沿革进行深入的研究考证，使文史人员和古籍爱好者，在阅读古籍文献时，避免产生因缺少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而谬误的理解一些古代地名的现象。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走遍了隆尧的古村落，走访当地的老人和文史馆馆长，进行实地考证和学习。

   还有一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南面有一个赞皇县，县域境内有一座赞皇山，还有一条发源于此山的河流，今天当地人叫它做“槐河”。这条河在古代曾叫济水，《诗经•邶风•瓠有苦叶》这首诗描写了古代一位女子在济水河畔等待情人时所唱的诗歌。大多数对《诗经》注释的学者都把“济水”望文生义地注解为：该水为在今山东省西北部的济水。但中国诗学会会长夏传才教授，经考证后认为：此“济水”为赞皇县的这条“济水”，因为《诗经》中的“邶”所指的地域不可能是在今天的山东济水流域内。

另外，大家都熟悉岳飞著名的一首词----《满江红》，并且常常为其中感天动地的豪迈词句所感动，词中有一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闕”。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地理位置上的贺兰山在今宁夏银川市西北，可有许多历史学者考证岳飞抗金历史史料，认为他不可能到过今天的贺兰山一带抗金作战，故得出结论认为：这首《满江红》不是岳飞本人的作品，一定是后人假借他的名义而写的伪作。但经过査看古县志书籍和地方志学者所著的文章发现，在今河北省《磁州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距磁州县城西北30华里，今磁县林峰村南，有一座山也叫贺兰山，它是因北宋贺兰真人曾隐居于此而得名。如今，此山仍名贺兰山，它东起于邯郸市马头镇车骑关，西至磁县林坛镇李兵庄，山的北面紧临忙牛河（这条河古称贺兰河），在河的北岸边有东、西贺兰两个自然村。磁州贺兰山古时山顶常年积雪不化，当地人称之“贺兰积雪”，是古磁州“八景之一”，当年岳飞曾在此驻兵抗金。磁县还有岳城、候召（候召就是在此等候朝廷诏书）等村名：位于县城南面有一个村叫岳城，因岳飞曾在此驻兵而得名，现在村北还有岳飞当年在此驻兵所筑城寨的遗址。因此岳飞《满江红》词中所指的“贺兰山”应是河北磁州的贺兰山，而非宁夏银川的贺兰山。如果河北磁县将这里幵发为旅游景点，恢复当年岳飞抗金时的营寨,将它建成一处具有民族英雄教育意义的历史旅游景点，那么每当学生们在这里再次吟诵起岳飞《满江红》词的同时，必然会触景生情，更加深刻了解诗人创作时的意境，并且，会给当地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于今人错误注解古籍地理名称的例子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

通过在全国各地考察当地的文化背景并到北京进行学术调查后发现：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大学的历史教学一直是以二十四史和考古研究成果为主要教材。县志的研究只是由各县文史馆的一些学者来承担。而今天我国的行政区划和古代的行政区划存在着很大的变化，今天的行政体制决定了这些县域文史研究人员只是研究本县的历史沿革、人文古迹、历史传说，临近县的县志、古迹、历史传说则由其他各县负责研究。这样，就出现了割裂历史的现象，不利于整体的、全面的了解地方历史发展的真相，因而也就造成了本位主义。有时，为了争夺一些人文旅游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从国家层面的大学教授学者对县志、县域文化缺少研究，县域历史研究学者虽有研究但又难登大学这个大雅之堂，由此产生了正史与县域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隔层和断层。

发现这一历史学上的欠缺不仅是我们，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就发现在大学的历史教材中，缺少中国历史地理教学的相关内容，他向当时的教育当局反映，希望将历史地理的相关内容，增加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可是，当时国内战争频频不断，教育当局没人重视他提出的这方面的建议。这种大学历史教学的欠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有关历史地理知识的教学依然是个空白。因此也就产生了由于上述一些学者对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的欠缺，从而导致的错误解释古籍文献中有关历史地名的现象时有发生。

于是，我们根据二十四史、县志、地方历史传说、《山海经》、《水经注》、《尚书》、《括地志》、《世本》、《元和姓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环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大量的古籍资料，对中国现在的地名和姓氏进行了长达七年的研究、考证、溯源和解读，整理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字手稿，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的变迁过程，进而填补了历史学界这方面的空白，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也为历史古籍爱好者提供了历史地理的参考资料。

中华民族姓氏与地方志的关系：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三个文明已经消亡，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从未间断过、而且一直延续至今的文明。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中国的汉字和姓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人不忘祖先，不忘根本，是世界各国民族不多见的现象。这些文化符号也深深地保留在地名和姓氏当中，它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一份宝贵的、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

据说我国有两万多个姓氏，目前常用的也有几千个，每个姓氏中又分出许多的宗脉，就张姓而言，就有80多宗分支；李姓有90多宗分支。我们的祖先历来就有记录家族历史的优良传统，每个姓氏及每宗都有自己家的族谱，这些宗族谱都是经过了几千年上百代人一辈一辈地传承延续至今的。族谱中记录了祖居地和家族中的优秀名人轶事、家训家规，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少姓氏名称与县志名称、地名都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河北省易县即是今天易姓的发源地；容城之名就源于黄帝大臣容成子的封地，在容城现在还有容氏家族为黄帝祭天的祭天台遗迹；邢台是古邢国的都城，也是邢姓的发源地，邢台之名即源于邢候台，虽然古邢候台现在已经消失了，但他仍能反映这一地名的来源；山西省临汾地区的赵城即是造父的封地，赵姓就发源于此；霍州即是霍姓的祖地，霍去病就出生在那里。河南省更是历史人文荟萃：共城是共姓、洪姓的发源地；敦丘是敦姓的发源地，古豕韦国诞生出今天的韦姓……地名既是姓氏的发源地这样的现象不胜枚举。

研究姓氏文化一定要从研究族谱开始，我们正在着力搜集各姓氏的族谱，筹备成立中国族谱档案馆；通过对族谱的研究，还要对各姓氏祖源地以及姓氏发源的经过进行考证，组织海外六千万华人和国内各姓氏宗亲会在姓氏发源地修建祖祠，组织寻根祭祖活动。并使这些祖祠成为永久性的祭祖圣地，使中华子孙不忘祖先，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尊重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感到做为人是无尚荣光和无比自豪的；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是炎黄子孙，培育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对提高和增强民族文化的软实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姓氏文化和地名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根。

县志当中也记载了大量古代地名的起源和沿革，这些地名反映了大量人类历史信息及姓氏起源发展的足迹，从这些资料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脉络。想要追朔中华民族发展的轨迹就离不开县志和族谱这些基础的历史资料，他们之间有着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撑的关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通过对二者的研究又补充了有些正史记录的不足。

我们将利用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开发和恢复一大批历史人文景点，我们研究的成果将为开发和恢复这些历史人文景点旅游提供详实而准确的依据。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能使人们了解更多的历史人文知识；在饱览古迹的同时，能使人们真实的感受到祖先带给我们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乃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这些活动，同时也为各县提供大量的人文旅游景点和就业机会，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缩小地区、城乡差距，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为社会创造丰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关于研究地方志与县志的一些看法

   县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地方历史过程的客观反映，它对县域建置、河流山川、历任官员、科举人才等基本信息都有记录。但是，县志除对历史发展活动客观的记录外，在一定程度上还暗含着诸多的利益关系和权利目的的意图，同时体现着地方官绅的话语权和文化资本走向。因此，在研究县志时要排除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

   以我为首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从事人文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一直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县志、族谱，耗用了近七年的时间，对中华九州的地名和姓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溯源，撰写了10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预计完成需要达到五千多万字）。通过认真仔细深入地研究后得出结论：研究县志不能只研究一县或一个地区，而是要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将他们联系起来做系统的研究，才能真实的反映出历史真相，这种感触只有综合进行研究县志的研究者才能真正的理解和体会，它是有着多么巨大的工作量在等待着我们。因为我国有2800多个县，有上万种县志，如果不进行深入的研究，如何得知这个县的县志会与哪个县的县志有着哪些内在的联系呢？我们国家有许多地名是相同的，这些相同的地名反映的是复杂的历史变迁和某个家族的迁徙轨迹，它们之间有着一定内在的历史渊源和外在的政治环境因素。

比如，今天的河北省晋州市在春秋时期属于鼓子国（鼓子国都城在晋州镇古城村一带）和肥子国（国都称昔阳故城）。公元前527年，晋国的荀吴兴师讨伐鼓子国和肥子国，灭其国后将肥子国国君西迁至今山西大寨的附近，在那里建立了昔阳城，将肥子国国君监管了起来，因此那里现在叫昔阳县。有一部分肥子国的臣民则四处逃亡了：其中一部分向北逃到了现在的河北省卢龙地区，在那里建立了肥子国，史料中那里有肥如县和肥如水的记载；还有一支逃到了今河北邯郸市附近，那里有肥子建立的肥乡，后来演变为肥乡县；另外一支迁徙到今山东的肥城，后来又南迁到今安徽合肥。从这样一个例子不难看出，如果仅仅是研究一个县的县志是很难追溯到中华民族发展的脉络。因此说：研究中华民族的源流必须要结合正史及考古资料、县志和族谱四者的记载，它们之间相互补充，才能完整的了解到历史发展和沿革的真实情况。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前面所提到的无知的笑话，例如：有些地方为了各自眼前的经济利益，发生两县共争水泊梁山旅游资源、共争董仲舒故里等诸多不正常的乱象。我想说的是：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本来的真面目，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文化只有形成产业化,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有树冠、树干、树枝和树根，有些人为了急功近利，随便在这棵大树上抓了一把树叶就告诉大家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认为：我们应当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全貌展现给世人，不但是要讲树冠、树枝、树干，还要讲树根，讲中华民族之根，给下一代传递一个全面的，正确的历史概念，不但要让他们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更好的传承下去。

美国总统尼克松，他写过一本名叫《1999不战而胜》，在那本书的最后部分，有这么一句话：“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能让这种预言得逞吗？如果我们不去挖掘、宣传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就会在人民的心中淡化和淡漠，外来的不健康的文化就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造成社会思想上的混乱现象，国内外各种敌、恶势力就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忘记了历史就等于背叛，这也许就是习主席鼓励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初衷所在吧！

要使中华传统文化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还必须寻找到一条传统文化发展产业化的道路。否则的话，发展就没有后劲。为此，我们也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努力把我们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文化产业。我们正在将这5000多个分散在九州大地上的历史人文景点和历史人文故事拍摄成一部大型纪录故事片—《中华九州》，这样就能更好地宣传这些人文景点，从而带动起人文历史旅游；只有人文历史旅游开展起来了，才能使当地取得经济效益，更好地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使他们有能力、有力量更好地保护这些古迹，使这些历史古迹为今天的社会服务，体现出它们应有的价值。

综合上述内容：研究姓氏文化与地方志，它对现今社会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通过对姓氏和地名这两个远古流传至今的符号的深度解读，使姓氏文化和地方志的研究提升到应有的深度和高度，使县域文化得到人们普遍的了解和重视，也为中华民族即“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中华民族追踪朔源工程”提供大量的历史资料，从而更好地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

2.通过对姓氏和地名的解读，进一步促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为史学、考古工作者、县域文化工作人员、和历史影视制作编剧提供历史地理学精准的参考资料。它汇集各种古籍中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为一身，开创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先河，将成为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带动更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参与到这方面研究的行列，也为现代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内容。

3.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它对中华九州古迹、民俗、地域文化进行了一次综合阐述，使地方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4.通过对姓氏和地名的深刻解读，客观的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沿革脉络。他是一部写在中华大地上的《二十四史》，它真实的记录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同时它为开展历史人文旅游提供了详实的历史依据，有利于使大批文化古迹得到保护和恢复。它会给农村提供大量的商机和就业机会，也为国家和地方增加财政收入。

5.以姓氏研究为点，结合地方县志研究的这个面，综合、全面、深入地论述清楚各姓氏在中华大地的起源和发展，进而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我国的县志是从元、明以后各县才开始进行普遍大规模编纂的。在此之前，了解各地的史料主要是靠《山海经》、《水经注》、《尚书》、《括地志》、《世本》、《元和姓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环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古籍资料的记述，县志当中记录的地方历史资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虽然各县有一些机构和学者研究县志和地方文化，但是他们基本是只研究本县的历史文化，各县之间缺少整体性和连贯性，中国历史学与县域历史整体研究的基本上属于空白。我们希望通过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使国家、地方更加重视县域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研究；反之，不重视县志和县域历史的研究，我们将失去大量的传统文化内容，我们的传统文化将面临断代现象。那么，那些外来的、不健康的思想文化将会充斥我们下一代的思想，使弘扬传统文化就成为了一句空话。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愿意协同各行各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而努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