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大厦将倾，莱阳进士左懋第却登上了人生最壮美的舞台。他治理韩城，政绩优异，考选钦定第一，由知县擢升朝中担任要职，成为崇祯皇帝信任的股肱之臣。崇祯甲申（1644），清军入关，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与摄政王多尔衮唇枪舌剑，坚决维护大明尊严。面对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作大明鬼，不当清朝王，成为比肩文天祥的民族英雄。

青年才俊，少负大志有担当

左懋第（1601-1645），字仲及，一字次公，号萝石，山东莱阳人。他出身世家望族，自幼英敏好学，受家族熏陶，学问和见识不同凡响。父亲左之龙官至刑部郎中，为官清廉忠直，是位受人敬仰的乡贤。左懋第多年跟随父亲辗转各地，不论学业还是为人都受父亲言传身教，少年时读书不仅明断句读，而且追求事理，辨别是非。左懋第参加童子试，莱阳知县文翔凤“一见惊奇，即以大成目之。”天启三年（1623），莱阳县教谕朱纮在县学里选拔左懋第、张允抡等八位优秀学生加上自己，组成“九龙社”，一起上课研讨学问，左懋第颇受器重，成为“九龙”中的佼佼者。崇祯初年，左懋第与堂兄左懋泰等人参加了著名的文社山左大社（复社分支），交游聚会，切磋学问，评说时局，在文人学子中颇有影响。后人评价他：“为诸生，即负海内盛名。为文高古雄奥，不可一世。”赞誉他：“学富五车二酉，文追东洛。”

左懋第为人正直，胸怀大志，青少年时即关注国家命运。天启六年（1626），权臣魏忠贤授意党羽编编纂《三朝会典》，借以诬陷打击东林党人。左懋第读后不胜愤恨，认为这是“变乱是非，颠倒贤佞。”手指纂修诸人姓名，说：“此皆邪佞之人。”手击纸碎。崇祯二年（1629），白莲教教徒董大成聚众五千人围攻莱阳县城。莱阳承平已久，人不识兵，形势非常危急，县衙只好组织市民自卫。左懋第自告奋勇，登上城墙，开炮击贼，击中敌人首领。左懋第的英勇事迹传遍胶东士林，这次战斗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对日后的仕途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崇祯三年（1630），左懋第乡试考中亚元，翌年联捷成进士，与著名诗人吴伟业、张溥同年。崇祯五年（1632）八月，左懋第授陕西韩城知县。韩城地处黄河之滨，历来有“秦中最敝邑”之称，由于连年灾害，流寇四起，民不聊生。“郡县治，天下安。”左懋第深知自己担负的责任，面对艰难局面，没有退缩，决心有所作为。

左懋第石刻像

迎难而上，治理韩城显身手

抗敌御寇，保障一方平安。崇祯五年（1632）十月，左懋第刚到韩城，就遇上流寇侵扰，左懋第随即下令各乡收敛粮畜，坚壁清野，接着征兵、调饷、防河、守城，成功地击退了敌人。又招募十一路民兵，，清剿山中流贼余孽。左懋第下车伊始，果断出手，指挥有方，得到韩城士绅百姓的赞许。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流寇千余人西渡黄河侵袭韩城。这一年韩城遭遇严重干旱，左懋第一边组织抗旱救灾，一边戎装上阵，督兵进山追剿，指挥士兵于河上作战，取得胜利。崇祯七年（1634）二、三月，流寇再入韩城。干旱导致庄稼绝收，韩城发生饥荒。左懋第想方设法救灾的同时，组织协调军队御敌。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两次进入韩城，韩城全线告急。特别是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的40多天里，民军、流寇数万人围困县城，日夜呐喊攻杀，形势岌岌可危。左懋第每日与守军将领研究战斗方案，亲自巡查城防，调度部署。西门最为紧要，左懋第夜宿其上，指挥若定。战斗闲暇“从容赋诗不少休，见者以为神人。”左懋第知人善任，身先士卒，枕戈待旦40余日，赢得了韩城保卫战的胜利。“关中保障，推懋第第一。”左懋第凭借忠勇谋略，力保一方平安，不仅地方绅民称赞，省府政要、封疆大吏也对他刮目相看。

全力救灾，化解社会危机。左懋第初到韩城，忙于剿匪御寇，几乎无一宁日。崇祯五年、六年、七年连续三年的旱灾使全县陷入饥荒，许多人被饿死。左懋第这位善良正直的封建县令目睹惨状，不禁潸然泪下。崇祯六年（1633）年底，左懋第倡导“捐俸劝赈法”，带头捐俸银50两，发动官绅和其他富有而好义者捐银赈济饥民。崇祯七年（1634）春，饥民越来越多。左懋第实行“各里赈各里法”，同时把全县饥民14000多人造册上报，得到朝廷赈银1437两，区别灾民不同情况进行救济。韩城严重缺粮，百姓数米而炊，为防止市场粮价暴涨，左懋第自己捐俸买粟100石，又发动其他官绅捐粟2000石，设置“常平仓”，在全县实行“平准法”，平抑粮价，使灾民拿到赈银后能够买到粮食。由于左懋第赈灾得法，全活数万人，大大减少了死亡和流亡人数，韩城百姓十分感念他的功德。

《韩城县志》关于左懋第的记载

政绩斐然，百姓爱戴尊五贤

爱民恤民，为韩城减免赋税。韩城饥荒严重，但百姓却仍然负担沉重，左懋第多次上书，请求将韩城历年拖欠的赋税全部蠲免，并暂缓征收新税，给百姓一条活路。为国家征收赋税本是一个封建县令最基本的职责，考核升迁全赖于此。左懋第却不忍心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向赤贫的百姓征收赋税。左懋第认为：“民不安其生，吏难尽其职。”作为封建官吏能够把百姓疾苦放在第一位，不顾个人前途安危，实属难能可贵。除了连年灾荒，韩城百姓生活贫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空赔钱粮。韩城地处黄河岸边，大量土地被冲毁崩塌，农民失去了土地，70多年来却一直要按照嘉靖四十年确定的地亩数交纳赋税，每年空赔银粮两千余石，农民生活难以为继，“死者半、逃者半”。左懋第毅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平均田赋，彻底改变韩城百姓空赔钱粮的现状，为韩城百姓“除百年之害，兴百年之利。”他颁布了《均地法则示》，设计了程序严密的“三番清丈法”，命所有工作人员“各带口粮，遇村镇随便买食，不许地方搭棚结彩，不准备饭献茶。”由于左懋第亲历亲为，准确地掌握了全县土地数量，做到了“有田则有粮，无田则无粮。”韩城百姓数十年空赔钱粮的重大弊端终于革除了，广大农民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崇尚节俭，严禁奢靡之风。左懋第在韩城期间，十分注重访听民间疾苦和风土人情。他发现韩城习俗有崇尚奢侈之风，特别是婚丧嫁娶方面礼数繁琐，奢侈浪费，一般百姓负担不起。为严禁奢靡，以挽风俗，左懋第力倡节俭风气。崇祯九年（1636）七月，左懋第发布了著名的《崇俭书》告示，提出“以俭朴为风化之首”，明令限制和禁止婚丧嫁娶中的种种奢糜风俗。他根据官宦、士庶各个阶层不同经济条件，对婚丧嫁娶的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作了质和量的具体规定，还对日常生活方面诸如居处、穿衣、戴帽、宴会、礼尚往来等作出量化从俭的细致规定，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受到广大百姓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欢迎，社会风气为之大变。三百多年过去了，《崇俭书》历久弥新，韩城百姓至今仍然遵守着左懋第立下的很多规矩，早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左懋第还十分注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弘扬社会正气。在韩城六年里，尽管兵荒马乱，多灾多难，但左懋第仍做出了令人称道的成绩。左懋第在全县选拔优秀生员，成立“尊经社”，每月两次亲自到明伦堂讲解经书。三年后，陕西乡试中韩城有8人中举，全部是“尊经社”的学生。《韩城县志》载：“韩人知通经学古自公始……由是捷书蝉联，至今为国家桢者，先生开之也。”左懋第还重刻《孝经》一书，整修司马迁墓、苏武墓、白居易祠，向社会传达纯正良好的风气。

左懋第治理韩城的六年，心系百姓，体察民情，政绩斐然，展示了出色的理政才能，换来了韩城人民的普遍拥戴，人们把他与司马迁、苏武、郭子仪、白居易并称为“禹门五贤”。韩城历史上先后建有十座杰出名人祠，左懋第占了两座，一处左公祠，一处萝石祠；韩城名宦祠里供奉十位先贤，左懋第又是其中之一，可见左懋第在韩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直谏敢言，苍生社稷重于山

崇祯十年（1637）十月，左懋第被推举为“循吏第一”，推荐赴京参加考选，以“钦定第一”的名次，擢升为户科给事中，开始了为民生疾苦、社稷安危呼喊奔波的谏官生涯。左懋第先后任职户科、刑科、吏科给事中长达六年，不畏权贵，无隐无讳，赢得了朝臣尊敬，得到了崇祯的信任。

左懋第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甚至不怕冒犯皇帝龙颜。崇祯十二年（1639）秋，针对当时的吏治腐败、武备废弛的现状，左懋第大胆地向崇祯皇帝上《陈四弊疏》：一为“民穷”，二为“兵懦”，三为“官吏推诿”，四为“国计虚耗”，希望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他在奏疏中痛陈辽饷、剿饷、练饷“三饷”之害，指出“三饷”不利于国计民生，而且有损皇帝的威信。左懋第对时弊看得清楚，可谓一针见血。当时，社会危机四伏，崇祯皇帝时常布袍斋居，进行祈祷。左懋第则批评他是“有其文未修其实”，质问崇祯“陛下屡沛大恩，四方死者犹枕籍，盗贼未见衰止，何也？”最后崇祯无奈接受了左懋第提出的意见。六年里，左懋第还先后参劾了总兵刘泽清、督师杨嗣昌、大学士冯铨、大帅左良玉、总督范志完、提督孙尚进等人不法的行为，使之得到应有惩罚。

左懋第忠实践行以民为本的思想，始终关心百姓疾苦，不停地为民生呐喊。崇祯十二年（1639）冬，左懋第上《恤民策》，直言不讳地指出天下百姓的艰难困境。他恳请崇祯迅速颁诏，“严禁将士剽掠、有司脧剥，赈济饥民，收养婴孩。”十三年（1640年）正月，崇祯决定免征剿饷，左懋第立即上《实广仁疏》，请求晓谕天下，避免在实施过程现漏洞，得不到实施，崇祯采纳了他的意见。崇祯十四年（1641），左懋第奉命督催漕运，还不失时机地提出以农为本、安民息盗、抗灾救荒、严明法纪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建议虽然只是部分得到采纳推行，但对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崇祯十六年（1643），左懋第任吏科左给事中。鉴于左懋第资兼文武，通晓兵略，又有打击流寇的经验，大臣们推举他参佐军政。七月，奉命出察南京、芜湖、池州、安庆、九江等地军务，便道督促大帅左良玉进兵讨贼。当时左良玉所部驻扎荆州襄阳，阴蓄异志，不服节制。左懋第临危受命，单骑至楚，多方开导，化解了一场危机，可见其过人胆略和御将之才。崇祯大悦，亲自召见左懋第，说：“中兴之事，赖有卿尔。”崇祯十七年（1644）春，左懋第再次奉命南下督催漕粮，督察长江防务，监军四大镇，完成任务后没来得及回京复命，明朝已发生了惊天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