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柯律格的论述中，出现了诸多非常严重的知识性错误，现就重要者析出几条予以纠正：

 

    1、文征明任职是官不是“掾吏”

    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朝廷做事者分两大类，即官和吏，特别到了明清阶段更加清楚。所谓官，是符合当时朝廷选择条件，由吏部任命备案的朝廷办事人员，他们吃的是朝廷俸禄。以明人而论，以科举进身为主，称为正途；另外还有征聘、荐举、任子等则称为异途（非正途）。官又分为两大类，即品官和非品官，俗称为入流和不入流。品官或谓入流者，指具有一品至从九品名份的官员，如尚书为正二品，县令为正七品。非品官亦称不入流者，则是没有得到品位的官员，他们虽然没入品，但属官的行列。这些人大都是非正途得官者，如部分举人、监生、贡生，他们年龄大了不愿再参加会试，可到吏部谒选候补官职，有幸运得到品官者，大都暂时不能入流，如有得到州训导、县教谕等教职者，在翰林院中也有一个不入流的职官孔目，他们经过历练，成绩优秀年限符合规定者，可能被提拔为品官。

    “掾吏”则属于地方官府或衙门选择的办事人员，他们被选后，也要向上级有关部门备案要，以备查录身份和工资。他们也根据当差的成绩、年限升级，资历深的“掾吏”可能在薪水上超过不入流的官员，但身份上有者非常大的区别。如官员可以做轿，而“掾吏”只能骑马。而由“掾吏”转为官员者非常少，即绝大部分“掾吏”一辈子身份也不能改变。这如同当今社会中公务员身份与非公务员身份非常相似。文征明在翰林院的官职为“待诏”，级别从九品，当然属于朝廷命官，不是“掾吏”。所谓“不入九品”，是非常错误的。

 

    2、翰林院“待诏”的职掌

    翰林院中的官员比较少，学士为最高长官，建文时将院事曾经分为文翰、文史二馆：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等居文翰，主要任务是侍皇帝读书和备顾问；修撰、编修、检讨等居文史，主要任务是编书修史。待诏之设《明史·职官志》专有记载，谓翰林院中设“待詔六人（從九品不常設）”关于职掌也有明显分工，《明史·职官志》也有明确记载，谓“侍读、侍讲掌讲读经史，侍书掌以六书供侍，待诏掌应对。”“应对”者，即为皇庭备顾问也。其内容主要是经史文艺，所以不但要求就任此职者博古通今知识深远，还要道德纯厚品行端正。“待诏”一词的原意是等待诏用，后来便成了官名。从“待诏”的职掌“应对”中，多少还能看出此种意思。应该说明的是，“待诏”一词在古文献中仍然还存在着不少当动词用的情况，所以才引来了柯律格等的错误将“待诏”与“普遍被用来称呼工匠或是做买卖的，如剃头、医生、占人、画壁等”联系在一起，让人又好气又好笑。这不仅想起了一则明代笔记中的故事，是说朝廷太子东宫中有“洗马”职官（从五品），职守非常明确，“掌经史子集制典图书刋辑之事，立正本副本贮本以备进览，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皆受而蔵之。”然而因其为宫中官员，与外界打交道非常少，有一位外官进京办事，在一个酒会上，认识了一位“洗马”，交谈间外官非常郑重的询问“洗马”，“一天要洗几匹马？”惹得在坐者洒酒喷饭轰堂大笑，而外官呆若木鸡不知何事。由此看来，柯律格等对“待诏”误解并以讹传讹浑然不知，亦不足为奇了。

 

    3、关于文征明得官的影响

    在明代科举考试中可得三种身份，由县、州、府学所选拔的正式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秀才参加三年一比的省级选拔称为乡试，得中者为举人，举人方能参加会试，得中者为会士，会士们等额参加殿试成为进士，进士按三甲情况授官。文征明是县生员，连续十次乡试不售，由于其为官宦子弟，且德行文艺皆为世人称赞，在五十三岁时受知于应天巡抚李充嗣，推介于尚书林俊，于是举荐于朝廷，授官翰林院“待诏”。《明史》于此专有记载曰：

 

    正统元年，行在吏部言：宣徳间尝诏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县官举贤良方正各一人，迄今尚举未已，宜止之。帝以朝廷求贤不可止，自今来者，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考试中者録用，不中者黜之，荐举者益稀矣。天顺元年诏：处士中有学贯天人才堪经济高蹈不求间达者，所司具实奏闻。御史陈迹奏，崇仁儒士吴与弼学行，命江西巡抚韩雍礼聘赴京，至则召见，命为左谕徳，与弼辞疾不受。帝又命李贤引见文华殿，从容顾问。曰：重卿学行，特授宫僚，烦辅太子。与弼固辞，赐宴文华殿，命贤侍宴，降敕褒赉，遣行人送归，盖殊典也。至成化十九年广东举人陈献章被荐，授翰林院检讨，而听其归，典礼大减矣。其后弘治中，浙江儒士潘辰，嘉靖中南直隶生员文征明，永嘉儒士叶幼学，皆以荐授翰林院侍诏。万厯中，湖广举人瞿九思亦授待诏。江西举人刘元卿授国子监博士，江西处士章潢仅遥授顺天府训导，而直隶处士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心等虽皆被荐下之礼部而已。

 

    在明代的中后期，官员的授职除进士身份者外，有一定功名的举人、监生、贡生要得到官职也非常困难，闲处在家者比比皆是。此时因党争及怕受牵连，荐举几乎不实行了，从《明史》所记来看，正统后荐举得官者只有吴与弼、陈献章、潘辰、文征明、叶幼学、瞿九思等几个人，其中吴与弼、陈献章皆为大儒，虽授官而归，没得实任。潘、文、叶、瞿皆官翰林院待诏，非常难得，其影响决不小于一个得中进士授官者，更不是柯律格所说的“一万个掾吏中的一个”，而在整个明代也是可圈可点的荣幸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