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无意外，在每天上午七八点，卫氏大宗祠的侧门都会准时打开。这座占地1900多平方米、历经400年沧桑的祠堂，迎来一位每天如期而至的老人。

他是这座祠堂最重要的客人，同时也是它的“主人”。他叫卫本立，77岁，现在他的身份是卫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名誉会长。他每天的生活与别的老人一样，早上起来喝早茶，上午悠闲地踱到码头旁的公园，与其他老人们打打麻将，回头下午再战。唯一的不同在于，喝完早茶后他总要来大宗祠里坐坐，点上香，然后翻看他自己编纂的族谱。这部族谱由他一字一句写在泛黄的纸上，装订为一本，他每天都会拿出来细细翻阅，就像在完成一件意义非凡的仪式。

这位名誉会长每月能收到管委会的两百元酬劳，原本有四百，后来他把其中两百给了她女儿。本来他领这四百元酬劳是要负责整个祠堂的日常维护的，后因年纪大了身体不便，就把一些像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交给他女儿来做。现在她女儿成了祠堂名义上的管理员，隔三差五地也要往祠堂跑。

当我们初次见到卫本立时，他正坐在祠堂大殿下的圆桌上。这里曾是清明节宗族聚会的聚餐之处，那时摆着近三十桌宴席，有舞狮队表演庆贺，头顶悬挂着大红灯笼，族人们觥筹交错，好不热闹。现在偌大的厅堂只有卫本立一个人，坐在圆桌的一角，摆上一壶茶，抬头就能望见象征卫氏宗族皇亲国戚身份的“燕子斗拱”。

卫氏大宗祠

他早已是一个名人了。处于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的沥滘，以“华南最大古建筑群”的名头吸引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作为这座村落中仅存的“族老”之一，凡是跟卫氏大宗祠有关的话题都离不开卫本立。每当有媒体来访，他便会带他们来参观祠堂，讲解光辉的历史，然后坐在这张圆桌旁接受他们的提问。

对卫本立来说，媒体的来访往往意味着事情朝不好的方向发展。例如当沥滘列入改造规，一些祠堂要被“保护性迁建”，一座祠堂被开发商深夜强拆，改造方案的通过率超过50%等等。这时候沥滘还残留着的这十二座祠堂就又被卷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时又有文博专家为保护这些祠堂鼓与呼。

这些对于卫本立是常识的东西，对于媒体而言却是新闻。他几乎从不拒绝媒体的采访，甚至在族人看来他“太会说”了一点，凡是遇到跟祠堂有关的问题，村里人就会说：你们去找卫本立吧，他可能说了!

卫润德就不一样。这位曾经做过卫生所所长的81岁老人，现在被村里人认为是卫本立外唯一的“村史通”。他的儿子开了一间卖医疗器械的临街店铺，卫润德没事就在那待着，帮儿子看门面。我们与他之间曾有过几次愉快的访谈，但当临走前最后一天前去探望时，他竟变得十分不耐烦。

“没用的，你们现在问这些，在网上你们敢不敢说这些话？”他以一种十分懊恼的语气说道，“城中村改造不是一件好事来的，都改了，没乡情了。这些都起了大楼，海外的回来参观还能看什么？”“这又拆那又拆，就是为利益咯！”

我们想插嘴，但他似乎不给我们机会，“这些都是文物啊，家说你那些是文物，那乡村这些呢？”

二、在卫润德还是侨联委员的时候，他负责联系在香港的族人，邀请他们回来。对于那些偷渡者，卫润德提倡对他们“既往不咎”，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宗族聚会才得以复办。当时还有两位老人跟他一起，现在那两位都已去世了。

他举了个例子：“我有个兄弟，以前在沥滘出生长大，后来去了台湾，在国民党那大概做了政府机关的一个首脑。那时81年，他想回沥滘参观。当时我就向村委说，台湾那些兄弟回来，你们接不接待？然后我跟我那兄弟说，过去就是过去啦，既往不咎，欢迎回来。”

龙舟是水乡的灵魂，而“沥滘”，从名字上看就是“沥水之地”。每逢端午，大大小小的河涌就成了龙舟竞赛的水道。这一风俗在建国后渐趋消解，终在“破四旧”中被彻底取缔。1982年，卫润德重新操办起龙舟赛事，他与同道一起，号召村委出钱，把龙舟赛重新办成每年一次的盛大活动。

可惜命途多舛，五年前，一位族人在登船时跌入水中，不慎淹死。龙舟活动为此停办许久，期间也有人叫卫润德重操旧业，可是原本那艘龙舟太久没用已经腐坏了，而若是买了新船，又不知道平时该埋在哪里。卫润德跟造船的沟通过几次，但都没有成功，因此也就“不打算折腾”了。

直到今年，有几个族人找上卫润德，打算自己出钱办龙舟，当作“玩玩”。他们一共购置了两艘龙舟，招募了不少“船员”，最终才把这项传统习俗重新带回沥滘。

城市化给沥滘这座古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从岭南水乡演变为“城中村”的过程中，就像有两股力量在同时作用，一股在把外地人拉向沥滘，一股则把沥滘的卫氏族人往外拉。现在卫氏在村中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各经济社的管理层也几乎不见他们的身影。从前的名门望族，“十三代书香”，现在成为了普通的村民、股民。唯一还能让人想起卫氏特殊身份的，大概就只剩下偶有活动的宗亲会，还有矗立在珠江岸边的大宗祠了。

但宗祠也已不再辉煌，宏伟的正门只在清明聚会时打开过一次，之后就再没有打开。大门的地基已经下沉，底下几乎被腐蚀一空。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宗祠的维修必须上报文物局，由于费用上一直没协调好，维修就搁置到现在，一拖已是三年。从前卫氏宗族有七百亩族田，依靠田租收入举办活动，在土地被收归国有之后，缺少了经济支柱的祠堂如同一个“空壳”，连维修都得依靠临时的捐助。

对卫本立来说，没有失去祠堂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事情。早在建国初卫氏大宗祠就“上交国家”，相继被用做收容所、劳改所。随后在“”时期，周围几乎建满了工厂，因为工人和“劳改犯”在村中没有住处，便将祠堂用作宿舍。1959年，国家动员各村修水闸，由于木料短缺，村委从村中数间祠堂里拆了不少木头。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宗祠很长一段时间被用作仓库，老照片显示，那时的祠堂已是“面目全非”，整个大门被水泥糊住，只能隐隐约约看出三厢的结构。

80年代，“国家”将宗祠的使用权交给粮食局，宗祠就被用作粮站。当时卫本立曾动了收回祠堂的心思，但又害怕遭到政府的批评而不敢开口。直到有一次当地一位领导找到他，想让他代表卫氏宗族主动提出收回大宗祠，他才吃下一颗定心丸。最终90年代，在他多次努力的交涉下，宗祠的管理权终于通过村委会转交到卫氏族人手中。

2004年他们发起了对宗祠的重修，通过广泛动员村里人以及香港和海外的族人，共筹集了50多万。同时粮食局资助了5万，海珠区政府资助了30万，再加上沥滘村委出了50多万，终究凑够了费用。而“卫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正是成立于这时。

在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中，祠堂的宏伟是宗族兴旺的象征，而宗族的兴旺则是每一个族人的人生价值所在。就这样，一个人与一座建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世事变迁，不仅写在老人们的脸上，也体现在祠堂历经沧桑的容颜。

三、原本高大宏伟的祠堂，如今已被六七层高的楼房包围，成了在林立高楼中的一处隐蔽之所。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型企业的到来，这些楼房大多被用作仓库，也不时有货车来运输货物。一次货车在倒车时，就不小心撞碎了祠堂一角的砖瓦，后不得不垫付全部维修费用。

城市化的进程为沥滘吸纳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催生了水涨船高的房价。原有的祖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搭建，形成密不透风的“握手楼”。本地卫氏族人依靠房租和分红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他们也被村里人视为是“食利者”。按现代观念来看，卫氏的男人是无法容忍的。如卫本立，一辈子没有做过饭，而许多卫氏的男青年衣食无忧，便失去了上进心，整天待在村子里打牌、打麻将。相比之下，卫氏女性反而玩的比较少、干活干得多。但是对于女人们平时具体做些什么，卫本立便不知道了，他并不关心。

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甚至在“旧村改造”临近拐点时更加激化了。本来沥滘不止卫氏一族，但随着其他宗族的大量外迁，他们的祠堂也因不同原因相继被拆，卫氏就成了本地人的象征。外地人纷纷指责本地人为一己私利阻挠改造，这样的争吵在网络论坛和现实生活中早已屡见不鲜了。

现在卫本立心头最牵挂的事就是把族谱修好。原本的族谱毁于“文革”，如今只剩各房支单独的族谱了。大概从几年前开始，他就委托宗亲会去找族人收集家谱和其他材料。没有人付他酬金，他也不需要报酬，他只是希望，趁自己还没老得写不了字之前，把修谱这件任务完成了。

现在的宗亲会还只是个没有身份的组织，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只有“卫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缺少身份就意味着缺少行动的主体，在卫润德看来，他们无时无刻不想收回大宗祠外其余祠堂的管理权，但又深知所要面临的重重困难。其余的祠堂散落分布在沥滘各处，它们管理权属于各经济社，因此有的出租作仓库、有的作为员工宿舍、有的成了城中村改造规划展览厅、还有的被用作小型图书馆。它们的用途决定在经济社的手里，而经济社早已趋于公司化运作，追求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想要收回这些祠堂，就意味着要让各经济社放弃可观的租金收益，无异于割肉。

谁也不知道，发生在玉溪卫公祠身上的事件会不会重演。玉溪卫公祠是沥滘的“第十三座祠堂”，当时它还没有被挂上文物的牌子，但也是一座有着三百多年历史、具备“三间两进两廊”完整结构的老建筑了。09年时，沥滘村旁一小区正在建设新的楼盘。由于祠堂位于规划中的新楼盘处，开发商一直想把它拆掉，但遭到了卫氏族人的强烈反对。

按照卫本立的说法，村委收了开发商的钱，在整个事件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卫氏族人找到学者向文物局建议，将玉溪卫公祠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认为这样就能受到“国家”的保护。在此过程中，他们害怕祠堂被强拆，于是派人在白天警惕地保护祠堂。可当开发商听到消息的时候，于当晚凌晨时分把祠堂迅速推平。百年的木头不敌推土机的钢铁之躯，卫氏族人一觉醒来发现为时已晚。

卫本立参与了祠堂的抢救工作。他们赶在开发商之前把建筑材料“救”了出来，期望有朝一日借此重建祠堂。最后的协商结果是，开放商承诺给予卫氏族人300万补偿，当作祠堂的重建费。但卫氏族人并不需要赔偿，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些赔偿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希望开发商帮他们重建祠堂，但开发商只承诺城中村改造完成后再建。现在这些材料都堆放在卫氏大宗祠一侧的小巷，放在一处简易搭起的棚子下面。

不是只有蛮横的资本才是他们畏惧的对象。90年代时，政府希望为当地著名的革命烈士卫国尧修建一所纪念小学，拟选址处包括一所卫氏祠堂和一所外姓祠堂。当时反对的声音不少，但大家觉得毕竟是个“公益事业”，于是方案最后还是付诸实施了。现在卫本立却对此懊悔，他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无论如何也会反对到底的。

四、在我们即将离开沥滘村的时候，卫润德的一位朋友知道我们是大学生，便拉着我们说，“你们想一下用一个什么好的标题去发表，登一下广州日报，唤醒大家多一点爱自己的乡土文化！”几乎不给我们打断的机会，他继续说道，“带动他们参与、热爱，吸引他们讨论、引起话题，这样你们的工作才有交代嘛。”他还特地强调，“陈市长现在非常重视的。你们做了这件事，我们街道、文化站，都会对你们很感激的！”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也想不到他们能怎么感激，便只好笑着附和，然后跟他一起谴责一下改造工程。这时候他继续说道，“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些念想，到了下一代呢？你们要想想怎么让80后90后传承下去。”

正当我们想再询问祠堂的过去时，一旁的卫润德却说，“不要讲这些东西了，讲多错多！”他仿佛在自我压抑，但仍自问自答般继续说道，“但这是不是错呢？不是错！”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沥滘。关于祠堂的未来，卫润德没有说什么，他觉得那已经不是他们该管的事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要我们搞到死啊?”

此时的卫本立，刚刚收拾好满桌麻将。沥滘村头的码头边，聚集的是跟他一样的老人，在炎热的夏天，河风拂面，比宗祠里要凉快多了。卫本立跟其他朋友打了招呼，就赶着回家吃饭。对于他而言，一天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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