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公元前155年—公元前80年）出身于洛阳的一个较为富裕的商人家庭，这个家庭给了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以及对商业、商业经营较为全面的认识。两汉时期，人们计算数字要使用一种被称为“筹码”或“筹算”的工具，而桑弘羊自幼敏悟，对计算一事也极为熟悉，因此可以脱离筹码，只用心算得到准确的答案。靠此本事，他在十二岁时便被征召入宫，担任“侍中”。

　　然而，史书对他的少年及青年时代都语焉不详，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靠文字记载还原桑弘羊最初入宫的经历，有些学者推测，在当时他或许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神童，而年幼的汉武帝同样正在学习阶段，朝廷因此给了桑弘羊一个“侍中”头衔，令其伴读。

　　无论事实究竟如何，这次入宫对桑弘羊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再像父辈那样走上商贾之路，而是开始了始料未及的政治生涯。

　　从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到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始终担任着侍中一职。在这二十七年的时光中，汉武帝即位，变尊崇黄老为独尊儒术，对外政策也自和亲改为武力解决。

　　 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被任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时年四十岁。当时对外战争耗费大量财孥，国家财政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危机，而桑弘羊在出任大农丞的五年中，先后参与了几项重要决策，展现出卓越的理财能力。

　　首先是算缗告缗令，所谓算缗，是一种向工商业经营者征收的资产税，而告缗则是指对税或所报不实者，要处以没收全部财产的重罚，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所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富商大贾，增加财政收入。其次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币制改革，把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并且假民公田、移民屯垦，以便于安抚流民，巩固边防。

　　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被任命为治粟都尉，代理大农令，从此之后直至汉武帝去世，桑弘羊都独掌财权，总管国家财政。

　　他从上任开始，即先着手解决国家财经制度的混乱问题，整顿以往对财经多头管理的弊端，并且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财经管理系统。

　　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困难，桑弘羊开始全面推行并完善盐铁官营政策。汉朝建国之初，民力正疲，百废待兴，因此自高祖开始，连续几个皇帝都把“休养生息，无为之治”八个字当做治国宝训，治铁、煮盐等行业也基本向百姓开放，如此一来，慢慢产生了一批靠资本原始积累而发家致富的富商，这些富商大贾垄断盐铁行业，形成畸形发展，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针对此问题，桑弘羊坚定推行了私营改官营的盐铁政策，把盐铁生产权收归国家。这一举措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还起到了抑制豪强兼并，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作用。

 

　　汉时地方间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桑弘羊推行均输法，设置数十个大农部丞，分别掌管各个郡国的农业及官营工商业，在县一级设置由大农部丞领导的均输官，负责物资的转运和贩卖，如此在全国建立起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官营商业网络。均输法的实施，可以调剂物资、赈济灾荒、垄断市场。

　　推行均输法的同时，桑弘羊还采取了一项新财经措施，名为“平准”，就是当某种商品价格过低，则大量买进，反之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以平衡物价。

　　此外，他还实行了酒类专卖制度，对增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桑弘羊被贬为搜粟都尉，此次降职的原因，可能是受到其子弟犯法的牵连。但汉武帝对他的信任并未减少，他仍然大力推行盐铁等各项理财措施，并协助武帝解决当时出现的各式新问题，如为农民起义筹措经费，调拨粮草等等。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军攻破西域门户车师，为了巩固胜利成果，确保中西商路通畅，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联名，向汉武帝提出了在轮台扩大屯田的建议。然而对此建议，汉武帝并未采纳，相反他批评了桑弘羊等人，并下诏承认以往战争政策的错误，同时要调整政策，认为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

　　在此次诏书颁布后，武帝立即停止各种劳民措施，不再兴师动众，着手推行“富民”政策。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对桑弘羊个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他并没有被继续追究，但武帝专门增设了一个分管农业生产的搜粟都尉，桑弘羊的职权范围因此减小。直到武帝去世的一年多里，桑弘羊都没有任何显著记载留于史册。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立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在去世前，武帝召集亲信大臣托孤，六十八岁的桑弘羊被晋升为御史大夫，这标志着他已成为西汉王朝最高领导层的核心人员之一。在几个辅政大臣中，金日磾早逝，田千秋只做中立的和事老，上官桀同桑弘羊一起站队，霍光则自成一派。霍光与桑弘羊不睦，在政见上也有分歧，为了扳倒桑弘羊，他促成了一次中国古代大规模的政治方针辩论会——盐铁会议的召开。在盐铁会议上，代表民间力量的贤良、文学向桑弘羊提出了一系列批判，而桑弘羊口灿莲花，以一当十，最后仍然落于下风。

　　会议结束后，桓宽将双方发言整理出六十篇，称为《盐铁论》，内容依照会议实际情况，以一来一往的对话形式加以记录。这本书是世界上早期讨论国家政权与市场体系关系的最为丰富的文献，也是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功利论与道义论最具现实意义的一次争辩。霍光与桑弘羊等人的争权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激化。汉武帝有六个儿子，卫太子因巫蛊之祸而死，齐王病故，在活着的四个儿子中，燕王刘旦最长。卫太子与齐王死后，燕王以为按次第应由自己即位，遂上书“求入宿卫”，这件事招致了武帝的极大反感，最后立少子为帝。当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与霍光之间的矛盾越发严重时，他们便开始与燕王交通，暗中决定以燕王的名义上书，告发霍光有图谋不轨之嫌，并计划由代理尚书事的上官桀负责把文书批给有关部门调查，桑弘羊和一些大臣共同来罢免霍光。但昭帝在接到上书后，发觉其中有诈，此事只好作罢。上官父子又与长公主、燕王等合谋，让长公主邀请霍光赴宴，然后伏兵杀死他，拥立燕王为帝，但其阴谋泄露，在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霍光以燕王刘旦觊觎帝位为名，处死了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等人，加以族灭，史称“燕王之变”，一代理财家和政治家桑弘羊，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