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梓地处黔北与川渝的交通门户，早在清代康乾时期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活动，也培养了一个辛勤耕读的乡绅阶层，对塑造黔北地区乡土文化，或者说对于传统儒学在川黔地区的大众化传播产生过重要作用。从2010年起，在桐梓县尧龙山镇进行茅坝坪“天域极地”休闲度假区开发的过程中发现的以田茂玉为核心的乡绅家族墓群，就是一批重要的物证材料。解读这批材料，并重视清代中晚期深受儒家文化浸淫的黔北乡绅文化的内涵，对于今天借助乡土材料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大众儒学的健康发育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桐梓县田氏乡绅墓群位于距离县城60公里的尧龙山镇茅坝坪金山村，与重庆市綦江县紧密相邻。根据相关报道，截至2013年11月，共发现田氏家族及其姻亲家族单体墓10座，当地称为“太守墓”的乡绅田茂玉之墓就位于桐梓、綦江交界之交通小道附近，而其夫人被称为“王太君”等诸多单体墓葬则散布于金山村各处，多依山而建。

      田氏家族墓体大多保存有规模不等的石砌牌楼，尤以田茂玉墓、王太君墓营建规模宏大，外观华丽，内涵丰富。田茂玉墓的石牌楼面宽6.8米，高5.8米，坟丘进深11.8米，占地50余平方米；牌楼为三出重檐，檐顶附高脊，圆弧形呈兽首状角；檐和脊两端上翘，檐面上雕有瓦垄勾头；顶冠上为精美花瓶，两侧有抱鼓石，上附卧狮；墓碑首题为“皇清应赠”；墓前有石柱围子（文革时被毁。夏案：“围子”似应作“桅子”）。王太君墓石牌楼面宽6米，高5米，坟丘进深9.8米；墓碑首题“皇清待诰”。两座石质牌楼正中均有墓碑，墓碑均刻自云为“序”的墓志铭。牌楼通体浮雕，图案中的人物典范、神话传说，以二十四孝的故事为主题内容；花草树木、禽鸟神兽，多与丧葬文化相关。经过细致观察，牌楼雕工精湛，包括圆雕、深浮雕、浅浮雕以及镂空雕，诸如飞天神女、状元归来等图案均刻画得栩栩如生。王太君墓除有精美雕刻外，还有诗词四首。在笔者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间对墓群进行的两次实地踏查中发现，除田茂玉夫妇墓葬之外，在今天田氏族人仍在居住的一座规模宏大的老屋之后，田茂玉之母刘老安人墓的墓志对于厘清田氏作为垦殖家族的世代数目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我们先来考察田母刘氏与田茂玉、王太君三座墓碑的“序”，即墓志铭。总的来说，它们所载内容上下衔接，比较完整地说明了田茂玉家族作为垦殖移民的来源及其艰苦开拓而富甲一方的历史。

田茂玉母亲刘老安人的墓志铭：

       礼云: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正寿藏之谓也。缅我慈萱,寿近九旬，身经五世。持家治业，经万顷之劳；育子载孙，历千般之苦。思生前之菽水承欢，男职未殚，令歾后而寢苫枕块，子意何安？爰迓堪舆，详卜牛眠之穴，克修石椁，聊效敬叔之为。将谓母魂安泰，后嗣荣昌。悉叙此日谋之，则至百世后，睹风木而深根本之思，履墓誌而昭祀事之典，悉叹我后之耕丰读显，三多衍庆，此皆由先灵之，爰得我所也，是序。

田茂玉墓志铭：

      身经治斯业三十余年也，一以见开创之维艰，一以示守成之匪易。予悲韶光之迅速，適古稀之将临。老夫耄矣,何能他为？思内棺外椁，讵敢言之，然存顺殁宁，固所愿也。爰谒堪舆，以卜胜地，并迓鸠工，以建寿藏，俾窀穸之后，使奕世之遥，值露濡而深根本之思，感仁孝而效墓者之典；俱知详祭有自，永纪念而不忘焉耳。是序（皇清道光拾六年丙寅岁莫春月上浣吉旦立）。

田茂玉夫人王太君墓志铭：

      墓者志也，志所不忘也。忆吾祖起迹陕西西安府蓝田县，后迁遵义入籍桐梓倒流水沿岩，住居七世，功德攸昭，世泽绵延，实门庭之幸也。不意吾母王太君，于乾隆乙酉五月二十四日巳时生于夜里五甲小地名尖山子塆；于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七午时在本宅地名坟塆身故。劬劳莫报，鞠育难忘，爰卜牛眠之地用，葬于南山之阳。爰修墓志，用勒不朽，表吾母之恩德，百代流其芳型。使后人之稽考，弈世有所凭依，兼祈嗣续繁昌，耕丰读显耳。是序。

       经考，三墓的核心墓主田茂玉，字普照，正史和桐梓县地方志均无记录，相邻的綦江县地方志有无记载待考。但从墓志铭可知，其生活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享年82岁。田茂玉自云墓志系其自撰、自书，他对“耕丰读显”有着较大的实践与祈望。田茂玉之父，据田氏后人所考名田慧。其母刘老安人，墓志称其“寿近九旬”，五世同堂；所云“经万顷之劳，历千般之苦”，当是形容偌大家业中操持家务之繁巨。田茂玉夫人王太君，享龄七十有二，“皇清待诰”孺人，慎身节用，虽殁犹生，以太君尊称。王太君墓立碑者为田茂玉之子，他于此明确地道出田氏家族的祖籍为陕西蓝田，至道光十六年王太君离世之时，已在遵义桐梓住居七世。由此推算，田氏先祖当在清初外迁而来，正处在垦殖西南的中。由于田茂玉本人自称艰苦创业三十余年，古稀之年为生母先建寿藏4年，再为夫人王太君及自己建寿藏，先后克修10年，也就说明田氏家族在田茂玉身前身后三代之内家业丰盈应该是实情。

关于田氏祖源，田茂玉之孙田洪明墓志则与王太君墓志对上祖来源的追溯不同。考田洪明墓建于清光绪十年，晚王太君墓整整50年。其墓志云：“洪明田公乃仁贞大人次子，地籍启雁门派，源江右吉安蓝田县，始祖入黔居思南大堡，阅历数世，转由遵义倒流水绕道而来，现龙祖落业斯土坟弯兴家创业。”可见，虽然同为“蓝田”，但一个隶陕西西安府，另一个隶江右（江西）吉安。查《明史·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蓝田县隶陕西西安府无疑，明江西布政使司“吉安府”下辖九县，而并无“蓝田县”名目。清袭明制，亦复不见吉安府下所谓“蓝田县”。田洪明墓志所谓“始祖入黔居思南大堡”或许是其上溯到吉安的缘由，而蓝田县又无可回避，故而产生了“吉安蓝田县”之误。

       据田氏宗谱记载，田茂玉系当时最先迁徙到现尧龙山镇（原称天坪乡）茅坝坪一带蛮荒之地的开拓者，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开明士绅。他一生勤勉，开拓良田千亩，育九男二女，置房产数处，建学堂一间。由于田茂玉在地方的影响和功绩，且为人谦恭，学识超群，深受官方和民间的敬重，并于嘉庆十七年上报朝廷予以嘉奖，敕命太尉，赐匾赏银，并封其妻王氏为太君夫人。我们认为由于编修于最近20年，故宗谱的记载是否尽然属实，尚可存疑。

     不过，奖励垦荒作为清初一项既定国策，是顺治到乾隆间几朝皇帝所一直沿袭、强化的。查考《清实录》等文献可知，康熙朝不仅制定了一般贡监生员、民人开垦荒地的奖励办法，还订立“招民开垦，酌量叙用之例”，规定“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30顷以上至百顷以上者，奏进吏兵二部，试其文义通否、与以知县、县丞、守备、把总等官。” “贡监生员、民人垦地20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把总用。100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田氏后人据此认为这个奖励政策应该是田茂玉墓和王太君墓碑首所题“皇清应赠”、“皇清待诰”的缘由，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清代的奖励性垦荒推行于内地18省，《清实录》另载，各地方官府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如四川省就提出要“广其招徕之途，减其开垦之数，宽其起科之限。”对那些“候选州同、州判、县丞等及举、贡监生员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职衔”，使之招民开垦。这些办法都是以爵赏和垦荒相结合，来诱致地方官吏和富人致力于垦荒，以迅速扩大耕地面积。清廷及地方如此接二连三地颁布垦荒条例和规定，使得由陕西至四川、贵州（雍正六年始划遵义入贵州）成为移民垦荒的一条当然的热门路径，故而王太君墓志铭自道“陕西蓝田”确实比其它相异的始祖来源之说信而有据。

二

由上面转录的田氏家族墓葬三则墓志铭可以看出，田氏家族在田茂玉时代颇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染，而田茂玉本人自撰其母和本人墓志铭中颇多对儒家经典的引用，显然其“耕丰读显”的追求和寄往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的。

三篇墓志铭中征引、用典之辞颇多。粗略统计可知，直接间接引自《诗经》的就有《诗经·大雅·螽斯》、《抑》篇，还有《周易·系辞上》，以及《礼记》、《仪礼》等多部儒家经典，至于历史典故，则所在多有。

除此而外，王太君墓四首墓志诗，其文如下：

比邻有令母，钟郝未能过。雪夜飞刀尺，春风谢绮罗。

风林骞彩涧，蟾殿返仙娥。忽听啼猿泣，吾将齐蓼莪。

婺星昨夜陨长空，一束生刍拜殡容，四德雍容班氏女，百年伉俪范家骢。疏灯夜晚珠帘外，清磬朝参绣阁中，况有文孙如令伯，陈情拜表自华东。

      淑誉从来播里闾，愁闻遗挂在庭除。凭谁挽鹿成高隐，无复丸熊佐读书。零人化鹤，青山迢递客驱车。他年彤管标遗范，东海京陵总不如。

       这些诗作引用了诸如晋代王浑王湛兄弟妯娌和睦团结、李密（令伯）上《陈情表》，后汉鲍宣娶妻等反映家庭和睦、思亲尽孝、贤德持家等传统伦理美德的等故事传说，与牌楼石雕中的孝道题材相互映照，表达了极其清晰的大众儒学的教化意旨和作用。至于墓联自然亦不能外。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北方汉族聚居地区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在包括桐梓在内的遵义地区的移民垦殖之家得到了深化、普及。所以，桐梓尧龙山镇这批墓葬的墓主人虽然不载于方志，但无疑应当视作深受浓重的传统礼教文化熏染的乡绅家族墓群。

        不惟家族墓葬反映了田氏作为富甲一方的乡绅的事实，笔者考察期间还发现其乡绅文化的特质还体现在宗祠建筑和学堂建筑的营建上。茅坝坪的一处“田氏老屋”背靠山丘、屋前是一处比较宽阔的石坝，面向沟壑之下层层梯田，视野十分开阔。这处老屋正堂石檐坎单磴长3.9米、高0.42米、厚0.25米。老屋开间和进深均大异于一般居屋，屋内中柱为古马桑树料，粗围0.90米，挑梁之上所雕荷花图案清晰可见。老屋内至今尚存有前脸为镂空木雕的桌案，因其年代久远，当推定为祭祀用香案。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老屋屋后正是依山而建的田茂玉母亲刘氏墓冢，左右还有其他三座家族成员墓相伴。根据田氏后人传说中比较可靠的年代推算，故而这处老屋极有可能是田氏家族鼎盛时期的宗祠所在。

       另外，在金山村与王太君墓相隔数百米正相对望的是一座据传为田氏家塾（学堂）的高大建筑，村中老人指其时间跨度当在百年以上，这也应该正是田氏宗谱所述学堂的依据。如果这处学堂不伪，那么，包含田氏家族墓群、宗祠建筑和家塾（学堂）建筑在内的这一组遗存，恰可为人们勾勒出一幅典型的乡绅生活的图景。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个阶层叫绅士，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乡村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有影响的人物构成。这个阶层在农村叫乡绅，由他们为主体而主动性地创造出的文化叫乡绅文化，可谓传统中国颇具斑斓色彩的一道儒家文化（或曰儒教文化）的风景线。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或许还可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始终处在稳固乡村基本秩序的一种在野位置，起着重要的教化宗族、维护社会基本稳定的重要作用。由田茂玉家族的情形来看，这批距今180年的文化遗存应当以黔北典型的乡绅文化遗存来看待。据此，我们大体可以说，在田茂玉所在的历史方位中，他是黔北乡绅文化的代表，其特点似可概括为三个典范：

     耕丰读显的典范。田茂玉书读多少，财富几何，虽然无从知晓其详情。但从其家族墓葬和宗祠、学堂等遗存看，在茅坝坪的一方乡村社会，田氏家族应当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富裕之家，其家族对于社会资源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是可以想见的。故而至今当地仍有着诸如綦江县令过府拜寿的传说。

     长寿之家的典范。田茂玉所居金山村，五世同堂，在清代中晚期有限的医疗卫生条件下，这样的情形在黔北应当并非习见之家。无论从田茂玉“老夫耄矣”之句来分析，还是从田母刘氏“寿近九旬、身经五世”之记载来观察，尧龙山镇“天域极地”一域的气候条件确乎大异于巴渝酷暑，虽然难说这里是长寿之乡，但也有其颇为优越之处。当地村寨“五同坪”等地方，赫赫其名，怕是取自田氏家族“五代同堂”的事实。

     孝道文化的典范。田茂玉代表着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的一员，极显代表性。他“经治三十余年”，而把成绩归功于父母的教育，并以“创业难艰守成匪易”自勉和警戒后人，故有“睹风木而深根本之思”。至于其营建母亲寿藏之用力，乃至子嗣所撰王太君墓志铭表达的旨趣，都表明田茂玉其行其言颇有孝道文化的教化意义。

      于此笔者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乡绅，过去存在着一种习惯性认识，似乎他们自身如果不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就一定是作为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而存在的。这种界定存在不小的认识偏差。笔者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乡绅文化固然发挥着维护阶级统治和传统礼教的作用，但其形成机制中却包含有传统社会中阶层流动的合理性，他们所建构的乡绅文化的精髓乃是自古及今都应该加以重视的乡贤文化，这种文化内核具有更多的积极正面的因素，有足够充分的正能量为今天的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文化建设所借鉴、吸取。

      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乡绅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关系到我们社会的认同与民族的亲和力，而且乡绅家族的兴衰史本身也是一部绝好的教材。人们经常说过一句颇有令人清醒的警句：“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田茂玉那番五代同堂、耕读传家的好景终久不在。据田氏家谱记载，这个家族大约在田茂玉身后三四代的晚清时期就因为族人在操持一个大的“道场”时引发瘟疫而危及一方，留下了所谓犯“天坑”一说来警示后人。让这位祈愿后人“效典”的乡绅意想不到的是，其宗族支脉不仅发生着自然的贫富分化，而且这个道场引发的灾难使得不少田氏支脉陡然从“富三代”的辉煌跌入了“穷三代”的谷底。[5]单从传统评价来说，这类沧海桑田的变迁何其常矣。

     自从田氏家族的古墓葬群、乡塾学堂、宗祠建筑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中国新闻网、凤凰网、贵州金黔在线等多家网站和《贵阳晚报》《遵义日报》《娄山关报》《遵义政协》等媒体相继发表了《贵州省桐梓县天坪乡旅游开发意外发现两座清代豪华古墓》、《桐梓乡间发现清代豪华古墓》、《曾绽放在黔北大地的奇葩——乡绅文化》等消息、报道、调查报告。本文对此重加介绍和浅析，就是期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能够以已有的考察、研究工作为基础，推动社会各界在城镇建设的推进过程中树立科学的文物保护观念，使得珍贵的历史文物不至于因为人们的认识偏差和资金紧缺而不时惨遭破坏、毁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