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谭氏家族的兴衰
嘉兴谭氏家族的兴衰,一、谭氏家族的中衰 围绕谭家祠堂的兴建,是谭氏家族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在封建
一、谭氏家族的中衰
围绕谭家祠堂的兴建,是谭氏家族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历史。
在封建时代,凡大族都建有自己的祠堂,是祭祀本族先祖的地方,同时又是宗族的象征。然而这一切如果离开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无法建造和存在的。谭家祠堂建于光绪五年(1879),为建造祠堂共化去白银15832两。此外为了维持宗族的经常性活动,如祭祀祖先,祭扫祖坟,修刻族谱,赡养本族穷苦鳏寡孤独残废无告之族人,承担本族子孙的教育等,又是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支出。谭家除了修造祠堂,还在平湖购置义田1020亩,收取租米作为祠堂收入。所以祠堂离不开义田,祠堂又称义庄,谭家祠堂的原名就是慎远义庄。
谭氏的先祖谭诠,原系河南人。在北宋末年宋高宗时,来到浙江,督管两浙盐运。传到五世仲赋公起,由山阴迁嘉兴胥山定居,这是嘉兴谭氏家族之始。经世代繁衍,至明代末年,谭氏的言、贞、吉三代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八世谭昌言,及其子谭贞默(九世),分别为明代万历与崇祯时进士。昌言官至常熟知县和山东莱登副使,赠太仆寺卿。还有十世谭吉璁,由贡监选中书,历官山东登州府知府,举博学鸿词。他们的身世事迹在《嘉禾征献录》及《嘉府典故纂要》里均有记载,从此谭氏列名嘉兴望族。
然而,一个大族在数代之后走向衰落是常有的事,也是符合大族发展规律的。凡一族繁盛时,必人丁兴旺,按照过去在家男子自立后析产的习惯,祖宗留下的财产的分割越为严重。如果在以下几代中再没有出现显赫的人物,为本族的发展添注新的血液,家族必趋于衰落。谭家的历史也是这样,自昌言、贞默之后,至清代康熙年间已“垂(能传至后世的)绅者少,高隐者多”,到了乾隆中叶,“百年之中几无一人青其衿者(士绅)”,因仕途不畅引发大族衰落的迹象已很明显。
这除了谭氏家族这时没有出现科举上十分出众的人才外,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首先,清朝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加紧不满于满清统治的知识分子,冤狱所至人心惶惶。不仅使谭昌言、谭贞默的后代对科举土途感到心灰,而且害怕灾祸殃及本族,把先祖昌言、贞默留下的数百卷书稿付之一炬。其次,清代江南一带,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激增,财富集中,生存竞争激烈,恶化了读书人的生存环境,“治生”(谋取生计)成为读书人一个十分紧迫而现实的问题,一般在经济紧绌的情况下,无力支持十几二十年漫长的读书生涯。更不要说有清一代从商成风,士人耐不住读书的寂寞,弃儒从商渐成风气。
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松散了大族内的血缘联系,谭氏一族出现涣散的局面。由于经济窘迫,离族外出谋生者增多。子孙后代的散居造成宗族的涣散,族人甚感忧虑,“同为祖宗一脉,未之识面(见面认识)者,不知几许。”加上经济上的原因无法自立,家谱中记载的“不娶无嗣(后代)”者甚多。有的外出谋生,终于失去联系,在家谱中注明“失考”的也不少。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全族只剩下30多人了。
至于散落四乡的先世祖坟,这一先祖亡灵永妥之地,由于隔世不去祭扫维护而破落不堪,有的已经无法确认。谭氏原有祭田近40亩,为了办祭筹措费用,不得不变卖祖产,最后仅剩下祭田11亩,其收入已无法举办任何祭祖活动了。对于不肖子孙私自盗卖祖产,虽然祭田受国家法律保护,变卖为家法所不容,但宗族对此已无可奈何,整个家族无可抑制地衰落下去。
太平天国时期,嘉兴是太平军与清军激烈战斗的战场,首先受到战乱冲击的是本地大族。有死于战火的,有族人四散逃离的,至于房屋财产的损失,更是不可估计,可以说嘉兴大族没有能逃此厄运的。按照宗族的规定,大难面前族人首先要保护好祖先的遗像和族谱。昌言、贞默一支的后代,谭子性命他儿子谭之梁,身上背负祖宗遗像,手执本族家谱,虽仓皇逃难,但片刻不离。经过四年的战乱,祖宗的遗像和族谱是保存下来了,然而回到故里,家产已荡然无存了。
谭氏家族在明末最为兴盛的时候,由于朝代更替的变动,未及建造祠堂,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清代以来家族衰落,现在又经过空前的战争破坏,虽然列位祖宗都立下修谱建祠的遗命,却难圆几代人的梦想。然而在太平天国以后,在嘉兴率先建造祠堂,而且又是嘉兴城内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祠堂建筑,谭氏家族之奇迹般地崛起,确是我们需要认真解开的一个谜。
二、家族的一支在经商中崛起
谭氏家族自第六世之后,分成谭可贤与谭可教两支,上述两代进士昌言、贞默都是谭可贤的后代。而在可贤一支在科举士途上大获成功,家族如日中天的时候,可教一支的正言和贞谅,却顺应时代的潮流,悄悄地转移到商业经营上来。
然而读书与经商本不是一回事,习惯举业的儒生要弃儒从商,谈何容易,出师不利是意料中的事。家谱记载谭正言“秉性醇朴,尝出外经营,屡亏资本,拙于谋算,以致家业凋零,后遂杜门清苦。”可是他的儿子谭贞谅,却远胜于父亲,表现出经商的特有本领,在商场上屡屡得手。然而从商为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所不容,士人向来以诗书为上,农桑为本,商贾为下,这种保守的意识在传统的大族中尤为强烈。这样,谭贞谅的成功遭到族人的反对和攻击,说他气昂高傲,就连他头头是道的谈吐也叫人看不惯,族人渐渐与他疏远,以至格格不人,致使他的事业最后遭到失败。为了约束族人,谭贞豫颁订了《家约四则》,提出“毋奢荡”、“崇节义”,“居乡”不得流寓经商。在家族的压迫和家法的管束下,众多族人再也不敢外出经商,宁愿务农甘居贫穷,“倘佯阡陌,啸傲自得”。
又隔了数代之后,可教一支人终于认识到,在经商的同时,严格遵循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是得到同族谅解与认可的一条可行的途经。到了十四世谭子铨,“以贫故始弃儒服贾,虽混迹市廛,而家法自在,惟以孝敬友爱为贻谋计,以勤俭忠厚为治家之道,以礼义仁让为处世之节。”自此之后经商而一发不可收,到了他孙子一辈,光熙五兄弟大战商场,在获得巨利以后,回乡建造祠堂义庄,以竟先祖敬宗收族的遗望。
在谭氏家谱中保存了一篇谭光熙在事业成功之后,向其子侄讲述家族历史的材料。一般家谱都存在对先祖的溢美与文饰,伪作之处常见,而这篇回忆较真实可信。下面且以谭光熙第一人称复述其主要内容。
我祖父子铨,迫于家境贫穷,开始弃儒从商,但仍处处遵守家法,考虑到家族的利益,经商不离传统的道德操行。我小的时候曾经听我父亲(谭之松)讲述他与叔叔之间友爱相让的故事。父亲少年丧父,兄弟三人共同侍奉年迈的祖母。当时无甚家蓄,他们分家的时候,家产总共才600串钱。父亲与叔叔继承祖父留下的京货铺,但利润微薄。父亲考虑到兄弟三人都经营此业,随着各自成家,人口增多,势必难以自立,决定将京货铺让给两位叔叔,自己另谋生计。父亲在清道光八年独力创办成衣铺,这就是我家创业的开始。不料第二年嘉兴大灾,粮食欠收,米价骤涨,入不敷出,你就可知其中之艰难。虽然家产不多,父亲还时常接济两位叔叔。尤其四叔体弱多病,祖母特别怜爱他。对此我兄弟几人在背后经常表示不满,在父亲面前也偶有微词。父亲为这事时常训斥我们,而我兄弟的不满情绪,在父亲临终前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次父亲在病床上用尽有的气力喃喃欲语,大致意思是,叮嘱我作为一个长子需遵父命,善待各位叔叔,象对父亲那样对待他们。我为了表示不违父命,让老人家放心,在父亲病床前跪了一个通宵。后来父亲、祖母相继去世,我遵守父亲遗命,将祖母的积蓄全数交给各位叔叔,而我则带领年少的兄弟们艰苦创业。那时我20岁就独撑门面,兄弟们年纪尚小,只有三弟18岁帮我做事,四弟、五弟还在读书,不幸的是六弟才4岁,由于照顾不周,在得了一场大病后幼年丧命。说实在的,当时我对谋生只是粗知大概,但要挑起全家的担子,实在力不胜任,可是考虑到上有母亲,下有各位
弟兄,每想到家庭有门户将废之危,就起早贪黑拼命工作。各位弟兄也很懂事,都先后停止学业,到铺里为顾客裁衣缝纫。由于五兄弟同心协力,经过近20年的奋斗,家业逐渐兴旺,到太平天国之前已有资产5万余串了。(当时铜钱贬值约合白银三四十两)。
19世纪之初,江南一带的风俗趋于华贵,人们对服饰的追求已成时尚。谭光熙一家抓住机遇,又依托苏嘉湖一带出产丝绸布匹的有利条件,在成衣业上经营成功,生意做到苏州一带,这是谭氏家族振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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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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