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全家福，右起依次是汤一介、汤用彤、汤丹、乐黛云、汤用彤夫人张敬平、汤一介弟弟汤一玄，左起一次为萧萐父、杨祖陶、肖静宁、杨辛。

     “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1927—2014），少年时就在其父影响下开始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年过七旬，汤先生着手追述自家家风，用3年时间陆续写成书稿，并将之定名为《我们三代人》。然而，书稿自2003年写成后，就沉睡在作者的抽屉中，直至2014年9月他去世也迟迟未面世；今年，在其妻子乐黛云的支持下，终于近日出版。此书分别叙述了作者的祖父、父亲及其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学术的传承守望。

　　我父亲汤用彤先生生前最喜欢用他那湖北乡音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我记得我的祖母曾对我说，我祖父汤霖就最喜欢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我祖父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于光绪二十年在甘肃任职知县，我父亲就生在甘肃。据我祖母说，父亲小时候很少说话，祖父母都以为他不大聪明。可是，在父亲3岁多时，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从头到尾学着我祖父的腔调吟诵着《哀江南》。我祖父母偷偷地站在后面一直听着，不禁大吃一惊。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惜她15岁时在云南昆明病逝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睡午觉，父亲总是拍着我妹妹吟诵《哀江南》。我听多了，大概在六七岁时也可以背诵得差不多了，当然我当时并不懂它的意义。今天我还会用湖北乡音吟诵这首《哀江南》。我祖父和父亲之所以爱读《哀江南》，是因为他们为抒发胸中之郁闷的表现吧！我对祖父了解很少，因为他在我出生前13年就去世了。据我父亲说祖父喜“汉易”，但没有留下什么著作。现在我只保存了一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此长卷除绘有当日之图景外，尚有我祖父题的《自序》和他的学生祝他60岁生日的若干贺词。从祖父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伤时忧国之情和立身处世之大端。《自序》长500余字，现录其中一段：

　　余自念60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此次游园，我父亲也同去了。这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大概是我父亲留下的祖父唯一的遗物了，图后有诸多名人题词，有的是当时题写的，有的是事后题写的。在事后题写的题词中有欧阳渐和柳诒徵的，辞意甚佳。　

　　1942年我读书时，喜欢背诵国文课中的唐诗宋词。一日，父亲吟诵庾信《哀江南赋》，并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这篇赋，说：“也可以读一读。”我读后，并不了解其中意思，他也没有向我说读此赋的意思。1944年，我在重庆读高中，再读此赋，则稍有领会。这首赋讲到庾信丧国之痛。庾信原仕梁，被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返，后江陵陷，只得在魏做官。我由赋中领悟到，父亲要告诉我的是，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因在《哀江南赋》的序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如说：“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云云。近年再读祖父之《游图》中之题词，始知父亲一生确深受祖父之影响。而我读此题词则颇为感慨，由于时代之故我自己已无法继承此种“家风”，而我的孩子们又都远去美国落户，孙子和外孙女都出生于美国了。我父亲留学美国，五年而归，我儿子已去十年，则“有去无回”，此谁之过欤！不过，我的儿子汤双博士也会吟诵《哀江南》，4岁多的孙子汤柏地也能哼上几句。但吟诵《哀江南》对他们来说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我想，他们或许已全无我祖父和父亲吟诵时的心情，和我读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了。俗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大概传“家风”也不会过三代吧！　

　　1993年是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虽无力传“家风”，但为纪念父亲之故，谈谈我父亲的“为人”也是一种怀念吧！　

　　在我祖父的题词中，我以为给我父亲影响最大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父亲一生淡泊于名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在教书，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但都淡然处之。平时他主要管两件事，一是“聘教授”，季羡林先生对现在我国这种评职称的办法颇不满，他多次说：“过去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盖因用彤先生秉公行事，无私心故不会有人不满。二是学生选课，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　

　　1946年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后，有一阶段他留美未归；事多且杂，时傅斯年先生代管北大校政，他又长期在重庆，因此我父亲常受托于傅先生处理复原事务，他只得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来为北大尽力了。1949年后，父亲任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当时无校长）主管北大工作，但有职无权。1951年下半年他改任副校长，分管基建，这当然是他完全不懂的，而他也无怨言，常常拄着拐杖去工地转转。　

　　钱穆在他的《忆锡予》（我父亲字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确如钱穆伯父所言，父亲治学之谨严世或少见，故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作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所说：“汤先生……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胡适在看此书稿时的《胡适日记》记有：“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父亲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持的。但他与朋友相聚论政、论学，他常默然，不喜参与争论。故我父亲与当时学者大都相处很好，无门户之见。我想，这正如钱穆伯父所说，我父亲“为人一团和气”，是“圣之和”者。　

　　父亲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他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父亲的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我母亲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

　　父亲一生确实遵照我祖父的教训“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从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继家风，为人为学，立身处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忧国忧民之胸怀，现录“跋”中一段于下：

　　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事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惟因今值国变，戎马生郊。乃以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之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乂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

　　这篇跋写于1938年元旦，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之时。1964年，父亲去世了。我作为他的儿子和学生，虽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我父亲相差之远不可以道里计；于立身行事上，也颇有愧于“家风”。但我尚有自知之明，已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吸取了不少教训，对祖父的教导或稍有体会，当以此自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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