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章学诚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将谱牒与正史、方志相提并论。梁启超的论述则更为具体，认为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近代，潘光旦、罗香林等学者付之实践，在研究、利用家谱资料上多有建树。

　　家谱的价值之所以得到史家的肯定，实取决于它的资料本身。自宋代欧阳修、苏洵修谱以来，私修家谱取代了官修谱成为家谱的主流。在修谱方式、记载对象、纂修体例等方面，私修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进而促使家谱资料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史书的一些特点。

　　一、内容的独特性。中国家谱除少数统宗谱、联宗谱外，极大部分是一宗一族的家谱。这些以记载宗族历史为主体的史书，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宗族的“百科全书”，所记内容范围非常宽广，有序跋、凡例、修谱名目、宗族源流、祖先画像、恩荣录、族规家训、祠堂、坟墓、世系、传记、仕宦录，以及艺文、族产、行辈、五服图、领谱字号等。因所记对象与他书不同，其中很多内容为家谱所独有，或者少载于其他史书。如宗族源流、祖先画像、族规家训、祠堂、坟墓、世系、族产、行辈等资料，都具有鲜明的家谱文献特征。同样，传记、艺文等资料，除少量的名人传记和名人作品采辑于正史、方志、别集等外，大多系家谱原作，可补他书之缺。以艺文为例，收入家谱的艺文，其作者多为名不见经传者，与正史等所载的骚人墨客或中举有功名者相比，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更无名望，其作品的内容或为当地的民俗风情，或为与宗族有关的事务等，反映了一种带有地域性的宗族文化，并且这些作品多仅载于家谱，不见于其他文献。

　  二、资料的原始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家谱的传统纂修原则。在私修家谱兴盛时期，除非有不得已的原因，这一原则一直为纂修者所秉承，引导着纂修者制定体例、纪录事实。宗族纂修家谱，素材主要取自历年宗族内部积累的旧资料以及新出的资料，或者采自其他史书中有关本族的记载。宗族内部的旧资料包括前代世系、族规家法、旧谱序、旧凡例、旧有契约、诗文、人物传记等。新出的资料除了两次修谱之间新生、已亡族人的记录外，还有新谱序、新墓图、新契约等等。以往，续修家谱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老谱之上增加新内容，很少对旧谱资料予以深入的考证，也不加甄别择取，而是一仍其旧。即使有些资料的真实性存有疑问，也不会随便删改。“传信传疑”的原则使家谱的纂修更倾向于资料的“堆积”，纂修者多数情况下不用重新撰写，只需专注于对以前的各种资料的编辑，大量的没有经过任何修改的资料因此得到了保存。可以说，家谱中的这些未被纂修者改动的资料，还保持了它的原样，实际上具有原始档案的性质。比如明清家谱，宗族为避免日后财产归属的纠纷，以及保护族产免遭他人侵占，按原文刻入了不少各时期的契约文书，以作凭证，以期永久。家法族规也是如此，依文刻入，不妄加修改。

　　三、记载的连贯性。宗族修谱最主要的内容是世系图录，随着本族人口的不断繁衍，修谱若干年后将会续修，一般定为二三十年大修一次，把前次修谱后新出生的族人和已去世的族人卒年、葬地等资料补入。假如某宗族长年不修谱，将被视为不孝子孙。中国的族谱正是在这样一种续修模式下，内容得以连绵不断地扩增。家谱的续修不仅扩充了世系图录，而且使新出现的其他一些有关本族的原始资料得以及时地增入，充实了家谱内容，保证了宗族资料的完整以及宗族历史记载的延续。在各类内容中，谱序、凡例、族产等资料，往往是旧有和新出的一同刊载，连续性最为显著。比如王逢泰等修的《[江西婺源]太原双杉王氏宗谱》（1924年孝睦堂木活字本）和倪易书等修的《[浙江金华]龙门倪氏族谱》（清光绪五年刻本），都录有历次修谱的凡例数篇。尤其是谱序，一谱同载多篇者常见，十余篇乃至二十余篇者也不足为奇。中国有续修方志的习惯，但续修的频率之高、同类内容的连载之多，都无法与家谱相比。资料的连续性，使同类记载相集，或者一事多记，无疑有助于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被记对象的发展演变之过程。

　　但是，家谱文献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宋代以后，宗族热衷于修谱，目的是想通过家谱来维系和强固宗族群体。这一特定的宗旨给家谱纂修体例带来了缺陷，即出现了家谱的两大弊端扬善隐恶和攀附显贵。纂修者认为，祖先的劣迹或不良一面应该略而不书，为亲者讳，而对能够光大门庭的人物和事迹则须大书特书，甚至不吝溢美之词。家谱纂修者还常常不顾史实,追奉古代同姓的名儒大臣为自己的祖先，如朱氏皆奉朱熹为始祖，包氏则以包拯为先祖。到了清代，此风愈演愈烈，几成常态。此外，不少纂修者粗知文墨，缺乏应有的文史知识，家谱中的人物地名、官爵称谓、源流迁徙等内容，与史籍比勘，错误之处屡屡可见。例如叙述姓氏起源，往往参照同姓的他人族谱，互相抄袭，不加考证，讹误脱谬不一而足。正因为有这些缺陷，家谱资料是否属于信史，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怀疑。清黄宗羲认为“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其一即为“氏族之谱”。尽管如此，家谱资料整体的史料价值却不容否定。就是黄宗羲也没有全盘抹杀家谱的价值，称始迁祖之下为可纪之世，又称“家传足补史氏之阙文”。对家谱文献的缺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应分而论之，所谓的“扬善隐恶”，关键在于隐恶，它违背了中国史家主张的秉笔直书的原则，致使宗族的部分历史因人为的因素而缺载；而“攀附显贵”的为害则较为严重，它不是单纯的缺载问题，而是伪造世系，冒认祖先，属无中生有的虚构。明清时，很多纂修者对此就不以为然，为真实地记录历史，将本族的最早先祖定为始迁之祖，不再追溯无法证实的远祖世系。

 

　　毫无疑问，家谱是一个宝库。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种种的制约，对它的整理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已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对家谱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并将它刊印出版，公之于众，对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谱牒学等的深入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正是为满足这一文化需求而编纂，以期通过系统的整理选辑，向学界提供一部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家谱原始资料集。

　　那么如何对家谱资料进行辑录呢？

　　中国家谱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宗族的人和事，几乎是无所不包。本编是资料选集，显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家谱内容，因此必须有所辑有所弃。所辑所弃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应当建立在资料的价值之上。家谱记载的主体是宗族历史，衡量它的史料价值，纵向要看能否反映宗族兴盛衰落之过程，横向要看宗族的各项事务是否得到应有的揭示，同时还要充分考虑资料的独特性。进而言之，凡是有关宗族历史的资料以及谱学本身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为其他文献所不载，可补他书之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皆在我们选辑的范围之中。反之，那些可信度较差的或史料价值不高的资料，则不予选辑。比如家谱中的先祖画像，多系族人依照自己的想象绘成，与先祖的实际面貌相差甚远。这些画像，对于宗族或可起到缅怀先人的作用，但不能当作史料利用。实际上，明清时期一些修谱者就拒绝将祖先的画像刊入谱中，认为胡乱绘画先祖肖像实是对祖宗的不敬。又如“修谱名目”、“领谱字号”等，它记录的只是修谱者和领谱者的姓名，与宗族史无关。凡此种种，皆无可取之处，未加采辑。需要指出，“世系图录”虽然史料价值极高，但不作处理无法直接利用，只能舍弃。本编所辑录的家谱资料，按其内容分为十一卷，依次为凡例卷、序跋卷、传记卷、诗文卷、家规族约卷、礼仪风俗卷、经济卷、家族源流卷、教育卷、图录卷、漳州移民卷。各卷的内容，又根据资料的实际情况，有多有少，成卷规模不求划一。

　　中国家谱浩如烟海，现今究竟存有多少，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主要原因是中国家谱出自于民，也藏之于民，大量散藏于民间的家谱，其数量无从得知。公共藏书机构所藏之谱，因不会进入流通领域，藏量相对稳定。经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外公藏机构藏有中国家谱四万余种。其中宋元版的家谱不超过十种，明代有三百余种，而所存极大部分皆为清代、民国时期的家谱。这些家谱中，各地所修的数量相差也甚为悬殊，浙江、江苏、湖南、安徽等省纂修的家谱最多,边远地区和当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修之谱则较少,个别省份更是寥寥无几。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收入的家谱为例，该书共收录1949年前的中国族谱14719种，而其中浙江家谱3521种，江苏家谱2151种，湖南家谱1549种，安徽家谱1236种，分别占总数的23.92%、14.61%、10.52%、8.4%，四地的家谱之和占总数的57.45%，而辽宁、广西、云南、陕西、天津、甘肃、北京、吉林、海南、黑龙江、宁夏、内蒙古、香港、澳门等地区族谱藏量之和仅占总数的2.38%。此外，各个姓氏的家谱数量也相差很大。如李、王、张、陈等大姓家谱，其数量是稀少姓氏的数十倍至数百倍不等。因此，存世家谱的这些状况，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料的选辑，并反映在被辑资料中。比如由于现存的明代家谱稀少，故而选辑的资料只能以清代、民国的为主；同样，从地域、姓氏来看，修谱较多地区和大姓的家谱，被辑资料的绝对数量自然也就较多。虽然我们在选辑时作了适度调整，在资料价值相等的前提下，优先辑录明代等现存数量较少的家谱，但只是尽力而已，因为这种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所辑家谱的来源，现存的中国家谱数量，决定了“地毯式”的方式是不可取的，选辑资料只能局限于可控的范围内，并有所侧重。具体来说，本编是以上海图书馆的藏谱作为基础，然后再重点选辑国家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单位所藏之谱。另外，还有针对性地择取了广东中山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单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家谱，以补缺漏。

　　本项目于2001年正式启动，三年后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立项。项目告竣，我们有太多的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杨立强教授，从项目伊始，就参与了本编框架以及选辑条例的拟订。然而痛心的是，杨先生未能见到本书的出版就因病辞世。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玉龙研究员，自始至终参加了本编资料的初选工作，他的扎实的功底、严谨的治学方法，以及孜孜不倦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图书馆孙学雷、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玉范、湖南图书馆寻霖、广东中山图书馆李玲等人，对本项目的热心支持也令人难以忘怀。在此，我们要向所有为本项目提供帮助的人士，表达深深的谢意。最后，特别要向上海图书馆王鹤鸣研究员致以敬意，从项目的策划到落实指导，无不凝聚了他的心血，厥功至伟。

　　本编编纂历时十年，尽管我们努力为之，但还是留有不少的遗憾。譬如，鉴于家谱数量巨大，选编者无力查阅所有的家谱，代孕公司肯定会遗漏不少的珍贵资料。再者学力有限，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同时也希望读者能从本编中获得所需的代孕资料，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欣慰，也是我们的编辑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