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集的编辑兴盛于明清

 

钱穆先生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中说：“欲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必当注意研究中国之家庭。”此乃不刊之论。与家族相关的文献，为人熟知的应是家谱；与家谱相伴随，更为丰富、感性的应是家集。相较而言，家集的知名度远逊于家谱。

 

家集是指汇合或编选的家族性著述，它可以是一家族某一代成员的作品，亦可包含二三代乃至数十代成员的作品。编纂家集的明确意识似始于元代。宋、金二代的家集目前所知有20种（多种名目的“三苏集”，此处视作一种），大都属明清人回溯性的编辑。而元人编家集，据笔者对《全元文》中家集序的梳理，至少有16种。明清是家集编辑刊刻的繁盛期，明代的家集有124种（含小部分清人编辑），而清代的家集，可以查阅的有786种，见于目录或其他文献记载的、暂不能查阅的有162种，合计共948种（有小部分为民国时编辑）。

 

为何要编家集？其意图应与修家谱的宗旨相同，即尊祖、敬宗、收族；然途径稍异，家集更偏重于对先人或当下家族文献的保存，以及对家族后人的感发教育。赵基在《吴江赵氏诗存序》中说：“使数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磬欬，与数百年以下之子孙相接。”借用希尔斯（EdwardShils）《论传统》（[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中的说法，家谱与家集的编纂是一种“文化复制行为”，家谱有三十年一小修五十年一大修，家集也有不断续编之举，“一个社会是一个由数不胜数的行为、观点和思想组成的自我复制过程。……一个社会不只是一个存在于特定时刻的共时现象。如果没有持续性，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复制的机制赋予社会以持续性；这一持续性是社会之所以被定义为社会的条件”（第180页）。由持续性可推想家族“共同意识”的形成，由家族“共同意识”也可推想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为何具有“跨时间的同一性”。在留意家谱与家集共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家集的特性，赵基序文中的“性情磬欬”也大致表明以收录诗文为主的家集，自具亲切面目，能在文字中见人物行事大概、内心波澜与精神风貌，而不是家谱中家规、谱系、传记呈现的严峻、规整气息。

 

清代家集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与清代修谱风气的兴盛有密切联系。家谱中的“艺文”或“著述”部分，近似家集。以未完全的考察来推测，《中国家谱总目》所录家谱中大约有394种“准家集”（之所以称为“准家集”，是因为其中艺文部分脱离家谱单独刊行）。

 

清代编辑家集风气之盛，还与清人对世家标准的重新界定有关。清人判断世家的标准，似乎更为开放。钱泰吉说：“所谓世家者，非徒以科第显达之为贵，而以士农工商各敬其业，各守其家法之为美。”余集则将穷达淡化，指出“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业世其家，有以文学世其家，而穷达不与焉”。

 

兵燹刺激家集的大量编辑

 

清代家集在各个时段的数量亦有起伏，现将清代786种家集的时段分布统计如下：

 

其一，刻本：乾隆朝及此前时段（152年）有48种；嘉道两朝（65年）有113种；咸同光宣四朝（61年）有208种；民国（39年）有34种。

 

其二，石印本：光、宣两朝石印本有6种；民国石印本有17种。

 

其三，铅印本：光、宣两朝铅印本有6种；民国铅印本有136种。

 

其四，木活字本：清代有9种；民国有9种。

 

其五，稿抄本：清代有101种；民国有17种。

 

若将咸、同、光、宣四朝的刻本、石印本、铅印本家集数量合并，并除去太平天国战争所造成的编辑刊印空白期，就可得出一个判断：晚清家集大量刊刻应是在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其总数超过以前两个较长时段。当然也要考虑愈早编刊的家集因多种原因造成存世数量相对较少这一可能性。

 

另外还可引入一个参考数据，即对与清代家集关系密切的清代家谱作一统计。《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著录1949年以前编成的家谱14719种，大致情形是顺治朝少有家谱编成或刊印，康熙、雍正两朝每年编成或刊印家谱平均不足5种，乾隆朝每年在5-20种之间，嘉庆朝每年在15-25种之间，道光、咸丰以及同治朝初年，每年在25-40种之间；自同治七年之后，每年至少有65种，如同治十一年有90种，同治十二年有75种，光绪朝每年至少有100种以上。家谱在同治七年以后年均数量的明显增加，与兵燹后家集大增情况相似，其中应有抢救性的文化保存与宗族重振意图。

 

文献面临的厄难主要是水火兵虫，其中战争破坏性最大。就清代家族文献而言，其生存的“危机时刻”莫过于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战争与清末民初的剧变。清代家集中有序跋的家集共382种，其中多次提及兵燹之后抢救性整理家族文献，其中专指被太平天国战火摧毁的家集有52种，泛指性质的战火有9种，明清之际的战火有3种，指明其他战火有4种。朱琛《重刻紫阳家塾诗钞序》说：“粤难既兴，雕版毁于兵燹，族弟幼拙农部慨之，为捐赀订校。”方昌翰《刻方氏七代遗书缘起》：“第已刻未刻之书，卷帙不可数计，阅时既久，散亡实多，经粤寇之乱，盖荡然鲜有存者。”52种家集序言中的诉说，只是江南旧家文献劫难冰山之一角。

 

战火对包括家集在内的家族文献的严重摧毁，激发了家族后人战乱后抢救文献。顾森书《勤斯堂诗汇编序》云：“（锡山顾氏著述）咸丰间粤寇一炬，已刻未刻之作熸而为灰，存焉者寡。文字之劫，无过于是矣。……频年所求得者，倘不急为刊播，深惧后复散佚，而渐即于澌灭，何以谢后起之责耶？”赵希文《浚仪世集序》云：“毅盦修辑家乘，搜访有年，掇拾于兵燹之余，虽片什零笺，珍如拱璧，雪抄露纂，汇成巨编，本敬宗收族之心，寓诵诗知人之意，可谓笃于务本者矣。”有文献在，不但是在保存故旧，更重要的是护持根本，有根本则可以开来，家族之书香将有复现之机。

 

疾风知劲草。战乱激发文献的新生，或者说浴火重生，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十分有内涵的现象。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多伴随战争，新朝建立之初，常有较大规模的文献编辑整理工作，但一般都是官方行为，政治意图较为明显。与此同时，在民间还有自觉的文化抢救与保存，譬如清代家族文献尤其是家集在大灾难后的恢复与新生。这一更广泛的文化自觉行为，是中国文化绵绵不绝、前薪后火、息息相继的内在动力。

 

家集与世家的文化传承

 

论家集必论世家，所谓“世”，有三十年为一世，父子相继为一世之说，是时间的长度；又有继承之说，如“世德”“世官”“世家”“世亲”“世统”“世学”“世业”“世职”“世族”等等，虽未明言时间长度，其实亦蕴涵代际之间的关联。

 

希尔斯在论述传统的持续性时，特别留意世代问题。他指出一种信仰和惯例从倡导者到接受者，至少要持续三代人，即三代人的两次延传才能成为传统。持续三代之说，正与中国的“三代承风，方成世家”之说相合。持续时间的重要性亦显露于清代家集名称之中。在家集名称中标明世数这一手法，只有到了清代才盛行。

 

查检清以前家集，宋代家集名称中无标世代数的例子，元代有3例，明代有4例，至清代则有72例，如《卜氏三世诗草三种》《长林四世弓冶集》《金陵蔡氏五世诗存》《溆浦舒氏六世诗稿》《桐城方氏七代遗书》《八叶诗存》《赐书楼九世诗文录》《张氏十世诗抄》等等，这种特意以世代数目命名的方式，以及家集普遍采用世代统合文献的编辑方式，正说明家集试图建立具有持续性的文化传承谱系。

 

但实际上，世家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时有艰难时刻，除上文提及的战争外，也有家族自身的因素。陈秉焯《高都陈氏传家集》称“是集成于式微之际”。孙锡祉《二谈女史诗词合刊跋》说“三家子姓都濩落，不急为刻传，惧遂湮没”。王伯恭作《高要冯氏清芬集序》，已经是民国，故有更深的感叹：“嗟乎，世衰道失，瓦缶争鸣，即此篇什所存，已不胜人往风微之感，恐数十年后，愈益晦盲否塞，不待秦火之焚，行且荡为灰烬，斯文将丧，天意难知，余故于披览斯编，不禁惕然深惧，至词之工拙，传有久暂，皆末而无足言也。”有责任感的世家子弟，常以继往开来自勉，故所承受的压力不同寻常，时有忧惧之心。

 

“一个社会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反复地重复行动和交流思想。”（《论传统》，179页）抄录、保存、编辑、刊印，对于家族文化传统而言，正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重复”与“交流”；这种“重复”与“交流”，在我们正身经的文化转变时代，仍在持续。

 

今天为何重提家族与家庭

 

近二十年来，家族文学和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极富潜力的学术生长点。公开出版的研究性丛书，如“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等，展示了系统梳理研究的构想。博士和硕士的论文选题，亦不乏与此领域相关者。去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家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主要讲述了从晚清到“文革”结束的百年中国历史中一个家庭的变迁。《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5年）选取七个家族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个缩影，核心问题仍是世家的文化传承。笔者以为，这些都展现了大变革时代的一种文化关怀。

 

近日，笔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剑研究员共同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我们以近十年的文献调查成果《清代家集总目提要》为基础，从经眼的786种清代家集中精选180余种，编成200册的大型文献丛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影印出版，可称为清代家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今天，聚族而居的时代基本已成过往，同时单位的统合力度急剧削弱。职业、分工、教育等已经取代根据家庭、血缘和等级划定的传统秩序。在此背景下，我们重提家族与家庭、关注家风和家学、整理出版家族文献等，有何意义？

 

仍然回到上文家集与家谱分布年代的统计，清代家集在民国编辑与印行的有204种，而家谱在民国时期（1937年以前）每年至少有170种。数量或者密度如此之高，或许会促使我们调整过去对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命运的认识。传统文化果真因西潮冲击而迅速衰落了吗？以依附于家族的家集与家谱显示了传统文化的另外一种存在，传统文化还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在多重压力之下，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家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是一个核心问题。关于家的种种研究，可以为当下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家族文化传统作为精神资源，也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但同时必须审慎，今日“重复”家的话题，似乎不必过多强调尊祖、敬宗、收族等方面的功能。

 

“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很少是完美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它内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发人们去改变它。”（《论传统》，第228-229页）家及其文化传统，不单供我们回顾眷恋，也是必须在“重复”中阐明与再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