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保存有“数以万计的文书，该地区素以“文献之邦”著称，，有着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明清徽州家谱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其中，文书是推动徽学兴起的重要支撑材料，而数以千计的家谱资料正成为推动徽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的文献宝库，这是由其独特性和重要价值决定的。

明清徽州家谱的特点

       其一，明清徽州家谱体例完善、内容丰富。徽州家谱的体例在明代已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包含新、旧谱序、编修凡例、先祖像赞、世系图表、村图、祠墓图、人物传记、家族文献等内容的基本编修体例。许多家谱在此基础上还不断丰富其形式，明代万历年间范涞修《休宁范氏族谱》即是这方面的代表。该谱含谱叙、谱原、谱序、谱居、谱茔、谱祠、谱表、谱传和谱考九章，章下再分为从旧谱目录、旧谱序文到旧考、新考、附考共37个细目（范涞：《休宁范氏族谱·目录》）。全谱“洒洒数千万言，上自陶唐……纤悉不遗，彬彬乎齐家睦族之典型云”（《休宁范氏族谱·范守己序》），全方位反映了范氏宗族的情况。

       明清徽州家谱内容丰富，包含大量特色文献，尤以保存地契、文书及明代以来鱼鳞图册信息而知名。这一特点从《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即可管窥，该谱有数十篇上述资料，正如该谱序文所言：“新安之异于邻郡县者有三，其一为田土黄册，册定于明洪武初，迄今完好藏长史廨宇中……守令增修黄册，或遭受豪猾改窜，非征信于谱不得也”，这表明家谱也是记载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档案。

       其二，明清徽州家谱具有编修上的连续性特点。明清徽州有重视修谱的传统，在“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的观念影响下，各家族大致确立了“十年小修，三十年大修”的原则，较好地保证了家谱编修的连续性。从家族内部看，不同时期家谱之间有继承相因性，在扬弃中延续。如明成化年间程敏政修成《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后，对其批评者有之，继承者亦有之。持批评态度如嘉靖年间程顼因“学士篁墩先生之笔削者，不无遗逸讹谬”而作《新安程氏统宗迁徙注脚》；至康熙年间程士培又因“篁墩先生统宗谱之系讹支遗”作《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对其持肯定态度而继承的，如弘治年间程祖瑗认为“克勤先生因两公所编，复在会诸派宗人及各族所藏新旧谱牒，理淆伐舛……而睦族之义，尊祖之心诚为全且备矣”，并“依谱抽绎画为总图，著其说于下方”，形成《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图》。在批评与继承之间，程氏家谱得到续修，保持着有机的联系。

      从整个徽州地区看，自明洪武至清宣统，不同时期均有家谱存世。据《中国家谱总目》统计，徽州明代家谱有确切年代的238部，其中洪武时家谱存3部，为明代最少，万历时家谱存78部，为明代最多；清代有明确年代的家谱571部，最少是顺治时期的9部，最多是光绪时期的157部。虽然各时期家谱数量多少不等，但这种连续性，为考察徽州社会变迁提供了依据。

         其三，明清徽州家谱注重理论性的总结。明清徽州家谱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重视家谱编修理论总结的传统。万历年间的《临溪吴氏族谱》专作“编略”一卷，以“家史氏”名义撰写了《谱则略》《谱例略》《谱议略》《谱考论》，集中论述了家谱编修应该遵循的理论规范，论义例则有“家氏史曰：之世辨之氏族，统之世系而家教以兴，迨其后姓氏不命于上，于是族自为谱，谱虽一家之书哉，实以补国书之所不逮，其义例体裁盖不可以不谨焉”；论取舍则有“家史氏曰：谱以彰既往而励将来，传其所信，斯足征也。故时之先后异代，事之显晦异迹，因以考证焉，而去取详略乃可得而断矣，是以定新例而谱为八集”，反映出修撰者对家谱编修理论的思考与总结。

       至清代光绪年间，《绩溪县南关惇叙堂宗谱》仅“谱例”篇就达4000余字，系统论述了家谱编修中世系、小传、书法、笔削、遗像、祠墓、传序、殇灵、编次、续稿等十方面的体例问题。对于“书法”颇有讲究，如记迁徙，“凡迁居由本宗市南迁往则书迁某处；由某处再迁则书转迁或书分迁；至于兵难后或因避难流寓至今未归故土，或随贸易侨居眷属羁旅异乡，但书今居某处，不列分迁图内其未定迁也”（《绩溪县南关惇叙堂宗谱·谱例》），对宗族人员流动作细致区分，亦反映出编修者对家谱编修方法的深入思考。

         其四，明清徽州家谱与其他徽州地方文献具有高度关联性。明清徽州作为“文献之邦”，除以大量文书、家谱和方志为特色外，还有丰富的文集，这些资料林林总总，共同成为重现徽州基层社会实态的资料。其中，家谱与其他各类材料关联度最高。徽州文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归户性”，即可归入具体的家族或宗族，这恰与该族的家谱相联系，从而提高了其文献价值。明清徽州家谱中的许多人物，在对应的方志中均有相关记载，可实现家史与官方文献的结合。另外，许多与家谱相关的信息保存在徽人文集之中，两者互为补充。如万历年间汪道昆修《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许多明代歙县汪氏文书均与之相关，谱中所记人物、事件又与《歙县志》《岩镇志草》有联系，谱中的许多内容在汪道昆《太函集》中亦有记载。这种关联性不仅扩大了家谱的信息量，也能相互验证资料的真实性，从而提高其可信度。

明清徽州家谱发达的原因

       明清徽州地区家谱资料发达，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明清徽州宗族发展成熟、组织严密，是徽州家谱产生的社会基础。徽州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又据《绩溪县志》载，“深山大谷中人，皆聚族而居，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宗祏有百世之谱”。而将“千丁之族”“万丁之祠”有效组织起来，就要发挥家谱“敬宗收族”的功能。修于嘉靖年间的汪氏家谱记载，“夫尝闻之，族者，凑也。凑众人而为族也。凑众人而为族而同于一谱，则百千万人犹一人也。百千万人犹一人，而吾不以祖宗一人之心视百千万人，非祖宗之罪人乎？”（《新安汪氏重修八公谱·方鹏序》）这强调了家谱在“收族”中的作用。清代休宁人汪漋亦言：“有百世之宗族，斯有百世之坟墓，有百世之坟墓即有百世之谱牒，此新安风俗所以美也。而坟墓赖宗族以守，宗族赖谱牒以联，则联谱序牒以萃疏远而相亲相爱之势成，谱之所系亦甚重矣。”（《考川明经胡氏统宗谱·汪漋序》）

      徽商的雄厚财力为徽州家谱的编修提供了资金保障。明中叶后徽州人经商之风日炽，出现歙县“业贾者什家而七”（《太函集》卷十四《谷口篇》）、祁门“服贾者十三，贾十七”（万历《祁门志》卷四）的局面，进而催生了规模巨大且财力雄厚的徽州商帮。这些取得成功的商人，大多表现出对编修家谱的热心。如棠樾鲍氏家族中，“（鲍肯园）先生由困而亨，顾恒思于物有济，修宗祠、纂家牒、置田赡族人之不能婚者”（《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鲍肯园先生小传》）。据《婺源县志》记载，当地致力于修谱的徽商为数众多：“俞铨……后经商赀裕，为支祖立祀田祭扫，修葺本支谱牒”；“吴永钥……尤笃根本，修祀厅、葺宗谱，所费不下五百金”等（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可以说徽商捐助修谱已成一种风气，从而保证了徽州家谱编修的开展。

 

       徽州民众强烈的修谱意识是推动家谱发展的内在动力。明清徽州地区普遍存在“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的共识。嘉靖年间李乔曾说：“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无史则千古之治迹不昭，家无谱则一宗彝伦攸散。”（《三田李氏统宗谱·休阳湖续谱序》）万历时舒孔昭曾说：“家之谱牒犹国之史书，国无史书则帝王历数莫考，家无谱牒则宗族源流莫辨，即爱敬之心无由而生，然则族谱可轻乎哉。”（《华阳舒氏统宗谱序·舒孔昭序》）清代徐成祺也说：“国有史然后是非明，得失定；家有谱，然后世系序，昭穆分，此君亲大伦忠孝一理，罔敢慢也。”（《韶铿徐氏宗谱·本族谱系序》）基于这种共识，徽州人将修谱内化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推动着徽州家谱编修不辍。

明清徽州家谱的价值

     徽州家谱反映了宋元以来徽州家庭结构、人口繁衍和迁徙、宗族关系，以及宗族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通过对家谱的研究可以形成对徽州社会更全面的认识，同时，这种典型研究也有助于对明清社会作更深入的考察。

     徽州家谱研究可以深化徽学研究。上世纪因徽州文书的发现，推动了以徽商为标志的徽学的形成与发展。数以千计的徽州家谱资料的发掘，有利于开展徽州基层社会实态的研究，从而揭开徽州基层社会结构、基层民众生活等方面的真实“场景”。

     徽州家谱研究可以丰富谱牒学研究成果。徽州家谱规模大、多，内容丰富、体例精良。有丰富的家谱编修理论、家谱考辨理论以及家谱功能论。通过对徽州家谱研究及与其他区域家谱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家谱的变化、发展。

     徽州家谱研究有助于推动人口史研究。徽州家谱中保存着丰富的家族人口信息，如《月潭朱氏族谱》世系中，利用小注的形式，记载了宋元以来，家族人口的姓名、派系、学业、职业、功名、婚嫁、子女、迁徙等情况。这些内容为研究古代徽州人口数量、职业构成、婚姻状况、社会网络等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徽州家谱可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丰富素材。徽州家谱注重对村居图的绘制和村景诗的记载，这些内容对于了解明清时期徽州环境的变迁及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认识有重要意义。徽州家谱中保存的家训、家约、家规、祠约、祠规等内容，能够生动反映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和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