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遗传疾病只在同样姓氏的人群中传播，统计好姓名的数量和分布，对于研究人类遗传学就有了很大帮助。”袁义达告诉记者。　玄机二：同姓不一定同家　中国人见了面，总是要问姓名，如果发现跟自己是同一个姓就会倍感亲切，认为两人“五百年前是一家”，“实际上这并不可信。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一个大姓可能有上百个来源，比如说中国第一大姓‘李’，有些是来自‘嬴’姓，有些是来自‘赵’姓，唐朝时‘李’姓被李世民分赐给了开国元勋，甚至在后魏时期，鲜卑的复姓也有改成‘李’的。” 　但是，姓名却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黏合剂，“很多海外华侨要出钱修补自己的家谱，他们要寻找自己的根，而在他们修家谱的过程中，通过与内地的联系，也对当地经济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玄机三：中国姓氏最有内涵　袁义达说，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姓氏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符号，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姓氏传承得像中国这样完整而且有内涵。

　　“比如说日本，虽然也有姓的存在，但文化内涵极少。”袁义达解释，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只有少数的几个姓，明治天皇为了改革，要求全国人民都要有姓，于是短短几年时间里，出现了8万多个姓，而且没有源头及意义，多数是以位置名来代表，如松下、井上、田中，因此，日本学者很难把日本的姓氏与人类遗传联系起来。

　　在美国，虽然有固定的姓氏，但区区200多年的历史还不能形成文化的传承，因此，美国学者对本国人的考证主要从肤色、毛发颜色和眼球颜色来确定。

　　而在英国，姓氏则比较稳定，其来源主要有直接借用教名，或在教名上加上表示血统关系的词缀等来表示某某之子或后代，还有在教名前附加表示身份的词缀。还有反映地名、地貌或环境特征的，以及反映身份或职业的，至于后来出现的由双姓合并而来的姓氏，虽然出现较教名晚，但数量要多得多。而在王室，旧时采用“爱德华”作为姓氏，后来还出现了较新的“温莎”。

　　在欧洲大陆，姓氏通常是用来区分出生地的标志，二战时，欧洲军队曾把同一姓氏的军人分为一组，用以增加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最新数据，中国共有4100个姓　袁义达告诉记者，实际上，对中国姓氏的调查早在20年前就曾经进行过，但当时调查的抽样率很低，只统计了57万人，找到了3000多个姓氏。“当时的抽样率太低，因此结果并不可信。”

　　此次由袁仪达主持的研究课题调查人群数量将近3亿，覆盖1110个县市，基本上涵盖全国。　“我们课题小组总共花了两年时间，找到了4100个姓，并对人数进行了统计，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县市政府的帮助。”袁义达说，在山东和河北的很多地区，政府已经对当地姓氏进行了统计，还有的地方政府一直在收集和归档整理当地的家谱，调查时研究组便可以直接采用。

　　首次发现“难”姓村　

　　在这次调查中，很多生僻的怪姓也被发现，这些姓氏从来没有被记载过，“过去看到时，还以为这些怪姓是因为笔误产生的，但经过我们这次调查后发现，这些怪姓有其深远的根源。” 　袁义达给记者举例说，在河南，研究组发现四个姓“难”的小村，里面的男女老少全姓“难”，当时研究组曾认为这个姓是笔误造成，不具有统计意义，但韩国文化署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异常惊喜，马上组织了一个“寻根访问团”来到中国。

　　原来，“难”姓在韩国人看来，就是自己的根源，“他们告诉我，河南曾出土过一块南北朝时期的石碑，记载一个鲜卑族官员的事迹，他的名字就叫‘难楼’，‘难’姓随鲜卑北迁，松花江当时也改名成了‘难江’，随后，这些姓‘难’的鲜卑族才到了现在的朝鲜半岛，因此，河南这些姓‘难’的村民就被韩国人认为是自己的祖先。” 　相关链接　姓的来源　在秦汉以前，姓和氏有明显的区别。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　中国最早的姓，大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这只能在父权家长制确立时才有可能。　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帝轩辕氏，姬姓”以及“炎帝列山氏，姜姓”时，可以明白，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原分属两个按母系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　《百家姓》来源　《百家姓》是我国流传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

　　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该书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姓氏。他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　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本书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像一首四言诗，便与诵读和记忆，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　《百家姓》本来收集411个姓，后增补至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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