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冼星海与他的音乐作品

冼星海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著名作曲家，是我国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最富有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冼星海先后在上海国立音乐院、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留学期间，他很系统的学习了西方的作曲技法，对于西方音乐文化有着较深的了解。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冼星海还学习小提琴演奏技艺，对于西洋乐器的性能也有很多的积累。1935年回国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亲眼目睹了国统区、日伪政权的各类政治、军事斗争带给国人的苦难。

而且在文化艺术领域，冼星海也了解了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发展现状，了解我国民族器乐、声乐的发展都很有限的情况，因此，在去延安根据地他看到、感触到了一系列热情高涨的生活、战斗场面后，他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在“左翼”文艺界的帮助下，积极投入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及有关歌曲和进步电影的音乐创作。

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更加关注探索个性化与民族化的交融，更加关注民族、民间风格的具体体现。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冼星海更多的关注他早期在法国留学时学得的西方作曲技法、西方音乐观念与国内民族风格、民间音乐素材的结合，更关注音乐作品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关注作品中的民族性、民间性、乡土性、专业性特点的形式探索。

冼星海音乐创作中还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点，他非常关注现实主义题材的表达。冼星海一方面注意在创作中把他所学的音乐知识和文艺斗争原则相结合，另一方面也格外注意在音乐中对民族危难、人民苦难、侵略者刻骨仇恨进行表达，使得音乐能够淋漓尽致的表达出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具体情况。

同时，在他的音乐中，还融入了时代、民族的元素，将当时的很多艺术家与人民大众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冼星海的作品将音乐的实用性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除了广泛的展现出音乐的战斗和鼓舞作用外，还结合音乐的抒情性特点，展现出较强的审美功能。最能反映冼星海音乐作品民族性的是他创作的群众歌曲。冼星海的生命已经完全的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抗战、民族解放工作中，因此他几乎所有的创作都是围绕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

冼星海不同体裁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围绕抗日救亡所展开的创作。这些作品无论是叙事性的，还是抒情性或讴歌性的题材，都成为他抗敌斗争的有力武器，这部分作品占他总作品数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其中，在上海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有如《救国军歌》和《夜半歌声》等；在武汉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有如《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游击军》等；在延安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有如歌剧《军民进行曲》，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等。

二、冼星海的创作特点分析

冼星海所创作的声乐作品中，具有系统性的“民族”风格特点。这些民族性特点，很好的折射出了冼星海的 “革命音乐”思想。1940年1月8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上，冼星海发表了题为《边区的音乐运动》的音乐活动考察报告，并且在报告中第一次非常完整、明确的提出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是要建立起中国的新兴音乐和革命音乐体系，是要将这个工作分配给每个工作者，并且都要毫不犹豫的担负起来这个任务来”。

冼星海

具体而言，冼星海所创作的声乐作品民族性风格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冼星海的声乐创作比较注重在音乐题材和体裁上，能够准确、清晰的反映出上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的民族苦难和悲惨的现实遭遇，而且在这些作品中发出了号召性的战斗要求。

冼星海本是穷苦人出身，他对劳动人民具有天然的同情心，因此在他的声乐作品中也特别重视塑造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的苦难民众性格与形象特点。

在他创作的诸多声乐作品中，对于工农阶层、劳苦大众和人民群众的表现，始终是冼星海聚焦的中心，这些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形象，不仅展现出与当时中国时代背景相同步的特征，也是他在音乐创作中通过对人物形象、普通群众状态的表达，实现对国家命运、强敌入侵带来的灾难的准确表现。

因此，在冼星海的声乐作品中，将上述人群作为基本的表现对象，不仅是他个人深层情感的表达，也是他对国家命运、时代背景下的底层群众的情感体现。

而且在作品中冼星海还针对这些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采用了多样性的表现风格与艺术形式。在冼星海创作的不同类型的声乐作品中，表达的内容也是非常多样的。

在陕北期间，他创作的歌曲中有很多是采用正面方式，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与不屈信心，歌曲的具体内容都很有现实性意义；也有的是采用民间音调特征写成的具有号召性、呼喊性或刚毅性、战斗性特点，来表现底层大众反抗一切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内容。

如在歌曲《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和《到敌人后方去》一类的作品中，就着重体现出了战斗性号角的特殊作用，音乐风格颇具紧张性和传统戏曲中的战斗场面特点。这种作品特点设计，对于真实的再现现实生活中的内容、情感都会产生很好的亲近感。

他的歌曲中也有着重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情景内容，如《夜半歌声》《只怕不抵抗》等；在有些歌曲，如《黄河大合唱》《保卫卢沟桥》中，也有很多歌颂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战争图景方面的内容等。这些作品不仅富有交响性特征，也极富采用西方技法与传统戏曲手段结合塑造的风起云涌的场面特点和伟岸高大的人物形象特征。

在其他歌曲中，也有很多是表现根据地工农群众的现实遭遇和生活、生产场面的内容。也有的是为了更好的表现时代背景和历史境遇特点，通过对劳动场面、生活情景等的具体特点描述，揭示出特定民间音调和劳动号子在内的地域素材特点，对其中的常见音型、音调、节奏、旋法等进行借鉴，形成新的创作风格。

如《二月里来》 《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等，都很形象、具体的展现出了根据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有一部分歌曲着重表现根据地不同层次、年龄、性别的人们在抗战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如在歌曲中经常有妇女、儿童的英勇形象表达，比如歌曲《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作品。

其次，在音乐创作的技法上，冼星海除了关注西方作曲技法的运用外，还非常关注具有民间精神特征的各类常见音型、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号角性音调等素材的运用，来表达作品中的果敢、坚毅形象，也会采用简明的节奏、音型，对其进行简单明了的不同调式结合，形成新的音乐语汇风格，从而在作品中构筑出一副气质昂扬、精神抖擞、艰苦奋斗、誓死抵抗的民族性格特点。

冼星海为了能够在作品中充分的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体现人们的内心呼声、向海内外传达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勇气，让艺术更好的为现实斗争服务，虽然他在音乐创作中都是采用民间音调、节奏特点，但是都竭力避开了民族音乐传统中的逻辑思路———音乐结构中往往具有繁琐的变化、略显冗长的模式，而是尽量采用那些富有精炼意义的短小、精悍的作品形式和篇章结构特点进行高亢气势与激昂斗志的精神表达，音乐作品的结构也显得很紧凑，音乐句法简洁、素材凝练，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进行曲风格，同时这些作品中还富有强烈的斗争性、紧张性特征，整个音乐风格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点。

这样的做法更有利于发挥音乐的实用性功能，除了可以更好的发挥这些歌曲的战斗与鼓舞作用外，还可以借助于简洁易懂的歌词，在便于群众传唱的同时也激发出他们的斗争精神和抗战勇气。如在冼星海的《救国军歌》《游击军歌》和《路是我们开》等声乐作品中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包括一首为儿童创作的《只怕不抵抗》也富有很强烈的紧张性气氛。

在这类作品中，冼星海往往采用很多的民间常见思路进行创作，比如方整、对称性的乐句结构特点，采用传统民间曲调中非常常见的旋律展开方式，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种爽直、朴实的音调风格特点，在高亢、激昂的曲调传唱中，结合着２／４拍为主的节拍重音特点，塑造一种节奏铿锵有力、坚定顽强的形象特征。

在歌曲《大刀进行曲》中，作曲家采用切分节奏音型，结合着休止的巧妙运用，既打破了传统乐句习惯，也结合了歌词的具体、鲜明特点，很好的表达了对敌作战的紧张气氛，从而赋予音乐中的每个乐句以强烈的动感特征；在歌曲《救国军歌》中，作曲家则通过对其中几个重要的、关键意义的单音不断的进行变化反复，并且充分的运用休止符与不同时值音型的交替，形成紧张有序的性格特点比较等，从而形成一种素材各异、但结构对称的乐句特点。

冼星海同时也在作品中充分的运用了歌词所富含的意境特点，借助于人们对歌词的想象力，很好的表现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敌的坚决，以及在现实中有力打击敌人的民族情感特征。

再次，在冼星海创作的群众歌曲中，还常常根据中华民族抗战中的不同场合、具体内容，以及不同需要等创造出各种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和人物形象来，将当时的不同群体表达的栩栩如生。

如《黄河怨》《黄水谣》，就很好的结合西方复调技法中的对比、模进、模仿等，运用民族性音调很好的表现出中国到处狼烟升腾、民不聊生、民如蝼蚁的景象；也有的采用西方复调技法中部分模仿与动机分裂技法，结合民族曲调表现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如歌曲《只怕不抵抗》中，就很好的展现出这种音乐风格特征。

最能够展示出中国老百姓朴实内心世界的歌曲如《河边对口曲》，通过采用模仿、对题、答题的复调技法，描述出张老三与人对话的场面，揭示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形。此外还有比较形象的描绘出彷徨无助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作品，如歌曲《夜半歌声》就很好的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无助的纠结情感，暗示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上世纪30年代的反封建浪潮和民族忧患意识，为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感到异常担忧的真实内心世界与朴实感情。再如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中彻底的运用了西方复调技法，通过合唱性的织体与音响效果，塑造出了不同的人物特征。

三、中外结合的创作技巧与中外交融的“民族”风格思维

首先，冼星海在运用创作技巧时，特别注重中外技法、素材二者的结合，是一种交融性的运用。

冼星海在其文章中这样指出，“首先，要政治思想过硬，有着良好的道德品质，有一颗为人民大众的心；其次，要有扎实的音乐技能的基本功，有厚重的专业音乐知识，这是从事音乐这一职业所必备的条件”，明确提出技术与大众之心的重要性。

比如在运用进行曲这种体裁进行歌曲的内涵表现与形式探索时，冼星海就在关注技法的同时也较为注重展现歌曲的文化载体意义。他在对音乐素材进行加工，实现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结合时，便充分的探索“进行曲”这种音乐形式的民族化形态与特点。

他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还关注声乐旋律与器乐主题展开、民族音乐中的传统等不同旋法特点的融合。所创作的歌曲中，有的旋律具有挺拔矫健、节奏活跃的特点，能够很好的展现出器乐主题的分裂特点；有的则蕴含着较强的传统旋律展开痕迹，但同时较富有弹性和灵活性，而且可以非常准确的表达出歌曲中的主题思想和特定意境；也有的采用西方传统的复调技法特征，却在答题、对题之间产生催人奋进、誓死抵抗的情绪，对当时的全民抗战具有强有力的鼓舞作用；当然，也有很多采用民间小调、曲调或部分戏曲中的常见主题进行发展，产生一种极易被当地人和年轻人接受的熟悉感、亲切感，从而使作品能快速的获得传唱。

其次，在结合中外作曲技法与审美的基础上，冼星海在运用各类不同的音乐素材时，更加注意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创新形式。

冼星海深知中国人民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来表达他们各自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情感，所以他在创作中格外关注音乐的审美与接受问题，从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注重“民族性”的形式探索。他注重艺术性与接受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以便获得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传唱。

冼星海在他创作的诸多作品中，特别重视群众的喜好、群众的审美娱乐特点，采用人们熟悉的民间音调、民间音乐节奏、民族艺术表达方式，因此，创作出的声乐作品风格就更加通俗易懂，而且产生的亲切感也易于贴近大众。例如《保卫卢沟桥》《救国军歌》等，就运用了具有坚决、果敢的节奏型，不仅表现出一种抒情背景下的激昂慷慨情绪，也展现出一种不可阻挡、前赴后继的威武豪壮抗战气势。

通过对这些不同音乐技法、素材的逻辑组织和结构，通过运用悠长、凄凉的旋律音调结合速度缓慢的音型节奏，很好的塑造出一种独特性风格的旋律，从而可以很好的表达日伪铁蹄下的人们，在保家卫国号召下纷纷奔赴战场、杀敌报国的情形。作曲家对劳动人民抱有深厚的情感与希望，他们是悲惨生活的受压迫者，作者寄予了他们起来奋斗、保家卫国、誓死抵抗的信心。

再次，冼星海还在歌曲创作中，借助了很多儿童生活音调和其他乐器声音，创作出很独特的音响色彩。冼星海认为，“大众化的音乐，必须服从政治，必须为大众接受和把握，要简单，同时要懂得大众的心理，我们要把音乐当作一种斗争的武器，大众拿它去打击敌人，才能产生伟大效果”。

比如在他的儿童歌曲《只怕不抵抗》中，作曲家就大量采用了日常生活中很多儿童的声音特点，通过模仿他们现实生活中轻快而富有活力的音调，采用与儿童语言比较接近的一字一音的音乐歌词搭配方式，同时结合着模拟不同乐器发音特点的音响，产生综合化、个性化的音乐语言特点，很好的展现出中国儿童要抗敌、杀敌的保家卫国愿望。

儿童歌曲《只怕不抵抗》

在大合唱作品中的独唱曲《黄河怨》中，冼星海则直接引入了陕北当地的民间哭调，采用了一种陈述性的音调风格，在着力模仿陕北丧葬音乐中的器乐音调同时，结合着哭腔中的悲凉、凄楚音调交替特点，从而塑造出战争带给中国人的苦难和民族危亡中中国女性的悲怨心理与抗争心愿，这种挣扎，也使这首歌曲作品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内涵表达方面，都更能激起下层民众的抗战勇气与决心，产生一种水乳交融的效果。

结语

冼星海被誉为“人民音乐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获此殊荣的两位音乐家之一，这与他生前的历史性贡献是分不开的。他的音乐除了具有专业技法、传统戏曲、民间器乐技法的影响外，还采用那些为人民喜闻乐见的综合性创作观念来发展“民族”性音乐。

冼星海的作品中，无论是中外技法的合理设计与运用，还是“民族化”气质、精神的体现，都深刻而又自然的展现出时代与人民的呼声，并广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以，冼星海的作品得到了人民的广泛认可和喜爱，有着卓越而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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