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是古代祭祀或宴飨时用的乐器，在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钟。与远古时期的钟不同，商钟的横截面是橄榄形，两端更尖，构成主体的两个弧形板片形状近似瓦，也被称为“合瓦形”。商钟大多是三个成组，且大多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高，也说明了在商代已经开始有意识的铸造能敲击不同音高的乐器。

陶钟

陶钟是新时期时代的打击乐器，形状扁圆而中，在古代不仅是乐器，后也发展为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目前我国有多地出土陶钟，形状也各有特点。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出土于河南陕县庙底沟的陶钟，形状与近似商代铜饶，这一文物的出土为饶、钟类乐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而收藏于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出土于西安龙山文化遗址的陶钟，形态更像一把石方铲，且只有香烟盒大小。另在陕西西安、陕西襄汾陶寺、郑州大河村也均有出土新时期陶钟。

曾侯乙编钟

战国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战国曾侯乙编钟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曾侯乙编钟音乐性能良好，音域宽广，音调准确，音色优美，具有“一钟双音”的特点，即一个钟能够演奏两种不同的乐音，因此一套完整的编钟就可以演奏很多不同的乐曲。除了“一钟双音”，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并且具有12个半音，这跟12平均律是一个概念。钢琴有七个八度，曾侯乙编钟有五个半八度，音律很宽广。另外，编钟分为三层悬挂，上面是钮钟，中层是甬钟，下层也是甬钟。三层的钟大小不一样，因而编钟发出的声音是有区别的。全套曾侯乙编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曾侯乙编钟是至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雄伟、最庞大的乐器，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有关部门曾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编钟进行调音，结果表明战国时代已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打破了过去认为十二律是古希腊传来的说法。曾侯乙编钟拥有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同时，作为礼乐之器它还蕴含着丰富的礼乐文化思想，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的一个璀璨的缩影，是中国先秦社会的文化符号，是中国青铜时代巅峰的艺术，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在曾侯乙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共有3700多字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证明中国历史上已成功解决了一钟双音在物理学、音乐学、铸造学上的一系列难题。它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

自1978年出土以来，曾侯乙编钟原件一共只奏响了3次。第一次奏响： 8月1日下午2时，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以《东方红》为开篇，整场音乐会经历了两个多小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了录音录像，随后，这场音乐会的影像资料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为传播。第二次奏响：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期间，湖北省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京联合举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曾侯乙编钟原件展出并现场演奏。这是曾侯乙编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开湖北、离开湖北省博物馆。第三次奏响：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著名作曲家谭盾创作大型交响乐《1997：天·地·人》，经中央特批，破例使用编钟原件采音录制。当年3月的一个晚上，湖北省博物馆编钟厅内，来自湖北省博物馆、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省歌舞剧院的6名演奏家，在谭盾的指挥下，用曾侯乙编钟原件完成了交响乐《1997：天·地·人》编钟部分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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