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及早年功业

出身

崔忠献在早年时候，便成为军人，为国平乱而逐步晋升。但关于他初年的背景，史书里却有不同的说法：

《高丽史》的说法：据《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的记载，崔忠献初名 鸾 ，牛峯人，家庭具有军事背景，父亲崔元浩就担任上将军一职。而早年时候的崔忠献，便凭籍父荫，补任“良酝令”一职。

近代韩国史家李丙焘的说法：在李丙焘（이병도）的《韩国史大观》中，则有另一说法，他提到“崔忠献是庆州人，原属贱人阶级，父为盐筛商，母是婢女出身。初隶行伍，逐步提升至将军之位。”

参与平乱及擢升

崔忠献年青时，高丽正出现武人频起夺权的动荡现象。在高丽明宗四年（1174年），担任留守的赵位宠起兵，反抗当时操纵朝政的郑仲夫、李义方等武人。崔忠献参与了平定赵位宠的战事，获得元帅奇卓诚的赏识，后来迁任“摄将军”。

夺取权力

高丽明宗二十六年（1196年）， 崔忠献 把握机会，诛灭操控大权的武臣李义旼，并借此一声威诛杀一批朝臣，废立君主，确立了崔氏的统治地位。

诛杀权臣李义旼

高丽明宗二十六年（1196年），崔忠献弟弟崔忠粹因其所养的鹁鸽被李义旼儿子李至荣所强夺，深感不满，更几乎被李至荣所捕。崔忠粹便向 崔忠献 说李义旼父子数人“实为国贼”，必需铲除。经过弟弟的坚决劝说后，崔忠献便决定行事。

崔忠献于是纠合亲人朴晋材、卢硕等，在李义旼出入的别墅埋伏，成功将之击杀，继而在开京市集中枭首示众。高丽朝野人士，看到此一突如其来的事变，都不知所措，因而“观者惊噪，声振都下”。

诛杀朝臣及废立君主

夺权初期的杀戮及废君：崔忠献诛杀李义旼不久，便进一步扩大打击对像，先是重诛李义旼三族，继而大杀朝臣。次年（高丽明宗二十七年，1197年），崔忠献废高丽明宗，擅自改立明宗弟晫（初名旼）为新王。经过这样的君主改易，崔忠献权势就更为巩固，并获得“ 靖国功臣三韩大匡大中大夫上将军柱国 ”的头衔， 成为高丽朝廷中的大权臣。

掌权时期的诛杀异己及废立：1204年，神宗死后，由熙宗王韺继位，但仍受崔忠献牵制，因而引起拥护王室的朝臣王涛明等，联络僧兵企图伏击崔忠献，但计谋败露，被忠献所收拾。之后，崔忠献废熙宗，立明宗儿子康宗王祦（1211年）。不久，康宗去世，便由高宗继任（1213年）。 综观这一段时期，王室是任凭崔忠献摆布的。

“三韩以来人臣之家所未有”的威势：透过一系列的夺权及废立行动后，崔忠献得到极高的权势。如高丽熙宗二年（1205年），崔忠献获封为 晋康侯 后，曾在一次在招呼诸侯的夜宴中，“诸王因奏留，使副其帐具，花果、丝竹、声伎之盛，自三韩以来，人臣之家所未有也。”而他的日常活动，亦甚具排场，“出入宫禁，便服张盖，侍从门客，殆三千人。” 到高丽高宗六年，崔忠献更获赐姓王氏。

崔忠献的统治措施及手段

确立权力制度

私人军队“都房”制度：除了透过接连不断的宫廷兵变来稳定权势外，崔忠献又引入了新制度来巩固自身权益，这就是设置私人军队──“都房”。“都房”以“班”为单位组成，轮流守卫崔忠献的私宅及护卫他的出入，具有相当庞大的规模。

另设官府：1205年，高丽熙宗即位后的次年，崔忠献就获晋封为 晋康侯 ，并且另设官府，称为“兴宁府”，自行配置属下。于是，高丽朝廷的朝政便完全归于崔忠献所掌握，国王只能仅保虚位，成为傀儡君主。

改革时弊

崔忠献刚刚诛杀权臣李义旼，夺得权力后，便与弟弟崔忠粹一同向高丽明宗上奏了十个事项，要求改革当时的一些时弊，其中可归纳成这样：

公允分配土地：崔忠献认为，朝廷应该对臣民“量宜除授制土田”，按照实际情况颁发土地；此外，由于有势力人士的贪婪而“夺公私田兼有之”，占有大片土地，造成“邦赋削而军士缺”，朝廷无法根据田丁数字来收税征兵，因而要求能把这些被占的田地交还原有者。

澄清吏治：崔忠献发现，一些官员“惟利之从”，甚至向人民“争征田租”。而地方官员又“应察不察”，并从中作出舞弊营私。有鉴于此，崔忠献意欲改变地方官制的现状，加强对官员的审核，“能者擢之，否者惩之”。

倡导节俭：崔忠献认为当时朝臣们的生活“并不节俭”，住所、衣裳都过多修饰，令风俗败坏。因此要求国王“具训于百僚，禁华侈，尚俭啬”。

整顿佛教徒：当时的“浮图”，都获国王准许随便出入王宫，“以事干秽圣德”，又擅自“营立佛宇”，在崔忠献眼中，这些行径都不太妥当，于是意图令他们“不迹于宫”，多余的佛宇“削去勿留”。

善选谏诤官员：崔忠献认为当时负责进谏的官员，都“以苟合为心”，未能指出国君施政的毛病。所以就要求国王选择合适人选，“使直言在庭。”

大义灭亲

诛杀弟弟崔忠粹：高丽神宗即位后不久，崔忠粹欲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渊，并妄图先将当时的太子妃逐出，但崔忠献认为此举对王室及对太子妃都不太合适，劝谕崔忠粹：“以女配东宫（太子），得无讥乎？况夫妇之闲，恩义有素，太子配耦有年，一朝离之，于人情何？”力陈崔忠粹的做法不合情理。但崔忠粹并不接受，甚而因不堪母亲的规劝而“以手推之仆地”。崔忠献对崔忠粹忍无可忍，在得到亲族们的支持后，预备迎战崔忠粹。崔忠粹的部下亦转投崔忠献阵营，而他本人在逃走时被崔忠献追兵杀害。最后，崔忠献将弟弟“收葬之”。

流放姨甥朴晋材：朴晋材手下有一批勇悍之士，但获授官职的却不多，朴晋材对此怀恨在心，甚至图谋除去崔忠献，崔忠献亦感到朴晋材即将叛乱，便在捉拿朴晋材后“断其脚筋”，然后流放。朴晋材不久被毒死，而他手下的“勇悍者”亦被流放海岛。事件发生在高丽熙宗三年（1207年）。

平定各地

在崔忠献执政时，还有有两股势力随时起事，造成，影响崔忠献的统治。一是佛教寺院的势力，另一则是农民起义。

佛教寺院的势力：崔忠献执政期间，便有数次多达数千名的武装僧侣涌入开京，以图推翻崔忠献。崔忠献便迫令佛教住持──特别是那些已入佛门而没有合法身份的王子离开开京，并使用庞大兵力武装僧侣。

农民起义：对于农民起义，崔忠献先采用武力平定，然后加以安抚政策。对于一些领袖人物，他授以官衔，释放部分贱民，把他们原本所属的“部曲”、“乡”或强制劳动区，合并入常规的县制。崔忠献的各种做法，把农民的起义平息下去。

失误政策及过失

崔忠献的施政，亦曾有一些严重的失误：

对边防疏忽松懈：《高丽史》记载，崔忠献曾自负地形容自己治下的高丽正是“国富兵强”，所以当边境有急报传来，崔忠献就怒骂：“何以小事烦驿骑，惊朝廷？”对于崔忠献的轻率态度，边将只能采取“必待敌兵陷两三城，然后乃可飞报”的消极态度。高丽高宗三年（1216年），高丽边境就曾一度被契丹遗族入寇，弄致“京城无备，人情恟惧”，高丽好不容易才将契丹兵击退。

“占夺公私民田”：崔忠献曾占夺公私的田地，到崔怡（即崔瑀）掌权时才归还原主。

“授人爵，视赂多少”：崔忠献对于授爵，即使有功，都是看对方向他行贿多少。例如高丽高宗六年（1219年），赵冲及孙永等击退契丹兵有功，但崔忠献主持论功行赏时，却“有功者无赏，人多怨之”。孙永与一些有功将士因在酒后埋怨说：“顷与契丹战有功，以无赂不得官”，给崔忠献闻悉而被斩，跟他遭遇同一命运的，竟达百余人。到崔怡时代，才对这种失误进行整顿。

去世及

去世

高丽高宗六年（1219年），崔忠献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即将去世时，崔忠献还是着重奢华，召集乐工数十，全日奏乐，“至夜，三鼓乐未阕，果死”。死后，谥 景成 ，其丧礼亦甚为盛大，“百官缟素，会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常拟于王者。”

儿子崔怡的接掌权力

据《高丽史‧叛逆列传‧崔怡列传》的记载，崔忠献身患重疾，即将离世时，便预料身后可能有人作反生事，便叮嘱儿子崔怡（即崔瑀）切勿前来看望。果然，崔忠献手下的几位将领崔俊文、池允深、柳松节、金德明等，密谋铲除崔怡，便不断促请崔怡到病重的崔忠献家中看望，以图有所行动。崔怡遵照父亲叮嘱，没有上当。后来金德明反悔，把阴谋告诉崔怡，让崔怡作好准备，而崔俊文、池允深仍不知就里，亲自上门找崔怡，欺骗他“ 公 （崔忠献）疾革，宜速往候”，崔怡见势即捉拿二人，进行惩处，平息了这次危机。到崔忠献死后，崔怡便积极收买人心，革除崔忠献在世时的弊病，稳定了统治权。

其后，崔怡在自己的私宅里设立“政房”，令权力更加稳固，崔忠献所开创的“崔氏政权”便得以延绵下去。

家庭

父亲：崔元浩

弟：崔忠粹

甥：朴晋材

妻：宋氏

妻：任氏，获封为“绥成宅主”，本是将军孙洪胤妻，崔忠献“杀洪胤，闻其美，私之”

妻：王氏，高丽康宗庶女，获封为“静和宅主”

婢：桐花，“貌美，里人多通，忠献亦私之”，后来忠献知道桐花喜欢贡生崔俊文后，便把俊文留在她身边，加以宠任。

子：崔怡（原名崔瑀），宋氏所生。

子：崔珦，宋氏所生。

子：崔珹，任氏所生

子：崔球，王氏所生

评价

朝鲜王朝时期史官以封建秩序的角度，认为崔忠献的所作所为，对王室极为不利，如《高丽史‧明宗世家》“史臣赞曰”：“崔忠献乘衅以起，而王反见放逐，子孙不保，自是权臣相继执命，王室之不亡，若缀旒者几百年，呜呼痛哉！” 在《熙宗世家》里又批评当时是主弱臣强的时代：“是时忠献执国命已有年矣，广植党与，专擅威福，熙宗虽欲有为，何以哉！”

近代韩国学者李丙焘认为崔忠献功大于过：“计忠献一生之中，凡立四王（神宗、熙宗、康宗、高宗）、废二主（明宗、熙宗），其威权世袭至其子（瑀），与孙（沆）与曾孙（竩），三代。不过，忠献还是一个富于义气，廉耻与有度量的英雄，曾因痛恶其弟（忠粹）之不义、不孝与不睦，而将其杀害。对于政治、经济的改善与正肃纲纪方面，亦有不少建树。” 此外，李丙焘提到崔忠献以武人身份掌权，达到了另一种更重要的效果，就是“蒙古之入寇，即在崔氏执政时代中，其得以长期抵抗蒙古，实系有坚强武力政权存在之故。”

注释

^1.01.11.21.31.41.5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21页。

^2.02.1 李丙焘《韩国史大观》，中译本，213页。

^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25页。

^ 林泰辅《朝鲜通史》，中译本，37-38页。

^5.05.15.2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29页。

^6.06.16.26.36.46.56.6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33页。

^7.07.1 朱立熙《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80页。

^ 李丙焘《韩国史大观》，中译本，213-214页。

^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22-323页。崔忠献向高丽明宗上书的“十事”，原文如下：

^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25-326页。

^11.011.1 李基白《韩国史新论》，150页。

^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31-333页。

^13.013.113.2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怡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34页。

^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及《崔怡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33-334页。

^15.015.1 郑麟趾《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2册），331页。

^ 郑麟趾《高丽史‧明宗世家》（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9册），428页。

^ 郑麟趾《高丽史‧熙宗世家》（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9册），441页。

^ 李丙焘《韩国史大观》，中译本，214页。

^ 李丙焘《韩国史大观》，中译本，206页。

^ 简江作《韩国历史》，212页。

参考文献

郑麟趾. 《高丽史》（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9-第162册.济南: 齐鲁书社（1996）ISBN 7533305353 （中文） .

李基白. 《韩国史新论》. 励帆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ISBN 7801051505 （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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