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源流

汉字起源说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历来各家有不同主张，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有：结绳说、八卦说、刻契说、仓颉造字说、刻划说和图画说。

结绳说：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人们靠结绳记事、认事，此举起到了帮助人们记忆的作用。《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汉代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又如《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义》：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东汉以后，不少人把汉字起源附会于结绳  。

八卦说：关于八卦的起源说法不一，有摹象说、星象说、数说和杨雄的“亥”为物之源说等等。《周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提到八卦源自庖牺氏对自然客观世界的摹象，这与“依类象形”而作的汉字的起源是相似的。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把八卦和书契（文字）的作用相提并论，把汉字的起源与八卦联系起来  。

仓颉造字说：相传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  。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

“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

仓颉画像 

《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汉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和“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刻契说：刻契是古人在结绳记事后又一种帮助记忆的实物记事法，多作契约用，比结绳记事进步多了。“契”就是在木条上或竹条上刻上刻痕。《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周易·系辞》郑玄注：“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符合。”郑玄又在《周礼·质人》注里说：“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列子·说符篇》：“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所说的“齿”即是质契上所刻的齿痕。这种刻契具有记事记数的作用，可以作为契约的凭证，也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刻契的一些符号与某些汉字形体相似。如“一、二、三、亖、?”与汉字数字“一、二、三、四、五”的古文字别无二致  。宋末元初戴侗提出“书始于契，契以记数”而“各如其数”，认为“刻识其数”的契刻是原始文字的一个源头  。

刻划说：郭沫若先生立足于半坡陶符与殷商甲骨文的比较考察，认为早期的文字可以从结构上分为“刻划”和“图画”两大系统，“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为数不多，这一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之前”  。从半坡发现的刻划符号来看，有的是数字，有的是单字。许多现代学者认为它已有固定的音形义，当为汉字之源头  。

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我国文字的萌芽  。

图画说：关于汉字的起源，历史上曾盛行“河图洛书说”。《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竹书纪年》指出：“黄帝轩辕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沈约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  《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部分近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

河图洛书说(4张)

沈兼士先生在1927年提出了汉字起源于记事的图画这一观点，认为在古汉字之前还有一个“文字画”的起源阶段。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导六书以前之文字画》：“盖于六书文字时期以前，应尚有一阶段，为六书文字之导源，今姑定名为‘文字画时期’”。文字画是向文字进化的记事性图画，具有亦画亦字的特点，初步具备了文字记录信息的可识性功能。关于记事图画与记词文字的联系与区别，沈兼士先生讲得尤为精辟：“文字画为摹写事物之图象，而非代表言语之符号，虽为象形字之母型，而不得径目为六书象形指事之文。”   

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有更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是早期的图形文字。

汉字演变

经历阶段

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后来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至今普遍使用楷书，但仍未完全定型。

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

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始于殷商时期。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

大篆

大篆

大篆为汉字书体的一种。相传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故亦名籀文或籀书。 秦时称为大篆，与小篆相区别  。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小篆

小篆

小篆也叫“秦篆”。秦朝李斯受命统一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小篆。通行于秦代。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存《琅琊台刻石》、 《泰山刻石》残石，即小篆代表作。秦权上刻制的小篆，据说是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

隶书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古隶）和汉隶（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 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 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 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真书，始于东汉。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的名家很多，创造出许多有代表性的字体，如“欧体”（唐·欧阳询）、“虞体”（唐·虞世南）、“颜体”（唐·颜真卿）、“柳体”（唐·柳公权）、“赵体”（宋元·赵孟頫）等。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正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楷书为现代常用的标准。

草书

怀素草书作品

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为今草，即一般所称草书，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到唐代的张旭、怀素，宋代的米芾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成为狂草  。草书为书法家所常用。

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时期吴国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

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

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

行书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代表人物：“二王”：王羲之，王献之。

考古发现

贾湖刻符

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贾湖刻符经碳14物理测定，距今约7762年（±128年）历史；七千年前的双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陶符、五千多年前青墩遗址刻符、连字成句的庄桥坟遗址文字、大汶口陶尊符号、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朱文。早期的刻划符号与骨刻文就是丰富的文字系统，后期的属于初步成熟阶段。这些考古发现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也可能是各种文字发展的不同源流。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汉字的萌芽。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南登封夏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上，发现了更完备的文字。当时被学者们确认的迄今为止我国有确切时代的最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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