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内容

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着，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

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

学派发展

在先秦时期，并无“名家”的称呼，先秦诸子的著作当中多半称其为辩者。如《庄子‧天地篇》“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天下篇〉：“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

到了汉代始见名家之称。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汉书‧艺文志》采刘歆《七略》说法，则云：“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对于此一命名，后世有些学者持反对之见。著名的如胡适认为：“家家皆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高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之流……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

源流

关于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

另有一说认为名家系出于墨家之后，如晋代鲁胜在注《墨辩》时，就认为惠施、公孙龙是祖述墨家辩论之学 ，甚至考证出他们属于“相里氏”这一系的墨家流派。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惠施、公孙龙的观点与《墨辩》恰恰相反，因此不同意这一类的看法。

衰落

先秦名学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就难以发展，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项：

秦朝使中国统一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始皇禁止私学，只能以吏为师；到了汉代，又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政府的强势领导下，名辩之学难以发展，名家也随之衰落。

名辩之学与秦汉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国古代文化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而儒家成为显学之后，士大夫皆关注于社会伦理，强调经世致用，名辩之学被视为以争胜为目的的无用之学。此外，名辩之学所采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纯粹的语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学皆对此方法有所批评，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挤之下，名家之学无立足之地。

就名家内在的发展而言，名辩之学本身相当艰涩难懂，也影响了其发展。首先是一字多义的情况严重，致使后学众说纷纭，难以诂训；其次，由于名家时常以违反常识的语言叙述命题，常人难以接受而失去研究兴趣。在后学难以为继的情况之下，难免走向绝路。

名家学者与著作

邓析

邓析，中国春秋时代末年郑国人，与子产同时，著有《邓析子》二篇，已散佚，今传者一般认为是后世伪托之作。荀子曾将邓析与惠施并列进行批评，认为他们同是“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之徒。

尹文

尹文，中国战国时期人，著有《尹文子》。《尹文子》序称其在齐宣王时，于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皆为公孙龙的学生 ；但是《汉书‧艺文志》却说“先公孙龙”。《吕氏春秋》则有其游说齐湣王的记载 。

尹文的思想出于名家，但是也杂揉了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的学说，可以说是自道家至名家，再自名家而至法家。 这种现象反映战国初期，由宗法封建过渡到法治专制的政治社会的思想。 但由于尹文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些近代学者不再沿袭班固的分类，而对其学派归属有了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是稷下黄老道家三派之一、有的认为是墨家，或有直接列入杂家的。

《尹文子》一书的真伪也历经许多讨论，20世纪初期有些学者据认为今本的《尹文子》全系伪托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间，已有学者认为书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时，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后，伪书之说更受到全面的批驳。

宋钘

宋钘，又作 宋牼 、 宋荣子 ，中国战国时代人，约与孟轲、尹文、彭蒙、慎到同时，曾游于稷下。著有《宋子》十八篇。

宋钘的学说流派归类，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归入小说家，又说“其言黄、老意”则视同道家；荀子将墨翟、宋钘并称 。不过，今人多依《庄子‧天下篇》将宋钘与尹文并称之言 ，将两人的思想并称为“宋尹学派”。

公孙龙

公孙龙，战国时期赵国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著有《公孙龙子》14篇，目前只残留6篇，共一卷。最著名的即〈白马论〉与〈坚白论〉，其中提出了“白马非马”和“坚白石”等论点。

惠施

惠施，战国时期宋国人，与庄子同时，著有《惠子》一篇，已散佚。《庄子》之中保有大量惠施的言谈与学说，著名的有〈天下篇〉的“历物十事” ，〈秋水篇〉的“濠梁之辩”等等。

其他

桓团，生平不详，《庄子》中将其与公孙龙并列为“辩者之徒”。

綦毋子，生平不详，曾在平原君门下为公孙龙之徒，曾与邹衍辩论“白马非马”之论。

毛公，战国时人，与公孙龙同为平原君门下食客，著有《毛公》九篇。

黄疵，秦博士。著有《黄公》四篇，今已不传。

成公生，与黄疵同时，游谈而不仕。

先秦诸子论名家

先秦诸子与名家或迭有争辩、或有所批评，录于其作中。

儒家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当中也吸取了名家与墨家的认知心和逻辑方法，但是他却用这些方法，对名家与墨家都展开批评。

荀子评名家：“不法，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有些研究指出，荀子认为学术必须为政治、道德服务，而对于名家热烈研究“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自然科学问题，荀子认为这是以人的认知能力，是不可能求尽的。所以他批评名家是“愚者、妄人” ，认为君子不应该去追求这类知识 ，而要由“格物致知”转向“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

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荀子学说中的“名实”与公孙龙的“名实”有别：

“实”方面：荀子指的是时空中的个体物与其统类；公孙龙指的是物体的性质。

“名”方面：荀子是用以命谓一个个体或统类；公孙龙则用以命谓一个体物的各项性质。

名实对应方面：荀子认为名应该与对应物的个体或统类相应；公孙龙则认为应该与个体物的各项性质相应。

在“名实”观点不同之下，荀子便以自己的名实观批评公孙龙的“以实正名”是“以名乱实”。

另外，也有人认为荀子在批评名家时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以统治者而非哲学家的观点讨论名家问题。荀子认为制名是统治者的重要任务，而名家的诡论会威胁到这个系统，统治者对其学说不必研究，应该予以压制。

对于名家哲学，荀子不但反对，甚至主张以政治势力和刑法禁止。

道家

名家强调纯粹的语言逻辑，因此，道家中庄子一系对于语言采取怀疑而蔑视的态度。就像《庄子‧秋水》篇认为能用语言来论说的，都是“物之粗也”。在追寻道的过程，语言也只是一项工具而非目的。对于将语言当成思想的名家，自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所以，即使名家中惠施对知识语言的看法与庄子颇为接近，但是庄子仍然批评他是“逐物而不返，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

墨家

《墨子》一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通常合称为《墨经》，是后期墨家通过逻辑的方式，反驳名家辩论的著作。

对于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墨者认为这其中的“同”字必须分别为“重、体、合、类”四种，而“类同”为真的命题，不能据以推论出“体同”的命题也为真。惠施的谬误，是出自于文字的歧义。

而对公孙龙的“坚白石”之说，墨者以现实世界的坚白石为据，认为坚、白同时存在于石中，不会互相排斥，反对公孙龙的论点。

影响与发展

名家重视逻辑思辨，不为东周各大学派所容，尤其不为重心性的儒者。但对中国数学、印度因明学有实际的重叠范围，这对天文历法与建筑是有实际帮助的。

若名家真出于礼官，那么《礼经》当中与名家相关的记载便是其中的数学问题。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数学的九个分支-九数：郑玄引《周礼注》：“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军输、方程、盈不足、旁要。”[6]

方田：田地测算。

粟米：粮食换算比率

差分：赋税的分配。

少广：田亩面积和长阔。

商功：工程土方估计。

均输：运输费用的分配。

方程：方程式。

盈不足：

旁要：勾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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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书目

Hansen Chad（陈汉生）著，周云之等译：《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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