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政府/文明的起源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毕竟国家/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一道被视为三大难题。

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就中国而言，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释。这种观点最早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到系统阐述：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离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而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这一观点被表达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

现代人类学关于国家起源的一些理论

人类学家基于对民族志和考古资料的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

在《东方专制主义》中魏特夫提出，促使国家产生的原因，是管理和调控水利灌溉体系，以发展农业的需要。在干旱地区，水利建设可以增加粮食的产量。兴修水利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有了水源保证的农业又养活了更多的人，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水利工程促进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增加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扩大了兴修水利的规模。水利灌溉系统的不断扩大增加了人口的规模和密度。这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增加，争夺水源和浇灌农田引发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政府机构的出现既有可能是为了管理农业生产，也有可能是出于协调上述冲突和矛盾的需要。

卡内罗认为，不管在哪个地区，或什么时间，只要同时存在环境边界（或者资源集中）、人口增长和战争，国家就会出现。环境边界既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理标志，也可以是无形的社会界线。他的多变量模型如下图：

多变量模型

长途贸易路线理论认为，国家源于区域性贸易网络的战略性据点。这些战略性据点包括物资供应或者交易的地点（比如长途商队的必经之地）以及威胁或阻碍各个贸易中心进行交换的据点（比如隘口或者河谷峡地）。

酋邦理论

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认可塞维斯提出的酋邦理论。

任何一个更复杂的人类社会想要长期生存下去，都要高度依赖家族纽带和互惠原则(reciprocity )。而世界上任何一个较复杂社会，无论是觅食社会还是农耕文明，也都是奠基于永久性——至少是半永久性——的定居聚落之上的。

小型觅食者游团的成员在派系纷争威胁到游团的团结时可以迁出，而附着于其土地的农民则不具备这种自由。借此，这种不仅局限于直系亲属之间，而且也存在于远亲之间的家族纽带就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自给农户(subsistence farming household)可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但是他们的生存却依赖于可耕地土壤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同伴家族的互惠义务(reciprocal obligation)。互惠对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在远近家族成员之间搭建起了一张义务关系网，这样人们在庄稼歉收时就可以有所求助，而当其他家族成员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亲属之间以及世袭家族和世系成员之间的这种附带互惠义务的关系既为解决家族内部争端提供了一些惯例， 也为农田和牧场的所有权和继承权问题提供了一种机制。 无论是个人土地还是由先祖创立下的宗族或世系田地都被赋予了所有权，因此，人们与其土地之间的关系就与他们和庇护着土地的祖先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

贸易和交换在较复杂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出现了新的农业经济的每个地方，那里的农民对其邻里的依赖性就会日益增强。复杂的贸易网络将村落与村落、 人家与人家之间联系了起来。控制这一贸易网或掌握重要商品和异邦奢侈品供给的人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新生的复杂村落社会的领导者。

最早的农耕村落都是实行平等主义的社区，社会分级是在人们掌握食物生产之后很久才出现的。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村落生活的平等主义形式便让位于一种新的由家族首领领导的更为复杂的农业社会。这些人通常都是巫师（萨满）或具有卓越的超自然力的人，他们与其追随者之间有着亲缘关系的纽带，并且有能力以食物和外邦货物来犒赏忠诚。社会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将这类人称为“大人物”（Big Men），他们的权力严格建立在他们超凡的才干和追随者的忠诚之上的，但这种效忠都是短暂的，并不会代代相传。一些强人最终获得了这种实力，并创立了等级王朝，将自己的酋长权威世代相传下去

无论这种酋长制出现在哪里，它们都是异常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经常要从一个酋长家族手中传递给另一个，与此同时政治和经济中心也会出现转移。所有这些复杂的前国家社会完全没有能力对本地之外的地区保持严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

太长不看版：村落之间经常性的互惠交换，使得再分配过程成为必要。再分配过程强化了首领的权力。而首领在分配物品时，往往优先考虑他的亲属和拥趸，并以此换取他们的忠诚，这些拥趸则相信首领的品行会传递给他的儿子，尤其是他的长子。在这一循环中，首领权力不断强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权力继承不断固定，从而产生了最早的政治权力和政府的雏形——酋邦。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美洲和秘鲁，酋邦是原生国家的前身。原始国家的出现是各个酋邦相互竞争的产物，某个部落征服了其他部落，把战败方纳人自己的政治统治，于是国家就出现了。

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对物的管理”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为“对人的统治”。

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就需要仔细斟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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