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乐器之一。各式各样的锣至少有五、六十之多。如果能把它们都收齐了，真可以办一个别有风趣的展览。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锣类乐器在广泛运用。而且，不断增加的考古学的发现说明，锣类乐器的起源与我国西南古代各族人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西南古代各族人民对祖国古老文明的又一贡献。锣类乐器历史的这一重要篇章，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锣类乐器

一

锣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交响乐队编制中唯一的中国乐器，世界各著名交响乐团，也都以有真正的中国大锣为荣。在我国各种民族乐队中，特别是戏曲乐队中，锣的作用就更为突出。三百多个戏曲剧种中，没有用到锣的，只有极少数。京剧乐队中的“武场”基本由大锣、小锣、饶拔和鼓板组成。在京剧表演的进程中，“武场”既要配合演员舞蹈、身段、武打和表情动作，又要突出唱腔说白的节奏，加强语气和划分句法段落。此外，还要制造和烘托戏剧气氛。过去老戏中，甚至连刮风、下雨、行船、水声等音响效果，也要靠打击乐器来制造。因此，离开了“场面”，京剧就无法演出。而别的戏曲剧种，情况也多如此。

我国民间广泛存在的各种由丝竹乐器和打击乐器等组成的“吹打”中，锣不仅必不可少，而且种类繁多。如西安流行的“鼓乐”和江南传统的“十番锣鼓”，演奏中虽然都有纯打击乐的锣鼓段子，而前者使用大锣、马锣、王丁档、云锣等锣，后者则用大锣、喜锣、中锣。春锣、内锣、汤锣等锣，因此风格悬殊很大。又如潮州大锣鼓，用八面大锣，又加苏锣、抗锣及狗子锣等名目的锣，则又是别一番风味。我国民间还有一些纯粹打击乐演奏的形式，如四川“闹年锣鼓”，陕西农民的“打瓜社”等，锣也是很关键的乐器。

二

西南少数民族中，锣类乐器的使用很广泛，并且，别具特色。湖南土家族的“打溜子”就很奢名，流行于湘西龙山、永顺、堡靖等地，又叫做“打路牌子”。过去每逢娶亲嫁女及喜庆节日，都用打溜子表示祝贺，有时还举行打溜子比赛。打溜子由勾锣（马锣）、田锣（大锣）及头拔二跋两付拔组成，勾锣作领奏，田锣作骨干，打法灵活多样。有不少传统曲目，如《八哥洗澡》这个曲目，用打击乐器活龙活现地表现八哥出笼拍翅、嬉戏、追捕等一系列情节。笔者曾有幸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其技艺之高超，可以说是到了打击乐器表现的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侗族用到“拉”（侗语：大锣）、“斯依锣”（小锣）及，三嫩拉”（三星锣）等锣，广西壮族中则有土锣、高边锣、文锣、八音锣、狮子锣、“宁宁”（一种放在手心上打的小高音锣）及铓锣等锣。钻锣面部中心有半园形突起，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使用最多。

上述各种锣在苗、瑶、松佬、布依、毛难等族中亦常见使用。从云南少数民族的打击乐器中，我们发现很多不仅注意到音高的准确，而且还注意到彼此的协和，甚至用以演奏旋律。云南傣族、景颇族、侃族及哈尼、彝、独龙等许多民族中常用的铓锣就是这样的一种打击乐器。钻锣由于中心有半园形突起，人们又叫它“乳锣”。它的发音原理、金属成分及锣边厚薄均与常见平面锣略有不同，因此，它的声音深沉柔和、格外动听。

铓锣

铓锣分单铓、排铓两类。排铓用五、六个大小不同的铓固定在特制的木架（铓架）上，用连杆操纵铓捶同时敲击。由于这些铓彼此相距三、四度或四、五度音程，因此，它发出的声音宏亮协和，特别富于立体感。另外，还有用大小不同的十几个钻组成的排铓（编铓），组成音域较宽的音阶，演奏者双手持大象皮做的铓捶敲击，可以演奏曲调，与云锣有相似之处。

单铓是单个敲击的铓。有的只有月饼大小，大的直径达五、六十公分，特大的据说直径近一公尺。一般用手提敲击，大钻用两人扛起，后面的人一手持锤演奏。大小不同的铓音高不同，人们对音高的选择很严格，除一般分“公”、“母”外，人们还选择音高不同的钻来演奏曲调，下面这首舞曲就是西盟低族自治县的低族同志用单铓来演奏的。

单铓曲谱

由发音分别为g、b、d，、g产的四个铓来演奏这首曲调，旋律既简单而又动听，非常别致。

铓锣主要作为乐器来使用，喜庆节日及婚丧嫁娶都不可少。由铓、拔和象脚鼓组成的打击乐组，是傣族、景颇族民间集体舞蹈的主要伴奏。傣族著名的孔雀舞（“戛洛拥”），从头至尾都靠它们伴奏，打击乐在伴奏中还组成“鼓语”，如瑞丽、孟定打击乐打出“约笔洛、约笔洛，约笔约丽丽”的鼓语，意思就是“好好抬、好好抬，翅膀好好抬”，舞者即做抬翅膀的动作。

独龙族约三千人，居住在交通极其困难的独龙河谷。过去过着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原始公社生活，“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但铓锣也是他们的主要乐器，每逢过年杀牛跳“牛锅庄”时，集中全村四、五面铓锣，用葛根藤的节巴块作捶敲击，敲铓者边敲边跳，在舞队的前面领跳。铓是一种很贵重的东西，是财富的象征。过去独龙族的一个大铓（独龙语:呷木陇），要用一头胸围“一七匝”的壮牛才能换到。（按:“匝”是独龙族的量牛法，用绳量牛胸围后，将绳双叠起来用手卡长度，一卡即一“匝”，胸围七匝，即将近三米）但可惜在“”横行肆虐的日子，独龙族人民世代珍视的铓锣也被收去加以破坏，现在所剩无几了。景颇族中过去还有用铓锣作为聘礼和嫁妆的习俗。这种以锣为财富标志的习俗，过去海南岛也存在，据说一锣“可抵一牛或数牛，或有抵数十牛者……藏铜锣多而住者为大家”。

除作为乐器使用外，铓还有别的用途。从一些少数民族长诗中，我们知道曾用它召集军队，集合民众。低族中到现代还用铜鼓和铓锣组成传递信息的工具，有专门的“点子”代表特定的内容。过去往来边疆的马帮，用钻锣声指挥马驮的行进，并作为前后的联络，铓锣声络绎不绝地在丛林山道中回响。钻锣还用在祭神及某些宗教、迷信的活动中。

云南少数民族中也还用到其他一些平面锣。如傣剧中除铓锣外，还吸收了滇剧的大锣、汪锣（亦即咚字锣，川剧之马锣）。在今天少数民族中还保存的“洞经”古乐中，如丽江纳西族“洞经”乐队和剑川白族的“洞经”乐队里，有铓锣、饶子（小锣）、挡子及云锣等锣。云锣是用多面小锣放在木架上敲击的锣，在《元史·礼乐志》中即见记载，至今也有好几百年历史了。

三

从先秦至汉唐的大量有关音乐艺术的文献记载中，不但没有锣的使用、形制方面的记载，而且连锣这个名称都没有!在宋代的文献中，才首次出现锣这个名称，宋代陈旸《乐书》卷一二五记载：“后魏至宣武以后，始好裔音（或作胡音），泊于迁都……铜镜、打沙锣，其声大抵初颇舒缓而转躁急，盖其音原出西域而被之土木……”

根据这一说法，人们便很自然地推测锣这一乐器，是在公元六世纪前“从西北方少数民族或外国传进内地的”。唐代文献中没有锣的记载，不过却提到与周代列为“四金”之一的怔不同、近似于锣的形状的“钲”，如唐代杜佑《通典》记载：“钲，有如大铜叠，悬而击之，以节鼓，呼曰钲”。

陈旸《乐书》中有悬于双龙架上的“鼓吹征”和平盘状的“警严钉”。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三四云：“铜钲，钲大如铜叠（似铜盘），悬于虎而击之，南蛮之器也”。认为钲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但证是否即是铜锣，尚难断定，有待进一步研究。清代《皇朝礼器图式》中也载有此乐器之图，与锣相似但又有不同。宋元以来文献中，对锣的描述渐多，其中关于西南少数民族使用锣的记载如《宋史》卷四九三：“溪峒夷僚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明清以后文献中有关记载很多，兹不一一列举了。

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锣之类“是发育成长于东南亚的乐器”，其根据是束埔寨吴哥古代遗址中的浮雕壁画里有锣类乐器的图象。但是，吴哥的两大遗址—印度教的神祠瓦武及其北面的王宫托姆，均建筑于十一世纪之后，年代较晚，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同一时侯我国的文献中已有关于锣类乐器使用的记载了。

本世纪以来考古学的不断发现，展示了锣类乐器历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使我们对锣类乐器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是在一些传世古代铜鼓的图象中，人们发现有悬挂着许多园形物的木架，如著的名开化铜鼓（因发现于开化，即今云南文山而得名）面部主晕的“夸包笙舞”中，头饰羽毛，仁身赤裸，下拽长据（即所谓“衣着尾”）的舞者行列里有两具各悬十五个园形物的木架，与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至今还使用的编铓非常相似。考古学家们认为这就是编锣（铓）。

其次，在出土的古代文物中，一也发现了古代锣类乐器的实物。如从一九五七年来多次对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鉴群的发掘中，曾经出土一件早期青铜钾。由于它出土时系覆盖在青铜贮贝器上，因此过去一直误认为它是贮贝器的“双层器盖”之一。它略似斗笠，旁有小纽，面部中心有八角星纹。主晕内有22个起舞的“羽人”，上身赤裸，亦拽长据，表现类似中原古代“文舞”的羽舞场面。细晕内则饰以锯齿纹。它的花纹布局，与有的铜鼓鼓面的装饰很接近。

近些年来，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这应是一件锣。这种看法从柬埔寨昊哥古遗址之一—印度教神祠瓦武的壁画浮雕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我们在壁画中发现有与石寨山铜锣相近的锣，面部亦有晕圈纹饰，旁有小纽，以棍穿其纽侧悬敲击，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石寨山出土的锣亦当侧悬其纽而敲击。发现这件锣的墓葬，年代在战国至西汉初，因此这面铜锣，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这使我们所能探索到踪迹的锣类乐器的历史大大提前了。

一九七六年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土一面应为汉代初年的铜锣，该墓发掘简报报告了这一发现，但可惜未曾作更详细的介绍。另外国外在发现铜鼓的同时，也曾发现古代的锣，纹饰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锣相似。在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中，发现许多侧悬敲击的园形器，中心或为星形纹饰，或仅见园圈。人们认为是代表着铜鼓及锣。但两者究竟如何区分，则殊不易言。因为铜鼓除平放敲击外，亦有侧悬敲击的；而锣面亦有与铜鼓类似的花纹（今天体族景颇族所用的钻锣，也常见在中心加绘彩色星形图案者），并且花山崖画的确切年代无法确定。但是，联系到罗泊湾出土铜锣的事实，可以认为古代这一地区使用锣的历史一也十分悠久。

值得注意的是，开化鼓等古代铜鼓图象中常见铜鼓与锣同时演奏的情况，（如闻宕《古铜图录》第13、16、18、19及64等图，《铜鼓续考》第八页等），而这种情况在西南广大少数民族中一直沿续不断。清代文献中对此仍有描述，如《清朝通典》卷六十四：“湖南苗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亲戚宴会，以鲍笙、铜鼓为乐。”

今天西南少数民族中，尚可见到此俗。侃族地区铓锣就常与铜鼓合奏，并共同组成有特定内容的传信报警的点子。连放置时，也有将铓锣覆盖在铜鼓之上的规矩，很像石寨山古代铜锣覆盖在铜鼓形贮贝器上一样。上述古代铜锣出土的同时，亦均有铜鼓伴随。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古代最先使用铜鼓、锣的民族与今天西南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有密切关系，他们应当是今天这些民族的先民。

我们还可以看到，铜鼓与锣是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的。两者不仅经常共同使用，从出土文物中我们还常看到它们有相同的面部纹饰，其演奏方法如发音原理也有相同之处。有的人就认为从近代乐器学的角度看，铜鼓这一名称并不适当，鼓应指皮鸣乐器（Membranophone），因此德国的萨克斯博士提出用“Kessegong”亦即“锅形锣”称之。日本林谦三先生亦以铜鼓属于“锣类乐器”，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两者的相似。有趣的是，居住在湘、黔、桂三省毗邻地带的侗族人民，亦有把铜鼓叫做“咚姑”（侗语）及“孔明锣”者，这样的巧合，恐怕不是毫无道理的吧。况且，出土的古代实物也似乎是在证实这一点：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多而铜鼓中，还有面部中心象铓锣一样有一个半园形的突起者，这有力说明铓锣的产生与铜鼓有关！

铜鼓是产生于我国云南中部地区的重要民族文物。远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即相当春秋中晚时期，云南就已存在着具有独特风格的青铜文化。这时已经过着“耕田、有邑聚”的生活的“椎髻”民族，是云南青铜文化的主人，是他们最先制作和使用铜鼓的。以后，随着西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铜鼓迅速传播到西南广大地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沿续至今。因此，我们认为，早在战国至汉时代即已在我国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使用的、与铜鼓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锣这一乐器，应该是产生于最先制作及使用铜鼓的一些古代西南民族之中的。也许它是上述“椎髻妙民族所创，也许是最先传得铜鼓的民族所创，总之，它原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乐器，后来始成为今天这样常见的广义的民族乐器的。正如，一条条的小溪汇成浩翰的海洋一样，我国各民族的艺术之苗，终于长成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参天大树，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而万古青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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