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年间，朝廷草创，高祖忙于削平割据武装，完成统一大业，故因袭隋代之制，未有雅乐制作。至唐太宗留心雅正，励精文教，于贞观年间完成制礼作乐。其重要标志有三：贞观二年定《大唐雅乐》，贞观六年分制乐章，贞观七年颁行《贞观礼》，贞观十四年定庙乐。这样初唐雅乐建设才告以段落。

唐武德中，祖孝孙任太常少卿。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正月十日，诏秘书监窦琎、太常少卿祖孝孙等议定雅乐。同时参与定乐的还有张文收、吕才和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等。

祖孝孙雕像

贞观二年六月十日，祖孝孙斟酌南北之音，奏上《大唐雅乐》。《旧唐书》卷七九《祖孝孙传》云：“孝孙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相为宫，制《十二乐》，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调。”至此，亡绝已久的旋宫乐，“一朝复古，自孝孙始也”。

宫廷雅乐文化

贞观六年，诏令制乐章，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郊祀乐章。九月己酉，太宗幸武功兴庆宫，宴群臣，赋诗。吕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又为作《九功舞》。据《旧唐书》卷二《太宗纪》，四次：贞观二年十一月辛酉，五年十一月丙子，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十七年十一月己卯。其贞观十四年和十七年太宗亲祀南郊皆用《冬至祀昊天于圆丘乐章》。其乐章即《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所录第一组《冬至祀昊天于圆丘乐章八首》，原题记：“贞观二年，祖孝孙定雅乐。贞观六年，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此词，今行用。”

贞观十一年四月，太宗下诏颁行唐礼及郊庙新乐，云：“今修撰既毕，可颁行天下。”

贞观十四年六月一日，太宗颁定庙乐敕文，其庙乐乃秘书监颜师古、许敬宗、褚亮等八座议定弘农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太庙舞曲。颜师古、许敬宗等议，每七庙别奏登歌乐。皇祖宣简公、懿王庙，并奏《长发之舞》。《旧唐书》卷三一《音乐志》载所定庙乐《享太庙乐章十三首》，题为贞观中魏徵、褚亮等作。其乐舞名与敕文所定相合：皇祖懿王酌献用《长发》，黄钟宫；太祖景皇帝酌献用《大基》，太簇宫；世祖元皇帝酌献用《大成》，姑洗宫；高祖大武皇帝酌献用《大明》，蕤宾宫。由此，说明各室酌献以“阳律”定宫。

祖孝孙初唐雅乐的核心是八十四调。此缘起沈重的“以配七音”的旋宫之法，才使祖孝孙走上了“八十四调”旋宫之路。《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道出祖孝孙《大唐雅乐》旋宫之乐的核心内容：

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声、八十四调。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徵为正徵，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钟，终南吕，迭为纲纪。黄钟之律，管长九寸，王于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与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变，循环无间。故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凡十二宫调，皆正宫也。正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故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调有下声一，谓宫也。十二角调，调有下声二，宫、商也。十二徵调，调有下声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调，调有下声四，宫、商、角、徵也。十二变徵调，居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变宫调，在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无出七声，本宫递相用。唯乐章则随律定均，合以笙、磬，节以钟、鼓。乐既成，奏之。

祖孝孙又承梁《十二雅》制《十二和》。梁天监年间定郊、宗庙及三朝之乐，其国乐以“雅”为称，取《诗序》“雅者，正也”之义，其旨同周礼之“雅”、“夏”相通，皆示华夏礼乐之正统。取十二，乃合天数，是“天人合人”思想的反映。唐《十二和》沿梁《十二雅》，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意，旨在以雅乐治国。

祖孝孙《十二和》之旋宫乐，除南郊、方泽、宗庙有固定的宫调之外，其他祭祀用乐非常灵活，皆随月律为宫。《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朝贺、飨宴，则随月用律为宫。”我们可以看出，祖孝孙祭天、祭地和享祖用律是以五度生律顺序而定的。

《十二和》在乐仪中的具体运用是：祭天神奏《豫和》之乐，地祗奏《顺和》，宗庙奏《永和》。天地、宗庙登歌，俱奏《肃和》。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举及饮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郊庙俎入，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五郊迎气，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庙祭享，奏《化康》、《凯安》之舞。

张文收进一步完善了祖孝孙的旋宫乐。同祖孝孙一样，张文收是唐代最重要的雅乐制定者。祖孝孙完成的雅乐旋宫，重视生律的顺序：祭天以黄钟为宫，祭地以林钟为宫，享庙以太簇为宫，其余祀皆以各以月律而奏其音。贞观十四年，张文收以为其制不合古礼，于是依《周礼》调整了祖孝孙旋宫乐，将各种祭祀的乐调固定了下来，唯食举乐随月律旋宫。高宗以后的祭祀用乐记录，说明其后的雅乐用律多依张文收之制。

张文收

试对比以下两组材料，它们皆记录了祖孝孙旋宫起调之法。但其区别在于：刘贶《太乐令壁记》和《旧唐书》卷七九《祖孝孙传》引文中记录的是“随日异宫”的三百六十律；后一组《乐书要录》和徐景安《乐书》引文则重点指称“各顺其月旋相为宫”的八十四调理论：

《玉海》卷七引刘贶《太乐令壁记》：“周世旋宫因孝孙而再设，京房灰管遇毛爽而重彰。汉章和世实用旋宫，汉世群儒备言其义，牛弘、祖孝孙所由准的也。”“陈山阳太守毛爽习京房侯气术，祖孝孙学于爽，周岁之日日异，其律冬至日以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随日异宫，匝岁而复。”

《旧唐书》卷七九《祖孝孙传》：“起于冬至。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其余日建律皆依运行，每日各以本律为宫。旋宫之义，由斯著矣。”

《乐书要录》卷七“十二律相生图”：“此图者月建十二律图也。何者?以十二支与七声共顺旋左之故也”。“右旋相为宫法，从黄钟起以相生为次，历入左旋之数，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损一，五下七上，乃终复焉。以相生为次，立均则音调正而易晓。每调七调，每调有曲终。十二均，合八十四调也。十一月黄钟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右十二宫尽仲吕，仲吕生黄钟，又起黄钟，终而复始。”

《玉海》卷七“唐七音”引徐景安《乐书》第五《雅俗二部》：雅乐均调法，著旋宫一律，五音相生二变，起自黄钟为始，循于仲吕为终，十二律总十二均，音六十声，成八十四调，皆京房参定，荀勖推成。

对比隋末和唐初两个时期的祖孝孙，我们会发现，前一时期的祖孝孙重视的“三百六十律之法”，实际上渊自毛爽六十律、沈重一岁“配七音”三百六十律之法；而后一时期的祖孝孙重视的是八十四调，八十四调即“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相为宫”之法。祖孝孙“三百六十律之法”在隋开皇末没有得到施用。《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既而协律郎祖孝孙依京房旧法，推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又六之，有三百六十音，旋相为宫，因定庙乐。诸儒论难，竟不施用。”其后，祖孝孙又积极地开始了新的探索。

南北朝至隋代的八十四调理论主说者以梁武帝和万宝常为代表，祖氏家族是数学世家，宝常师承祖氏家族的祖孝徵，能“且论八音旋相为宫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这说明祖孝孙的八十四调理论的来源除参考梁武帝八十四调理论外，更有其家学渊源。

祖孝孙从隋代后期的三百六十律到初唐八十四调旋宫起调之法分析，说明祖孝孙初唐的乐律实践已经超越了三百六十变律体系，而返回到探索十二正律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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