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有关黄嘉略的生平，在西方汉学典籍偶有提及，但中国典籍一直记载不多，中国早年亦只以Huang、Hoang、Hoamg、Hoangh、Hoange、Ouang等，把他叫作黄氏。1986年中国历史学家许明龙在《社会学战线》期刊发表一篇黄氏生平的研究，当时因未知他的本名叫黄日升，只按照其教名译作“黄嘉略”，但该名字为学术界所接受。黄嘉略的教名由昔日来华传教士起名，法国一般写作Arcade，但有时亦写成意大利文化的Arcadio或拉丁文化的Arcadius。

翻译问题亦成为研究黄嘉略生平的主要障碍。不少地名、职衔、人名，都是近年中国学者揣测译文的意思而写成汉字，未必全然准确无误。此外，后人对黄嘉略生平的了解，主要参照他写于1713年至1714年的日记，日记虽然主要以法文撰写，但经常夹杂汉字拼音，如"tchi tien sine"是指“吃点心”、"pou khen choui"指“不肯睡”，这令后人解读日记相当困难。

他在日记中，有时亦会用幽默语气，调侃自己是“黄大老爷”、“中国老爷”、“兴化亲王”又或“风山红衣主教”等。

生平

童年

黄嘉略出生于17世纪下叶一个天主教家庭。祖父黄江卿（音译：Hoang Kian Khin），曾任御史（ Visiteur imperial 巡视江南和山东两省，父亲1638年生于兴化，是家中独子，常接济穷人，其中一名曾受恩惠的人是天主教徒，为了报恩，于是引导黄氏信教，希望他的灵魂能进入天堂。1651年，黄父由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施洗，取名黄保罗（Paul Hoang），黄父此后非常虔诚，更曾希望过独生修士生活，致父母要胁报官，黄保罗只得于1670年迎娶江西省广信府杨氏，1679年誔下黄嘉略。

黄嘉略出生前，父母曾誔下四名女儿，他们向上帝许愿，若能誔下男丁，会将献给上帝。黄嘉略出世后，由当地一名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施洗，约1686年前后，其父病逝，刚巧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李斐理（Philiber Le Blanc，又名卜于善）到兴化传教，黄母将儿子托附给他。三年后，李斐理又将黄嘉略托交另一位外方传教会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onne），期间曾拜一位信奉基督的举人江为标为师，习以汉语、拉丁文、中国典籍及基督教义，曾游历中国多个地方。据黄嘉略所述，16岁时，“出一些没有必要详述、但两位先生认为正当的原因”，他被安排回乡，不久母亲病逝，守孝百日之后，他又再离家。

远赴罗马

  黄嘉略等人1703年抵达罗马时，当时接见他们的教宗应为克勉十一世

 中国礼仪之争白热化时，康熙大帝正值盛年，恰逢罗马教皇克勉十一世亦只上任数载，不同阵营的在华传教士各自争取两边的支持

当时正值康熙年间，各会传教士在中国礼仪之争上势成水火，李斐理及梁弘仁属于反对儒教祭祖的一方，与耶稣会立场对立，1701年，在华传教士决定选出梁弘仁，向罗马教廷述说礼仪之争，希望获得教廷支持，他之后与黄嘉略重遇，1702年2月17日在厦门一同登上一艘英国商船，远赴欧洲。

当时随行的中国人，除了黄嘉略外，还有一名叫李若望（Jean Ly）的人，但有关他的记载更少。商船船长名叫珀蒂（Petit），曾途经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圣赫勒拿岛，约9月时曾遭遇猛烈风暴，犹幸10月抵达伦敦。1701年3月，西班牙爆发继承战争，英、法两处分属不同阵营，处于敌对状态，黄嘉略亦难以到达法国，一行人最后乘客巴伐利亚选帝侯使节的船，终于在1702年10月31日抵达巴黎，12月29日又乘马车离开，前法国南部城市那里，乘坐地中海航船。

1703年3月3日，他们一行人在意大利的里窝那登岸，再经比萨、钖耶纳等，3月9日到达罗马。教皇在3月26日接见梁弘仁及黄嘉略等人，并为两名中国随行人员会说拉丁语而感到高兴。梁弘仁多次会见教廷，反驳耶稣会的立场，1704年11月，当地传闻教廷已对礼仪之争有了决定，他所属的外方传教会要他留在罗马，打听消息。1705年10月，教廷宣布争论结束，他们一行人亦在同年12月13日返回巴黎。

黄嘉略在罗马停留了3年，此段时间偶然会誊写文书，常会到当地的San Clemente、San Andrea、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教堂弥撒，当然也会到圣伯多禄大教堂，曾在日记中记录多项见闻和当地人的故事，但他与同行的李若望当时均染有肺病，曾经吐血、病得不能执笔，由当地医生治病。

从小在外方传教会会士的教育，黄嘉略在礼仪之争上亦质疑耶稣会支持儒教祭祖的立场，对耶稣会声称受到大批中国学者支持犹为怀疑。逗留罗马期间，他在1705年5月的日记中亦对中国圣贤嗤之以鼻：“吾天主圣教之圣人，生平何其修德、谦让、爱人...岂同中国所谓之圣者，且不识天地万物之真原，又无道及身后之永报。”

定居巴黎

  黄嘉略18世纪飘洋出国，名义上成了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

1706年3月，黄嘉略与梁弘仁回到巴黎。当时巴黎正牵起“中国风”的浪潮，中国工艺流入当地，礼仪之争亦惹来法王路易十四干预，在黄嘉略重返巴黎的三年前，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刚从中国返回法国，引起哄动，黄嘉略的出现，自然引起当地文化圈及王室兴趣。

当时在享誉法国文化界的法国皇家学术总监桑波比诺(Jean-Paul Bignon)，聘请黄嘉略担任中文翻译。黄嘉略自述：“我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游历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如今又致力对敝国各方面的研究，因而有可能为国王殿下（路易十四）光荣的计划做出某些贡献。本着这一想法，我投身下饮誉全欧的桑波比诺教士麾下，他以对科学和文学的热爱、对所有文人的全力保护而闻名。我毫不费力就获得他信任，他希望获知遥远国家发生的一切。”

此后，黄嘉略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成为“太阳王的翻译”，但后世史家对此仍抱有怀疑。法国20世纪知名汉学家艾田蒲（René Etiemble）曾说：“他在国王图书馆做了一个闲差，有人说他是太阳王的翻译，此话让人觉得言过其实。”但中国史学家许明龙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却找到与黄嘉略一同编写汉法字典的傅尔蒙的手稿，文件指：“黄先生是中国人，起先是罗萨利主教（梁弘仁）的秘书，后来担任国王的翻译。”较公认的说法是，黄嘉略当时毋须在皇宫或外交部工作，主要只在国王图书馆内，整理中文书籍，当中不少是由传教士带回法国。

不过，这份差事并不意味黄嘉略的生活变得富庶。他在法国生活时，常要为金钱烦恼。在往后的日记中，黄嘉略曾说“一点银子也没有了”，要跑到桑波比诺要钱，成婚后，有时会由太太代为出面要钱，但他们一家有时连取暖用的木炭也不够用。

有一封1713年11月14日写成的信件，署名是桑波比诺，收信人可能是一名朝廷财政官员，信中说：“先生，我可能终于让您烦厌了，但怜悯心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关一个外国人，他就是我们的小中国人（Petit Chinois），您已经对他展示了善心，可是国王的赏赐是他赖以维生的全部收入。昨天我在凡尔塞宫拿到了国王谕令，我恳求您下令发钱，请您赐予我这个恩惠。”这封信，显然是代黄嘉略出面，向宫廷拿钱。

成家立室

梁弘仁等人带同黄嘉略到达欧洲时，原先是希望他在当地受训，之后返回中国继续传教。人在欧洲的黄嘉略，与中国教友的通信并无中断，亦得知大清朝廷开始管制传教活动，他最终决定留在法国，黄嘉略说：“为了今后不能再自己作主改变决心，我甚至结了婚。”他的决定引起梁弘仁不满，但桑波比诺决定为黄嘉略作担保，并且向法国朝廷为他取了一笔钱，梁弘仁最终只得同意黄嘉略留在法国。

1713年4月25日，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Marie-Claude Regnier）成婚，外父母为路易喜黎（Louis Regnier）及路易丝伐鲁（Louise de Vallois），小夫妇最初住在盖奈戈街（Rue Guénegaud），该条街道今天尚存。同年8月5日，梁弘仁亦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病逝。1714年约1月，他们又搬到卡耐特街（Rue des Canettes）的一套公寓。

不过，两夫妻婚后常要为银子（Yn Tze）费心。1713年12月7日，黄嘉略在日记写道：“今天上午，黄小姐前去桑波比诺府上跟他谈了许久，他让她星期六来取银子。”星期六，“得到的回答是明天再说。”结果直到星期二才拿到钱：“他不愿多给，只给了50。”日记上亦有记载他们夫妻买彩票等生活小节，不少篇幅亦有谈到太太发脾气。1713年10月19日：“黄小姐不肯睡，怒怒。(pou khen choui, nou, nou )。”1714年3月20日：“她身体不大舒服，生气了，因为我没有如她所希望那样，问她哪儿不舒服。”6月17日：“她莫名其妙又生气了。”两人又试过一同上教堂，但中途太太突然发脾气，黄嘉略一家人只得回家。法国学者马松（Andre Masson）就曾戏称黄嘉略是一名“吃苦耐劳的模范丈夫”。

两夫妇除了常为生活开支惆帐，两人亦身患疾病。太太经常头痛、感冒、胃痛、腿痛等，但黄嘉略的肺病更严重，吐血、发烧时有出现，而且久医无效，不停恶化，他为此曾要求与妻子分床，但后来妻子又改变了主意。黄嘉略在日记上，亦特意记载了太太行经的时间。

1715年3月4日，他们的女儿出生，以母亲名字命名，叫作黄玛丽（Marie-Claude Huang）。同一时代的《官话字经解》作者、德国汉学家拜尔（T.S. Bayer，1694-1738）就曾说：“这个女儿活脱脱是人，她的脸和肤色恰恰具有中国人有别于欧洲人的那些特征。”拜尔应该没有亲眼见过这名女孩，但据后人考证，当时他的同侪、法国天文学家德里尔曾住在巴黎，而且与黄嘉略是邻居。

客死异乡

黄嘉略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两年，女儿出世不久后，他的法国太太病逝，确实死亡日期并无记录。他说：“我不想再妻，以便把全部时间用来为公众服务。”1715年，路易十四驾崩，1716年10月13日，久病缠身的黄嘉略亦在巴黎卡耐特街的寓所病逝，享年只有36岁，死后遗下一名女儿，交由外父母照顾，国王向她给予一份年金，但当时皇室对黄嘉略遗下的一堆文稿，犹为重视。

黄嘉略死后第三天，国王财政委员会主席诺阿伊认为，必须从速将黄嘉略的书籍和手稿，送交国王图书馆，以免遗失；当时负责执拾遗物的官员布瓦万，是国王图书馆的管事，他点算出黄嘉略共有319本中文书籍，另有一批《汉语语法》的手稿、一份以中文书写、用以表达时刻的文稿，当中有不少手稿最终决定由傅尔蒙接手，但傅尔蒙交代自己真正接管了黄嘉略哪些遗物时，不同年份撰写的清单常有出入，部分手稿亦可能遗失。

黄嘉略死后一个月，桑波比诺曾写下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安排。“国至陛下依据外侨财产处理权，接管原属黄先生的所有物件。阶下昨日传谕予我宣布，他将上述物件所值，在清还偿务后，合部赠予已故黄先生的岳父。”谕令要求黄的外父短期内要照顾黄嘉略的女儿，直至完成清理遗物后才会敲定照顾期，此后王国将考虑上述限期结束后为其女儿提供生活及教育所需。

黄女在巴黎的生活，目前所载不多，亦未有证据说她曾怀孕产子。现存有一封写于1735年7月14日的书信，并没有台头及下款，当中曾无意中提到黄小姐不久前逝世，若然此信属实，黄女应在20岁左右死亡。至于黄嘉略死后葬于何处，同样没有记录，但有后世学者估计，以他生前的家底，死后相信只能葬于公墓之中。

文化贡献

《汉语语法》及《汉语字典》

孟德斯鸠访谈

参考文献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 中华书局 许明龙

《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十八世纪中国在法国) Henri Cor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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