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上古音乐

 河南省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文化上推至9000年，现存河南博物院

中国音乐最早可追溯到9000年前。贾湖遗址出土的贾湖骨笛，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 距今约7000年，各地开始出现骨哨、原始陶埙。

葛天氏“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可见远古音乐文化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敬天常”、“奋五谷”、 “总禽兽之极”反映先民对农业、畜牧业以及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吕氏春秋》记涂山氏之女《候人歌》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传说"伏羲、神农作琴瑟"。伏羲作琴瑟，大抵出于草创，未能完善，传至神农时，神农又加于研究，于是琴瑟之制，始渐如后世之制。 。又有伶伦制音律、作歌舞，仰延制乐谱，大容作乐，黄帝制笙竽，夔作鼓，伶伦、荣将铸钟等传说。

古代音乐

  瑶琴，即今古琴

中国古代 诗 、 歌 是不分的，即文学和音乐是紧密相联系的。现存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篇当时都是配有曲调，为人口头传唱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汉代的官方诗歌集成《汉乐府》、唐诗、宋词当时也都能歌唱。现代亦有音乐家为古诗谱曲演唱，如苏轼描写中秋佳节的《水调歌头》。

历朝政府皆有专门从事音乐的部门，用于祭祀、宴饮等。为贵族娱乐的“伶人”常常没有被记载，唐代著名歌手李龟年也只常出现在唐诗中。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琴棋书画”，“琴”指古琴，古琴音乐往往是士大夫之间欣赏，他们对古琴的研究形成了“琴学”。明清两代出版了很多的琴谱、琴书，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并且形成了很多的琴派。

古代乐理

中国古代音乐属于五声音阶体系，五声音阶上的五个级被称为"五声"，为宫、商、角、征、羽。

乐器

《周礼·春官》中把乐器以主要制作材质或发声体的材质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称“八音”，是最早的乐器分类法之一。

金：包括编钟、特钟、铙，编钟、磬这的音响清脆明亮，被称为“金石之声”，是当时官方认可的“最高雅的声音”。

石：包括编磬、特磬

土：包括埙

革：包括鼓

丝：包括古琴、古瑟，现在所说的丝竹就是丝音和竹音的简称。

木：包括柷、敔

匏：包括笙、竽

竹：包括箫、笛、管、篪

古代乐器主要有埙、缶、筑、排箫、箜篌、筝、古琴、瑟等，乐曲一般缓慢悠扬，主要用于宫廷或宗教。

汉、唐以后，通过西域和国外的交流频繁，西方主要是教世界和印度的音乐和乐器大量流入，汉唐时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源于外国的乐器如笛子、筚篥、琵琶、胡琴等广被采纳，并将之改良发展。

历代音乐

夏、商时期

乐舞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遂有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遂有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

酋长以乐舞祭祀天、祖先，同时又以乐舞获得感官的享受，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发展的条件。传说夏代有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有木腔蟒皮鼓、石磐、双鸟饕餮纹铜鼓、编钟、编铙。

公元前5000余年的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2音孔发展到5音孔，可发出12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音阶至少在商、殷时期出现。

周朝

 编钟演奏

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完备的礼乐制度，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左‧隐五年》传考仲子之公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另服虔《左传解谊》：“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

具代表性的舞乐有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合称“大舞”或“六代乐舞”。

周代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此保留了大量民歌，经孔子删订，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500多年的入乐诗歌共305篇。《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

《诗经》成书前后，屈原所编写的《九歌》将原为楚国民间祭神时的演唱和表演改编与加工，写成格调高雅的诗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

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里8种124件乐器，包括重要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磬等，提供大量当时宫廷音乐的资料，包括乐器制式、演奏编制、十二律的理论、音名、旋宫法等。

《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所生产的自然律能发出自然泛音，它为频率的倍数关系，因此听起来是和谐的声音，但会造成“黄钟不能还原”。

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编磬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并集中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着重要影响。汉代时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而"百戏"是将歌舞、杂技、角抵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

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笙

中国古代的雅乐在东汉桓灵二帝以后宫廷中已经丧失。曹操找到了精通雅乐的杜夔，使雅乐重新恢复了，黄钟大吕重新在宫廷演奏。礼乐制度得以复归。

由相和歌中的清商调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得到曹操父子的喜爱而得到大发展。曹操留下的大量乐府诗就是当时用于歌唱的歌词。曹丕时，正式设立音乐机构清商署，到梁陈时期，都设立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民歌吴歌、西曲结合，形成了不同于相和歌的清商乐。在北魏孝文帝时，对清商乐大加收集整理，使之成为与雅乐、胡乐并重的中国重要乐种，被后世称为“华夏正声”。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开始传入。北凉时吕光把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乐带到中土。

古琴艺术趋于成熟，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魏晋时嵇康在其所著《琴赋》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大量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蔡邕、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著名琴曲问世。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勖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数列、叠加原理，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不断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高丽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

燕乐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白居易《立部伎》诗形容坐部伎的演奏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为唐玄宗所作，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白居易写有生动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创立的减字谱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代末年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伴奏的歌舞戏。大面、踏摇娘、拨头、参军戏等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音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有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以及说唱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杂剧、院本亦相继出现。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发展出长短句的“词调音乐”。“词调音乐”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有"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能作词，又能依词度曲，他有17首自度曲和1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人文的心情，并擅描绘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享受山河间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

四大古乐之一的南管，大略是在宋元时期成形的，当时的泉州地区商旅云集，人文荟萃，使得幽微细致的南管得以蓬勃发展，他继承唐代大曲的风范，结构宏博并具有典雅内敛的风格，不论是在歌乐或纯器乐的领域，都达到极高的境界。在唱曲方面，歌者在乐器伴奏下执拍板而歌，曲风多为悠远绵长，像五大指套中的《一纸相思》，四个字就可唱五分钟之长。在器乐曲方面，则着重于五大乐器间的心灵契合、互相呼应，内容多为写景叙物，如四大名谱:《四时景》、《梅花操》、《八骏马》、《百鸟归巢》。

宋代是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每部作品由“4折1楔子”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5本20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温州南戏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19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元代时期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现。近代通行的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

明、清时期

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发达，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趋向世俗化。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神奇秘谱》等。

 二胡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

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如汉族的各种秧歌、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

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

16世纪晚明时期，西洋音乐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在利玛窦进京呈现给万历皇帝的礼品单中，有西琴一张，据考这是一张古钢琴。

中国明代音乐家朱载堉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首次提出“新法密率”（见《律吕精义》、《乐律全书》），推算出以比率 2 12 {\displaystyle {\sqrt[{12}]{2}}} 将八度音等分为十二等分的算法，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25位数字，为世界首创。他并依此法制造出符合十二平均律律管及律准的乐器，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乐器。

清初，传教士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西方乐理，并著有《律吕纂要》一书。五线谱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乾隆皇帝的时候，在宫中还组建了一支西洋乐队，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乐器、竖笛、木琴、风琴、古琴，演奏时戴西洋假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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