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年间，为维护政权，隔绝海上反明势力和倭寇的袭扰。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禁海令，宣布“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十四年，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止民间私自出海贸易，将对外贸易牢牢地把持在官方手中。

明成祖时期，随着郑和七下西洋，朝贡体系中的成员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官方贸易（朝贡贸易）的发展，但是仍然对民间贸易加以限制。不仅如此，明朝政府“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一种无法远航的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此项海禁政策沿用数年。

嘉靖二年，日本两个朝贡使团来华，因入贡问题发生争端，爆发了“争贡之役”，波及中国无辜百姓。明政府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 下令取消了浙江、福建市舶司，取消与日的朝贡贸易，又下令 “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 ”，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企图断绝一切贸易往来。

此后，官方的朝贡贸易呈现滑坡趋势，而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正常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也变为非法走私行为，其后更是与盘踞海上的日本倭寇勾结，出现了“禁越严而寇越盛”的现象，使得东南沿海频遭倭寇袭扰。

月港港口

嘉靖三十四年，日本倭寇从浙江绍兴登陆，沿途烧杀抢掠，直逼留都南京城下，其后虽被明朝官兵围歼，但仍给明朝带来不小的冲击。时著名军事家郑若曾对此感慨无比：“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

嘉靖倭乱后，关于禁海令的争论更为激烈。有一部分坚决支持禁海令的大臣认为倭寇会趁虚而入，动摇明朝根基。但是也有以福建巡抚谭纶为代表的少部分大臣持有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开放海禁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倭寇的影响，请求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通商。

其后，明世宗驾崩，明穆宗继承大统。此时沿海倭患愈加严重，不堪其扰的明朝政府意识到 “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始对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进行调整。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发布诏令，宣称“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趁此时机，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呈递奏折，请求“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议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

明穆宗朱载坖（jì）

穆宗准奏，废除了祖宗之制的海禁政策，宣布“除贩夷之律”，放宽一定的民间贸易限制，“准贩东西二洋”，允许民间商人远贩东、西二洋。此项政策被后世成为隆庆开关。原本处于尴尬境地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迎来了转机。

不久之后，明朝政府宣布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的职责也并不局限于此，它们还负责监督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提醒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机构与职能类似于现在的海关。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海上贸易，但是明朝政府仍然明令禁止与日本交易。出海船只若与日本进行贸易，也仍然会被判处“通倭”之罪。

随着隆庆开关，沿海倭患减轻，从此“倭渐不为患”；原先不被承认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由此得到了认可，也使得其摆脱了走私非法的境地，开始向着合理和正常方向发展。

虽然此次只开放了月港一处港口，但其成效还是巨大的。据《东西洋考》载“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隆庆开关改变了明朝贸易格局，促进了民间私人贸易的繁盛，成为了中国和国际市场交流的纽带，海外各国纷纷来华贸易，引至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促进了晚明白银货币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开放的不够彻底，但也可以称为是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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