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张居正主政的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询问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太后命人取《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不喜欢他 。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年）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进封为皇贵妃，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鲜明的对比。很快，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 。

过程

朝臣拥护朱常洛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 。这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 。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 。

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事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众大臣或被罢黜，或被廷杖 。

三王并封之礼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长子拜皇后为母，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三王并封谕”告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才有机会成为太子，但朱常洛本来就应该是太子。此种作法，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谀帝邀宠，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

立常洛为太子

明万历廿六年（1598年）发生“第一次妖书案”，有人散发传单，指责郑贵妃意图换储，皇帝大怒，大量贬谪官吏。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首辅沈一贯的劝进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卅一年（1603年）发生“第二次妖书案”，又有人散发传单指责郑贵妃，浙党首辅沈一贯乘机大力斗争东林党人，郭正域差点被杀。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洛邑，长期逗留京师，窥探储位，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藩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最为强势。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梃击案发生之后，全国士庶都认为郑贵妃要刺杀太子，拥立福王朱常洵，在朝臣的压力下，神宗终于命常洵到洛邑就藩 。

影响

国本之争是明朝后期万历年间的大事，诸多大臣都涉及到此事件中，许多人还被惩罚，明末三大案的爆发，引起的东林党争也在这期间开始。而且，此事也使得万历对政事更加心灰意懒，导致在位最后卅余年只召见群臣一次，史称“万历怠政”。最后，朱常洛没有得到父亲的关怀，也没有受到太子该受的教育，这一切都促使明朝灭亡的党争明显起来 。

参见

万历怠政

明末三大案

明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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