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背景

钟嵘，祖籍颍川长社（今长葛）人，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卒于梁天监十七年（518）。远在汉代，钟氏家族已是颍川大姓。

汉末、曹魏之时，钟繇历事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世，被曹丕称为“一代伟人”。而钟繇之弟钟演，即钟嵘的直系远祖。至钟雅，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晋成帝时官至侍中，在内乱中为保卫天子而被杀害。钟嵘即钟雅的七世孙。到了南朝齐梁时期，钟氏的实际地位已不能与魏晋时相比。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计较门第的时代。如果祖先是魏晋时有名望的高官大族，其后裔仍能蒙受荣耀，受到重视，居于社会的上层。虽然钟氏祖上所居之地——长葛早已沦没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但钟氏仍以这未曾到过的地方作为自己的郡望。钟氏南渡之后，居住于侨置的颍川郡，其地在今安徽无为县东北。

钟嵘的父亲钟韬，仅做过齐国的中军参军，家世衰落。但钟嵘的出身还是世族，有很强的门阀世族意识，仍为祖上的荣光骄傲。

人物生平

上书齐明帝

齐永明三年（485）正月，齐武帝下诏立国子学，召公卿子弟以至员外郎后裔共二百人为学生，于当年秋天入学。钟嵘入学期间，曾因明《周易》而得到国子监祭酒（国子学的最高领导）王俭的赏识。王俭很欣赏他，推举他为本州秀才。

后来，钟嵘任南康王侍郎，升抚军行参军，出任安国令。齐明帝即位后，很有些励精图治的意思，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于是地方官员也都纷纷直接向皇帝打报告、作汇报，希望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得到赏识和提拔。而皇帝亲自对这些具体事务作批复，也导致整个的运转混乱。皇帝的事情越来越多，忙乱不堪。

钟嵘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于是上书给皇帝说，古时候的明君，根据需要发布政令，衡量才能任用官员，“三公作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各人有各人的职守，皇帝就可以安坐在朝廷上显仪。

齐明帝看了，很不高兴，问太中大夫顾嵩：这个钟嵘是什么样的人？竟想阻止我处理国家事务。顾嵩答说：“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 且繁碎职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总而亲之， 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所谓代庖人宰而 ，为大匠斫也。

上书梁武帝

到了梁武帝天监年间，虽然已经改朝换代，可是在政务处理上，仍未能改变前朝的弊端。钟嵘上书，提出裁剪冗员、整顿清理官吏。梁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交付尚书实施。后升钟嵘为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萧元简出守会稽，以钟嵘为宁朔记室，专门负责文书工作。

撰写《诗品》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全书三卷，针对当时的诗风，有感而发，意在反对文坛的不良状况，提出了自己精辟的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诗品》根据诗人的成就高低，将自汉魏迄梁齐的122位诗人的作品，分别以扼要文字予以品评，被列为上品的有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

《诗品》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在《诗品·序》中，钟嵘议论到诗歌的本质及五言诗的发展源流等问题。其中的批评集中于两点，一是反对“声病”，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他认为，当时沈约提倡声律之说，一味追求声律的永明体诗风泛滥，反而导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破坏了诗歌自然的音节美。二是反对堆砌典故。

但是，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显得混乱，引起了后世不少非议。

《诗品》虽有历史局限性，却仍然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第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被后人誉为“百代诗话之祖”。正因为此，钟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

思想内容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

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

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

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钟嵘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

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明诗篇》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等，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潮流的影响。他对于各家的作品，往往肯定其源出于某人与某体，标出国风、小雅、楚辞为五言诗的三大系统。

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

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地方，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

争议

作家与作品的价值，我们可以分析说明，但是很难评定等级，这样作很容易流于主观成见。锺嵘《诗品》中较有争议的作家等级，如：刘桢、陆机、潘岳、张协列于上品；曹丕、陶渊明、鲍照、谢脁列为中品；而曹操列为下品。

贡献

《诗品》最成功之处，应在对各家诗歌风格之论析，往往极其中肯。如：陶渊明虽置于中品，但其评语不仅备极推赏，而且能说出陶诗最大的优点，从评语来看，锺嵘对陶诗的推崇，实在超过对其他列为中品，甚至上品的诗家，只是碍于当时的文学风尚，以及锺嵘认为陶渊明的诗源自于中品的应璩，而《诗品》并没有源下而流上的例子，因此陶诗不能超过中品。

参考文献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上册

《南史》（卷七十二）

《梁书》（卷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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