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十三经注疏”与“十三经”两个整体性概念一同成熟于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神宗皇帝诏令钦定《十三经注疏》，并命京师国子监校勘印行。此为帝王朝廷首次将十三部经书、一套代表汉唐经学的特定注解一起赋予官方地位，标志着这两个概念完全确立。

“注”即注释，也写作“注”，是对经书正文的注解，主要说明字义、通假、名物、制度，也阐发义理；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各部注，还有“传”、“章句”、“故（诂）”、“解”等名称。其中《春秋经传集解》、《春秋穀梁传集解》、《论语集解》均名“集解”，但前者意为集合《春秋》经文与《左传》传文一并注解，后二者意为集合多家前人的注解。

“疏”即疏通，是对经文和旧注的进一步说明，重点在于串讲文意、阐发义理。从树立官方学术的角度，历代朝廷将其组织学者编写的疏称为“正义”。疏与注的关系是“疏不破注”，即疏的思想内容不去破坏注的体系，只在注的框架内讲解。

作者、年代与内容构成

各部注、疏的作者不同。生卒可考的主要作者共有十四位，生活在从东汉（25-220）后半期到北宋（960-1127）早期约一千年的时段内。各部注自身的成书时间从西汉早期到唐玄宗天宝（742-756）之始，各部疏自身的成书时间从南朝（420-589）到南宋朱熹（1130-1200）生存之年，分别跨越九百多年和近八百年，共计近一千四百年。一部分的作者与年代不够明确，甚至有重大争议。内容包括十四部注（《毛诗》两部）和十三部疏。《毛诗注疏》内还附有间接说明性质的《诗谱》。

注的主要作者，能明确者有十位。注一般为学者个人私撰，也有多位作者先后写作、集体编纂或帝王著述的情况，如《周易注》的卦爻辞、《彖》、《象》、《文言》部分为王弼先作，《系辞》、《说卦》、《序卦》、《杂挂》部分是韩康伯后补；《论语集解》由何晏（领衔）、荀顗、曹羲、郑冲等人合撰；《孝经注》乃唐玄宗笔墨。《毛诗》的注有两个层次，一为《毛诗故训传》（毛传），二为郑玄《毛诗笺》 （郑笺），合称《毛诗传笺》。疏则多为朝廷组织学者集体编写，如唐朝初年由孔颖达（574-648）领衔编修的《五经正义》，北宋早期由邢昺（932-1010）主持撰写的《孝经正义》、《论语正义》和《尔雅疏》。私著者有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和杨士勋的《春秋穀梁疏》。此二人生活时代与孔颖达大致相当。

注的成书年代，《毛诗故训传》最早，写定在西汉早期，不晚于汉景帝（前157-前141在位）时 ；另外十三种，除《孝经注》写定于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古文尚书传》争议较大外，其作者均生活在从108年到约385年这二百八十年左右的时间内，相当于东汉后期到东晋（317-420）中期，注本身亦诞生于此时段。疏的成书时间就集中得多，除作者不明的《春秋公羊疏》、《孟子疏》外，《五经正义》、《周礼疏》、《仪礼疏》、《春秋穀梁疏》成书于唐太宗（627-649在位）到高宗永徽（649-655）中；《孝经正义》、《论语正义》、《尔雅疏》成书于宋真宗咸平（998-1003）年间。

部分注、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尽管经过历代学者的大量研究，仍然不明确。如仅能确定《古文尚书传》并非汉武帝时孔安国作成，其主体部分的成书时间不晚于东晋 ，少量写定于南朝齐、梁之际（约502）；《春秋公羊疏》题名作者唐代徐彦不可考，内容当作于南朝中 ；《孟子疏》不是邢昺同僚孙奭之手笔，而出于朱熹同时代邵武（今福建西北）士人之手 。其中《古文尚书传》的问题与今本《尚书》部分篇目的来源问题一同构成了经学史上最大的争议之一，从朱熹生活的时代一直持续至今，已有八百多年。

多数注、疏都有一篇序言。内容一般是以儒家立场叙述此经的性质、起源、成书、流传、前代研究、本书缘起、作者用意等。不同版本收录的序言多寡不一。

《毛诗注疏》中还包括了郑玄的《诗谱》，是间接性的说明文字，分列于各国风、二雅、各颂之前，分别介绍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地理历史背景、创作时代及用意、吟咏场合等。《正义》亦疏通之。

流传及版本

第一次以“十三经注疏”为名将十三部经书及其注解一同刻板印刷，在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至世宗嘉靖四年（1525）之间，但其中的《仪礼注疏》由《仪礼图》代替。真正意义上的《十三经注疏》第一次合刻于嘉靖十二年（1533）至十七年间，主事者为时任福建按察使的李元阳（1497-1580）。帝王朝廷第一次钦定颁行始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全部刻成于二十一年（1593）。

后代多有重刊《十三经注疏》者。明末有毛氏汲古阁本。清代乾隆四年有武英殿刻本。嘉庆二十一年，阮元在江西南昌府学主持校勘刻印的版本比较完善，附有校勘记，通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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