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典签一职，《南史．吕文显传》中记载说：“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七职。”

        按照当时文献的记载，典签是南朝在地方长官之下典章机要的管制，又称主帅、典签帅或签帅。当时府州部内论事，皆用签，前叙所论事，后书某官典签，府州皆置典签掌管。

典签的形成

        刘宋中叶以来，中央和方镇矛盾斗争的日趋激化，是典签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宋文帝时，这一争斗已露端倪。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员外散骑侍郎孔熙等欲拥立彭城王刘义康，事泄被诛，义康受到牵连而被废，过了两年，与账户诞世等人谋反，“聚众据郡，复欲奉戴义康”，义康这次就罪不容诛了。刘劭弑父篡位，把中央和方镇的矛盾推向了公开化。其弟武陵王刘骏首先传檄州郡，起兵声讨，随后荆州刺史刘义宣、雍州刺史藏盾、会稽太守随郡王刘诞诸方镇并举义兵。方镇的联合势力打败了刘劭的中央军。刘骏由藩王而得帝位，对于诸王方镇更不得不有所防范。清代王夫子评曰：“诸王拥方州以自大，义宣反于江洲、诞反于广陵，休茂反于襄阳，乘之动而不可止，于是孝武之疑忌深矣。削之制之，不遗余力，而终莫能戢。”孝武帝对诸王方镇进行严密控制，典签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典签制度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寒人的崛起。南朝门阀制度盛行，士族日益腐朽，务实勤政者被人讥笑，连一些刚出头的非门阀官员也难免受其影响，皇帝也没有办法。宋齐之际，为了维护皇权，以年龄尚幼甚至无才的皇子出任地方藩镇，并且派出同宗异姓大臣辅政，为了防止他们弄权，于是皇帝又派出自己的心腹来约束他们，表面上伺候皇子的饮食起居，并且帮助地方官员处理公文，实际上对地方诸王及辅僚起着监视的作用。

        典签制度是封建中央集权与分权在心的历史条件下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专制皇权直接控制地方政权的表现形式。典签是南朝皇权与寒人结合的一个产物，也是寒人兴起的重要体现之一。宋齐两朝，皇帝采用典签制度控制和监视诸王宗室，是皇帝与诸王之间，有亲属学院关系变为上下级关系。典签权重，全力集中于皇帝一身，造成骨肉相残，政权相继为素族所夺。

        宋齐君主通过典签控制和监视地方军政，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虽不无作用，但终不能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典签的影响

        典签制度的兴起，本是中央为了抑制地方，维护皇权而实行的制度，但典签制度导致州府“执事多门”，刺史位重权轻，严重削弱了封建王朝杂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能力，进一步加大了皇帝与方镇的矛盾，加剧了宋齐政局的动荡。

        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在于典签到后期，权势越来越重，在中央对地方方镇采取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典签在地方拥有的权力极大。大明以来，成年王子或异姓大臣出镇，也都由皇帝内出教命，刺史不能专断，如宗榖任豫州刺史，所施政刑，因为典签吴喜公经常反对而无法执行；典签每年数次到达京师，向皇帝汇报地方诸王的行事表现。皇帝问以方镇刺史的政绩，“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于是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

        齐时典签，权势尤重。史载巴陵王萧子伦欲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子伦哭着对母亲说“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萧子明欲送书于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南齐诸王，处于典签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

        典签权势之重，导致了刘宋、萧齐政局因此而发生重大影响。

        首先，它严重弱化了封建中央王朝在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能力。刺史既受行事之挟制，又受典签之制约，权力或被分割或，因无法发挥正常职能而不能对中央起到真正的屏障作用，一旦地方有事，他们往往束手无策。如齐武帝永明三年，富阳人唐寓之聚众四百人一起，连下桐庐、盐官、诸暨等，数月之内，众至三万，称帝钱塘，东部郡县官员或私或逃，无力弹压。齐武帝只好急调禁兵书千人、马数百匹才将起义下去。仅此一例就足见宋齐时地方实力之弱了。

        最严重的后果不是来自地方的农民起义，而是地方对中央的叛乱。典签制度进一步加深了君主与诸王方镇的矛盾，引起王室内乱，这是必然的后果。诸王刺史不甘处于无权、受制的地位，必然要进行激烈的反抗。他们或杀死行事、典签，公开扯旗造反。如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海陵王刘修茂杀司马庾深之、典签杨庆、戴双，征集兵众，反于襄阳。大明三年，竟陵王刘诞杀典签吴修之、戴景渊等八人，起兵荆州。一些将领因不堪被疑忌，不惜投降北魏。宋明帝泰始元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魏，引魏二万余骑共败宋军，夺走了刘宋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在统治集团内部互相猜忌、骨肉相残的一片混乱中，宋齐王朝迅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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