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
生平
早年政途
《明史》记载,于谦七岁时,有位僧人以其不凡,称之为“他日救时宰相”。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年,授职监察御史。在与明宣宗上奏对答时,言谈博雅流畅,宣宗为之倾听。顾佐担任都御史时,对属僚往往非常严厉,却惟独尊让于谦,认为他的才华胜过自己。朱高煦谋反时,于谦跟随宣宗朱瞻基亲征乐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宣宗命于谦口头列数朱高煦罪状。于谦严词正气严切,厉声威严激烈。朱高煦趴在地上发抖,称罪该万死。宣宗对此十分满意。大军班师后,于谦得赏与各位大臣相同。
治理地方事务
于谦随后被重用巡按江西等地,获得昭雪鸣冤的囚犯达数百人。于谦并上书奏报在陕西各处欺压百姓的各级低级文武官吏,宣宗并命派御史逮捕。因此皇帝知道于谦能够托付大任,正值当时增设各部右侍郎任各地巡抚,于是宣宗亲自写上于谦名字交予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于谦抵达官所后,就轻装骑马全面视察其管辖的各地,寻访父老乡亲,巡查各需需要重建与革除之处,并据实上疏奏请。稍有水旱灾害,他就上报请救,一年中多达数次。
于谦莅任后,体察民情,勤于建言。正统六年(1440年),他上疏称:
英宗诏令施行其建议。当时,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不时有决口出现。于谦命令加厚修筑堤坝,按里程设立亭,每亭设立亭长,负责督促修筑维护,并命令种树凿井,以方便旅人。当时大同孤零零地隔离于塞外,负责按察山西的官员无法按时抵达,于谦遂上疏另外设立御史管理,始为大同巡抚建制。此外,他还建议全部强取边疆官员私自开垦的田地为官屯,用其资助边防用度。他的威望惠德因此到处传播,太行一带的盗贼都纷纷避开藏匿。于谦任职九年后,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左侍郎,享受二品俸禄。
英宗初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很器重于谦。于谦所奏请的内容,上午呈报下午就获批复许可,此均为三杨所主持。而于谦每次到京师议事,均是空着口袋,各权贵不能没有怨恨。三杨陆续去世后,太监王振开始干政,恰逢有姓名与于谦相似的御史曾得罪过王振。于谦入朝时,举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迎合王振意图,于是弹劾于谦因长期不升迁而怨恨,擅自举荐他人代替自己。奏折下交到三司审查,于谦被判处死罪,关在狱中三月。不久,王振自知失误,于谦因此得以释放,贬官为大理寺少卿。
于谦被贬期间,山东、河南的官员百姓数千人均上疏请求留用他,而身在两省的明朝宗室周王朱有爝、晋王朱锺铉也附同此议,英宗于是又命于谦再任巡抚。当时,山东、陕西因受灾,流亡至河南的饥民就有二十多万,于谦请求调发河南府、怀庆府所积蓄的粟米赈灾,并上奏请求命时任布政使的年富采取安民之策,给予土地供给耕牛、谷种,并派里长监督检查。于谦在地方任职前后十九年,每逢父母丧事,都在回家治丧后随即被起用再任。
临危受命
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吃紧,于谦被召入京师,担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蒙古也先率军大举进犯明朝,王振唆使英宗亲征。明朝兵部尚书邝埜与于谦均极力劝阻,英宗不听。邝埜只能跟随英宗亲征处理军务,而留下于谦管理兵部事务。同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百官身亡,明军大败并主力丧尽。在得知英宗被俘后,京师大为震惊,百官不知该如何。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商议攻防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称其观星象有变,应当向南迁都避敌。于谦听后,高声厉喝道:“主张南迁的人。应该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旦迁移将大势而去。难道没看见宋朝南迁的历史么?”郕王听后称是,于是留守策略始定。
然而,明朝京师的精锐部队均在土木堡阵亡,所余的疲惫不堪的残军不足十万,人心恐慌,官员百姓都没有坚守的信心。于谦请求郕王发布檄文集合顺天府、应天府、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直隶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应天府各地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随后,于谦当即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
在一边筹画备战方略同时,明朝廷臣呼吁严惩土木之变祸首王振及其余党的行动也开展。一日,郕王朱祁钰摄朝朝议时,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廷臣一时纷纷响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择时改议,廷臣则不依。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臣纷纷跟随,马顺当即毙命,一时血溅朝堂,而士卒亦声汹欲诛。郕王朱祁钰看后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谦挤到郕王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当死,请不要追罪于各位大臣。”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在他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在那时,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北京保卫战
因为英宗被俘、明朝无主、太子又年幼、瓦剌大军又逼近,明朝大臣纷纷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国君。郕王听后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臣等实在是忧虑国家,并非为了私人打算。”郕王于是接受此议。同年九月,朱祁钰即位,为明景帝。于谦入朝对答陈述京师防卫策略,他激动地哭泣着说:
景帝听后深表赞同,并于次月敕令于谦为提督,统领各路兵马。
此时,也先挟持英宗攻破紫荆关直驱而入,窥视京师。石亨建议收拢军队,实行坚壁清野之策,使得敌军疲困。于谦则称不可,认为此举使得蒙古更加轻视明军。他于是命各将领将二十二万部队分兵在京师九门城外排开阵势: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宣武门,而于谦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于德胜门外,直对正北而来的也先大军。此外,他还将兵部事宜交给兵部侍郎吴宁,悉数关闭全部城门,并亲自督战。为了保持战斗士气,于谦下达了著名的军战连坐法:
于是,将士知道撤逃必定会死,于是均受命效力。随后,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仪门北面击退敌军,生擒蒙古首领一名。景帝十分高兴,命令于谦挑选精兵在教场屯兵以便调用,并命令内臣兴安、李永昌和于谦一同管理军务。
起初,也先深入内地,自视拿下京城只是旦夕之事。但是当看到官兵布阵井井有条后稍微沮丧。已叛明的太监喜宁唆使也先,要求明朝派大使迎接成为人质的朱祁镇,并索要金帛无数,并邀请于谦、王直、胡濙等人谈判。景帝不许,也先听后十分失望,于是放弃谈判。
十月十一日,京师保卫战开始。也先首先派少量部队窥视明军在德胜门的部署,于谦与石亨预料此计,于是设法诱敌。随后,瓦剌一万大军开始主攻,副总兵范广在途中设伏、以火器突发反攻,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而亡。瓦剌军不得已改攻西直门,都督孙镗守卫,石亨亦分兵援助,瓦剌军只能引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外击败瓦剌,并与都督王敬挫败其先锋。瓦剌准备撤退时,明军欲争功,军阵混乱,武兴中流矢阵亡。瓦剌撤至土城,王竑及福寿援兵赶到,蒙古大军撤退。此后两军相持五日,也先感到大势已去,又听闻各地勤王部队赶到,唯恐归路被断,于是拥着英宗由良乡向西而去,于谦调遣部队追至关外方才还师。至此,蒙古撤出关外,明军获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
之后明廷论功行赏,于谦加封为少保,总管军务。于谦则称:“四面边境的战事很多,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哪里敢邀功请赏呢!”并坚持辞去加赏,景帝不予批准。之后,于谦请求增加守卫真州、保定、涿州、易州的部署,并派遣大臣镇守山西,防备蒙古部队再次南侵。
瓦剌求和与英宗南返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总兵朱谦上奏称瓦剌两万部队围攻万全,景帝敕命范广担任总兵官进行抵御。不久蒙古撤军,于谦请求在居庸关驻兵,蒙古来则出关剿杀,敌退则从京师补给粮草。大同参将许贵奏报,北方有三个人到镇上,要求朝廷派遣使者讲和。于谦则反对道:
景帝遂发公文严厉指责。至此边关将领人人都主张作战防御,没有再敢建议议和的。
除了坚持防御外,于谦还设计离间蒙古内部势力。最初也先常以英宗朱祁镇作为要挟,这类计谋主要是自叛明的太监喜宁。于谦遂密令镇守大同的武将趁对方遣使之机,擒拿喜宁并诛杀;此外,他还设计叫王伟引诱并杀死间谍小田儿。他还使用离间计,请求特赦忠勇伯把台家,许愿给他分封爵位,命其暗中策划。至此,也先开始有送还英宗的想法,并派遣使者讲和,京城渐渐放松了严防。于谦此时上奏请求告诫各地仍然加强城防,以防患未然 。
到了八月,朱祁镇被俘快近一年了。也先频繁派遣使者,请求明朝迎接太上皇,大臣王直等建议派遣使者迎接。然而,已为天子的朱祁钰却很不愿奉迎哥哥,并称:“朕本来就不想登天子之位,当时被推举,实在是出于你们的意思。”于谦听后委婉地称:“天位已经确定,难道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只是从道义上应当马上迎接罢了。万一对方果真心怀欺骗,我们就有口实了。”景帝听后随即改变脸色,称:“听你的,听你的。”于是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前去,终于迎接英宗返回,此举是有于谦的功劳。
改革军制与平定民变
英宗返回后,瓦剌又请求入朝进贡。在此之前,进贡使者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这个数字却达到三千多人,每当赏赐不满足他们要求后,蒙古就入境侵犯。此时,蒙古又派三千使者来朝,于谦遂请在居庸关和京城都增加部署后再宴请他们。他还称,这种议和难以依靠,于是分条呈上安定边疆的三策。其中包括,请景帝敕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关、辽东各路的总兵官增修防御设备。此外建立团营制度,即将原京城部队分属的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统一管理,并选拔精锐部队十五万,分成十营组织训练。瓦剌入朝进贡,每次都要带俘获的人口到来。于谦每次均上奏酬报使者,前后得以赎还的累积达几百人。
早在永乐年间,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也先入寇时候,这些人反成为内应。于谦于是请遣散这些人。趁西南有战事,每次一有征伐,就挑选他们的精锐骑兵,给他们丰厚钱粮去西南,不久又遣散他们妻儿,使得内患逐渐解除。当时,杨洪从独石入关守卫,关外八座城池都弃给敌军。于谦遂派都督孙安以轻骑兵出龙门关而占领,并招募百姓屯田,一边作战一边防守,至此八座城池收复。贵州苗民叛变还未平定,何文渊建议废除两个土司,专设都司,并派大将镇守。于谦反对称,废除土司即等同放弃此地,争论方止。虽然战事渐渐休止,英宗返回,但于谦仍认为国耻未报,恰逢也先与脱脱不花相争,他请求趁机调兵,亲自征讨报仇,以解除边疆祸患。但没有得到景帝批准。
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时,正值北方蒙古势力大增;南方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聚众立国号谋反,湖广、贵州、广西、苗族、瑶族、僮族等地均蜂拥而起。前后的部队调动部署,都是于谦独自策划。军马倥偬,战事变化无常,而于谦总能口述奏章,并完全符合当时情况。其属僚官吏接受成命后,互相对视,均被其才能感到钦佩惊讶。此外,于谦号令明确细致,即使勋爵宿将有细微过失不符合法令,也会马上请求下旨严厉斥责。于谦的一纸法令传至万里之外,无不令人戒惧肃然。他的才识胆量敏捷细致,当时无人可比。而他仍为臣忠诚、忧虑国家而忘我。英宗虽返,于谦却不称自己功劳。东宫改换后,景帝命兼属两宫的官员支取两份俸禄。各位大臣虽都推辞,但只有于谦一再拒绝。他为人奉行节俭,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风雨。景帝于是在西华门赐大宅给他,他推辞道:“国家危难,身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乐?”并坚决推辞,但景帝没有批准。于是,他取出此前所赐予的玺书、衣袍、银锭之类,全部加盖封存,只是每年定时查看一下而已。
夺门之变及获罪
于谦的勤勉付出,使得他的大量主张得到了景帝的全力支持和信任,即使到人事任用,景帝必定会悄悄询问他的意见。于谦亦根据实情回答,无所隐瞒,不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重用的人均怨恨于谦,即使被任用却比不上于谦的,也往往嫉妒他。瓦剌刚撤军后,都御史罗通就弹劾于谦所呈的功劳簿不符合事实。有御史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虽然事后于谦援引祖制说服,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争辩,但进言的人仍不停地罗列罪名打击于谦。每次御史上奏弹劾,均赖景帝排除众议坚持任用,使得他能够全力安排布置兵事。
但是,于谦性格本就刚直,每次遇到不如意事,就抚胸叹息道:“这一腔热血,到底洒在什么地方!”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亲贵族,他内心颇生鄙夷之情,于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他始终不主张议和,虽然此举最后使得英宗返回,但他仍称不悦。此外,徐珵因建议南迁而被于谦斥责。从此改名为徐有贞,逐渐升官任用,对于谦之恨咬牙切齿。石亨本是因违法削职,于谦请求宽恕并重用他,任十营总兵,但因畏惧于谦不敢放纵,也不喜欢他。德胜门之胜,石亨功劳不及于谦,却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于冕推辞,景帝不许,此时于谦称:“国家多事,臣子从道义上讲不该顾及私人恩情。况且石亨身为大将,没听说他提拔隐居人才、军中低级将领、或有助于军队国家的人,却偏偏举荐臣的儿子,能得到公众议论的认同么?臣对于军功,极力推托却仍侥幸得官,却决不敢让儿子滥冒功劳。”石亨听后,大为愤怒。此外,都督张?因为征讨苗民违法,被于谦弹劾,其和内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谦。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趁景帝病重,联合发兵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唆使科道官上奏,于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都御史萧维祯审理案件,判定于谦犯谋逆罪,判处死刑。王文不能承受诬陷,极力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授意罢了,辩解又有什么用呢?”奏章呈上后,英宗还犹豫地说:“于谦确实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道:“不杀死于谦,那么我们此举就师出无名了。”英宗遂下定决心,同年改元为天顺,以谋逆罪,杀于谦于集市。判其子于冕充军,发戍山西龙门,其妻张氏发戍山海关。于谦下狱之后,部分大臣和几名太监想救之,发怒质问徐有贞,有贞回之以“虽无实据,意有之”(虽然动作尚无出现,但有此思想)。当时遂溪教谕吾豫称于谦罪当诛族,于谦所荐举的各个武大臣并应连坐被诛。此外,千户白琦又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一时满朝官员欲求得宠者,都以于谦之事为口实。
身后
锦衣卫登记没收他的财产时,家里没有多余财物,只有正室的大锁很坚固。打开一看,只是皇上赐给的蟒衣、剑器,观者无不叹息不己。他去世后,指挥朵儿,本是曹吉祥部下,用酒祭祀于谦行刑之地,悲痛哭泣。曹吉祥发怒而揍打他,次日后他仍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收敛其尸体埋葬。第二年,归葬在杭州 。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谦死事,当听闻后哀伤叹气数日,英宗之后亦感到后悔。
于谦死后,石亨党羽陈汝言代替担任兵部尚书一职。不到一年后就被举发身败,积藏的赃物达数万白银。英宗召集大臣进去察看,悲哀严肃地称:“于谦在景泰年间得宠信,死去时却无余产,陈汝言为什么却又这么多?”石亨低下头不能回答。不久,明朝边关警报再起,英宗忧形于色。恭顺侯吴瑾侍候英宗,语出讥讽的进言道:“假使于谦还在,应当不会让盗贼成此气候。”英宗对此无言以对。这一年中,徐有贞被石亨中伤,被戍金齿。又过了几年,曹石之变事发,石亨也被关入监狱得死,曹吉祥因谋反被处罚族诛,于谦的冤屈最终得以昭雪。
成化年间,其子于冕获赦,上疏为父鸣冤,宪宗亲自审理,并下诏予以平反:
弘治二年,经给事中孙需进言,孝宗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钦赐“在墓建祠”,题为“旌功”,设春秋两祭。葬于谦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万历年间,明神宗改授谥号为“忠肃”。在此后的数百年中,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祭祀他的事情仍不绝。
纪念
祠堂故居
因为于谦为拯救明朝社稷的“救时宰相”,在历史上,中国北京、杭州、河南、山西等地均有纪念他的祠堂与故居。现存的主要祠堂包括北京于忠肃公祠,杭州西湖旁的于谦祠、于谦墓、于谦故居花园,以及浙江吴山的于谦读书处等,均为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于谦故居
于谦在原顺天府的故宅,后成为于忠肃公祠。在今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成化二年,明宪宗下诏追认于谦官职,将其故居改为忠节祠。清顺治年间,祠堂被毁,直至光绪年间方始重建,院为两层小楼,上为魁星阁。义和团运动时候,此地被设神坛。1976年,魁星阁在唐山大地震余震中被毁,现仅存祠堂,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于谦祠堂等
杭州于谦祠、墓位于中国浙江杭州西湖乌龟潭旁的三台山山麓,为明朝弘治二年修建,此后历代多有毁建。清朝嘉庆年间,时任浙江杭嘉湖道的林则徐倡议集资修葺,并撰殿门两侧楹联:“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随后因战事等原因再毁,1998年,当地政府重新彻底修缮并对外开放,保持原清朝祠堂布局,为东西三进,分为前殿、正殿和后殿。南北两侧有厢房,为典型的中国祠堂布局。正殿有于谦雕塑,匾额为清乾隆皇帝御题“丹心抗节”、雕塑后壁面为徐向前书《石灰吟》。殿后有杨昌题刻《明少保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像》碑、袁枚题《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九块残碑。
于谦墓位于于谦祠旁。明孝宗时期,在墓旁建旌功祠,设春秋二祭,此建筑群为祠墓合一格局。该建筑群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于谦故居,位于浙江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号,为于谦祖居。明朝成化二年修葺,为怜忠祠,巷名亦改为祠堂巷。其故居形成为忠肃堂、思贤庭、古井等布局。其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文学与戏剧
因为于谦对明朝历史有重要作用,民间多有对其生平有所演绎。
文学方面,朱国桢《涌幢小品》一书中有于谦托梦王锡爵的纪录,袁枚《子不语》一书中有提到于谦显灵灭除石头精的故事;释海山、释大恩、释昌臻所著《太上感应篇》一书亦有于谦显灵的事迹。
戏剧方面。1962年,戏剧家双戈、魏峨,根据于谦生平,编写成为越剧,着重描写其在土木之变后的事迹。1964年,此剧由浙江越剧一团排成,并于同年六月在杭州上演,由钱鑫培饰于谦,陈静、任贤璋、胡敏任导演。在电视剧方面,2003年在中国播出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449》(又名《大明王朝惊变录》)即以于谦为主人公,演绎了他的生平故事。
参考文献
《明实录》中《太宗实录》、《英宗实录》等
明朝·焦竑等,《国朝献征录》(第38卷)
清朝·张廷玉等,《明史》(第170卷)
清朝·袁枚,《子不语》(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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