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在周朝时世为史官，春秋时期虽然失去官职，司马谈却把修撰史书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吕思勉认为 《史记》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序》和《论赞》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无法加以考证 。

史料来源

简牍。《谍记》、《五帝系谍》、《尚书》、《秦记》、《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国语》、《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

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迁当任太史，因此能见到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

见闻。比如文中有诸如“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等；

游历。比如文中有诸如：“余尝西至崆峒，北至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五帝本纪》）；“余登庐山”（《河渠书》）；“吾过大梁之墟”（《魏公子列传》）等。

内容

  《史记·夏本纪》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 本纪〉、〈 表〉、〈 书〉、〈 世家 〉和〈 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 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世家 〉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至于文章内容，《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

《史记》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马迁殁就有十篇散失。 当时补缺而知其名者有十八家之多， 但唯存西汉博士褚少孙之作。 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后人补之， 如《孝武本纪》摘抄于《封禅书》， 褚少孙虽才识不足也不至于如此。另有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

文学风格

《史记》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不虚美不隐恶，善写奇节及壮采伟行，也善于讽刺和暴露现实，有所寄托，善写悲壮，笔锋带感情，抒发愤思，爱憎分明，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长于叙事，善于铺叙及渲染气氛，把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故事化，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制造戏剧场面， 气势雄奇，富于变化，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

《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用对比、衬托手法强化人物性格，选择历史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善于细节描写，以琐事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

《史记》文词精炼，词汇丰富，语言精切浅白，有精粹的语言艺术特色，善用虚字，语气传神，并善用民歌与谚语。句式则灵活多变，长短错落，骈散并用，具参差之美。

版本

现存最早的史记残卷为日本藏南北朝时期的抄本残卷。最早的完整版史记为北京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宋版《史记集解》及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三家注史记。

白话文则有韩兆琦译注的《新白话史记》，张烈等人译注的《史记》。

其他工具书则有哈佛燕京社编《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编《史记索引》、李晓光、李波编《史记索引》、锺华编《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编《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等。

现罗列历代重要善本如下。

北京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国子监版《史记集解》

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三家注史记（简称“黄善夫本”）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南北监刻二十一史本（简称“监本”）

明朝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本（简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

清朝乾隆年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简称“武英殿本”或“殿本”）

清朝同治年间张文虎整理，金陵书局刊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百三十卷（简称“金陵局本”）

民国初年张元济编辑，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史记（简称“百衲本”）

目录

本纪

表

书

世家

列传

流传状况

据《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宣布了《史记》，后因怨望被宣帝腰斩。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 而且删去《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东汉明帝、魏明帝曹叡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

汉明帝刘庄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其后派人召见班固，再次问他对司马迁的看法是否故意投其所好，班固否认。这时汉明帝指，司马迁这人思想很有问题，不是忠臣，汉武帝治过他的罪，他就在史书里把汉武帝写得很不堪；虽然别人都说司马相如浮薄无行，但总比司马迁强 。

魏明帝曹叡亦曾批评过司马迁，认为司马迁因为受过宫刑而著《史记》贬损汉武帝，令人痛恨，但大臣王肃却肯定司马迁善于叙事，乃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王肃称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了《史记》后，阅到《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由于汉武帝的毁损，流传到曹魏时代的《史记》，其中的这两篇《本纪》，只有目录，而没有具体文字。王肃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撰写“不隐恶”，令汉武帝恼羞成怒，故司马迁 。

此外，自董卓死后，文学家蔡邕因同情董卓被下狱，太尉马日磾为此向王允求情，但王允指当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结果司马迁却写下诽谤汉武帝的《史记》，流传后世，影响极坏。如今朝政不振，事态多变，类此蔡邕的士人绝不可让他们在皇帝身边记录重大事务，否则将来受到非议的，只会是那些反董的士人 ，由此可见时人对《史记》的看法 。

注疏

历代对《史记》的评注主要有三家，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常与《史记》共同刊行。

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是有清一代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近代有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较为著名。当代有韩兆琦的《史记笺证》，以三家注和《史记会注考证》为基础，是史记注释详尽之作。以下罗列历代部分重要注家。

影响

文学方面，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三苏，明代归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均受《史记》影响。后世传记的体制，以及在传记之后用论赞表达作者见解的形式，都源于《史记》。而《史记》人物及相关历史事件，成为后世小说、戏曲、诗词的写作素材。

评论

班固批评《史记》，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干宝对《史记》不满，《史通·二体篇》：“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遗也。”又“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刘知几曾说：“自战国以下，辞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 刘知几甚至说《史记》将寓言、神话、传说当作史料，“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夫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

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表示：“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生，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研究书目

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上海：开明书店，1948）。

藤田胜久著，曹峰、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参见

司马迁

二十四史

史记人物列表

剑桥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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