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的建立

陈氏兴起及成为外戚

  位于南定省的陈氏宗庙

李朝高宗（1175年至1210年在位）时期，国家政局呈现衰弱的迹象。1209年（李朝治平龙应五年），屡生叛乱，原为地方豪强的陈氏家族便在此一背景下崛起及夺权。据越南史籍所载，陈氏王室的先祖来自中国，原籍可能为闽（福建）人或桂林人，迁入越南后定居于即墨乡（后改名天长府，即今南定省春长府美禄县），族人陈京（陈太宗的四世祖）从事渔业起家。 传至陈李时，已凭其经济实力成为一方豪族，史称“傍人归之，因有众”。

1209年（李朝治平龙应五年），李朝将领郭卜在国都昇龙（河内）发动叛乱，攻入皇宫，高宗皇帝与太子李旵出逃。李旵逃到陈氏势力范围内的海邑时，娶陈李之女陈氏容，陈氏族人遂召集乡兵，协助太子平乱，让高宗及太子得以安然返京。不久，李高宗去世，李旵登位，是为李惠宗（1210年至1224年在位）。1211年（李朝建嘉元年），惠宗立陈氏容为“元妃”，其兄陈嗣庆，舅苏忠词均获封官爵，陈家遂成李朝外戚，开始参与朝政。

夺权战争

李惠宗在位初期，国政由太尉谭以蒙主理，但以蒙“不学无术，柔懦不断”，以致“政事日堕”，政府的统治水平不断下滑。由于“朝无善政”，越南境内“饥馑荐臻，人民困穷”，民众生活未见改善，地区豪强亦乘时而起，擅作威福，作为外戚家族的陈家，与洪州（一作烘州）人段尚等，便是当中的重要势力，并演成互动干戈、争夺政权的局面。 1211年（李朝建嘉元年），陈嗣庆因见段尚进谗指控自己谋叛 ，加上听闻妹妹陈氏容遭惠宗生母谭太后虐待 ，乃决意起兵，与李氏朝廷对敌，惠宗与谭太后、元妃陈氏容逃离国都昇龙，陈李双方交战连年。到1216年（李朝建嘉六年），李惠宗得悉谭太后要杀爱妃陈氏容，适值有杲人作乱，而惠宗又见嗣庆归还“金椅”给惠宗示好，惠宗乃亲自到陈氏军中，请求嗣庆协助讨伐杲人，陈李双方才平息分歧。 其后，惠宗命嗣庆为太尉辅政，有“造战器，习武艺”之权，陈家势力得以在朝中坐大。不久，李惠宗患病，无法亲理朝政，大权遂由陈氏家族所主宰 。

陈氏夺位

陈嗣庆死后，其兄陈承任辅国太尉，族弟陈守度为“领殿前诸军扈卫禁庭”，继续掌握李朝朝政。1224年（李朝建嘉十四年、天彰有道元年），李惠宗传位给年仅七岁的次女李昭皇，自己担任上皇 。1225年（天彰有道二年）农历十月，陈守度安排陈承之子、年仅八岁的陈煚与昭皇结成夫妇。 十二月，上皇表明有意传位给昭皇之夫陈煚 ，陈煚之父陈承曾有所犹疑，但陈守度力指“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认为夺取帝位的条件已成熟 ，乃把握机会，安排李昭皇禅让给陈煚，建立陈朝，时为1225年底或1226年初。

陈朝政局发展

第一阶段（从开国至1293年）

陈氏王朝的第一阶段，被后世史家称之为该朝立国、建制、创立基业并步入强盛的时代。

陈朝开国后，陈太宗（1225／1226年至1258年在位）父陈承任上皇，从叔陈守度任“国尚父”、“太师统国，行军务征讨事”，掌握朝政大权。 对于李朝王族，陈氏朝廷设法对付，李昭皇被陈太宗册立为皇后，而李上皇（李惠宗）则被废为僧，居于真教禅寺，号“惠光太师” ，不久又被陈守度迫令自尽，时为1226年（建中二年）农历八月十日。 1232年（建中八年），陈朝以避先祖陈李的名讳为由，改“李”为“阮”，用意是“绝民之望李氏”。陈守度又见李氏宗室对惠宗之死有所不满，便设计坑杀李氏族人。

陈朝初立时，越南境内仍有多股地方势力，与朝廷为敌。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载，当时有阮嫩割据北江，段尚割据洪州（又作烘州），以及伞圆山、广威山诸蛮的割据，相互混战。陈朝于1226年（建中二年），派陈守度击破伞圆山及广威山诸蛮 ，阮嫩亦于1228年（建中四年）农历十二月消灭段尚势力。次年（1229年，建中五年），阮嫩病死，其割据势力瓦解，从此“天下归于一”。 除地方乱事外，王室内部曾发生太宗之兄陈柳的叛变，事缘太宗之后李佛金无子，陈守度改立陈柳之妻顺天公主（李佛金之姊）为太宗皇后，引起陈柳不满，乃于1236年（天应政平六年）在大江起兵，但旋即被陈守度所平。陈太宗提出和解，安抚陈柳，并处死参予事件的大江乱兵，事件遂告平息。

太宗时期除解决内部纷争，又着手整顿政务。1228年（建中四年），派官员到清化，重修帐籍。1232年（天应政平元年），开太学生科试（考进士），1247年（天应政平十六年）又设状元、榜眼、探花三魁。1242年（天应政平十一年），分全国为十二路，设置正副安抚使以统辖。1244年（天应政平十三年），下令各地官员修筑江河两岸的堤坝，以防洪水。同年，重定刑律。1253年立国学院（或为国子院），及设讲武堂。此外，还整顿税制、官制、兵制等等。 到1258年（元丰八年、绍隆元年）农历二月，太宗将帝位传给儿子陈晃（即圣宗，1258年至1278年在位），自称上皇，继续管理政务，开展了“事皆取决于上皇”的政治格局。

 陈朝抗元重要将领兴道王陈国峻像

陈朝第一阶段适值亚洲北部的蒙古帝国崛起。蒙古先后于1253年（元丰三年）及1279年（绍宝元年）攻灭中国大理国及南宋，成为越南邻国。1257年（元丰七年），蒙古派军从云南（原大理国境）入侵大越，但遭陈守度、陈太宗顽强抵抗，且蒙古军不适应当地水土而撤回。 1278年（宝符六年），圣宗传位给太子陈昑（即仁宗，1278年至1293年在位），自任上皇。1284年（绍宝六年），元朝派军南下，但又被陈朝主将陈兴道击退。 1287年（重兴三年），元再出兵攻越，双方经过白藤江之战等战事后，越军得胜，元朝撤兵。蒙古三次征越失败后，改为与陈朝建立友好的宗藩关系，不再出兵南下。

第二阶段（1293年至1341年）

在第二阶段中，陈英宗、陈明宗、陈宪宗诸帝虽能继承祖业，但统治阶级生活荒淫，甚至出现内部争权，政局时治时乱。

1293年（重兴九年，三月改元兴隆），陈仁宗传位给太子陈烇（即英宗，1293年至1314年在位），自任上皇继续掌权。在此期间，陈氏朝廷人才众多，文治方面有张汉超，军事方面有范五老，都属才智之士。又因教育的发展，使才学之士莫挺之、阮忠彦等透过科举入朝为官。后世史家称此一时期政局修明，“君贤臣忠，法律严正，赏罚分明，政治无一不上轨道”。 在外交方面亦相当活跃，英宗时期，上皇陈昑（即仁宗）、大将范五老多次出征哀牢。对南方的占城，陈朝以玄珍公主嫁给占城国王制旻为条件，换取该国的乌州、里州之地，后分别改名为顺州和化州。

1314年（兴隆二十二年，三月改元大庆），英宗传位给太子陈奣（即明宗，1314年至1329年在位），自任上皇。明宗在位时陈朝对制度政策有所调整。1315年（大庆二年），立法禁止一家人之间互相告讦。1316年（大庆三年），检定文武官阶。1323年（大庆十一年），开太学生科试；下令军士从此不得文身。 在对外方面，陈朝以占城国侵扰南方边境为由，于1318年（大庆五年）派惠武王陈国瑱、范五老出征占城。

在明宗时期，曾有民众起为强盗，以及朝中派系相争。1317年（大庆四年），越南境内出现强盗，当中较著名的有“盗魁”文庆，但终被陈朝平定。 另外，朝廷里因皇后未有皇子，太子之位未定，朝臣分为两派，一派为陈克终、文宪侯等人，主张立明宗庶子陈旺为太子；另一派为皇后之父陈国瑱，主张待皇后诞下嫡子，才立太子。1328年（开泰五年）三月，文宪侯贿赂国瑱家臣陈缶，以诬告国瑱谋反。明宗信以为真，囚禁国瑱于资福寺，陈克终又向明宗说“捉虎易，放虎难”，提示必须铲除国瑱。明宗不给国瑱饮食，国瑱饥渴过甚，死于寺中，而受该案牵连被捕者达百余人。数年后，陈缶的妻、妾之间不睦，竟把陈缶受贿一事揭发，事件才水落石出，文宪侯被降为庶人，陈缶被国瑱家奴生啖其肉而死。

1329年（开泰六年，二月改元开祐），明宗传位给太子陈旺（即宪宗，1329年至1341年在位），自任上皇。宪宗时期，上皇发动对外战事，于1334年（开祐六年）及1335年（开祐七年）亲征哀牢，又于1337年（开祐九年）派军攻破沱江地区的牛吼蛮。

第三阶段（1341年至1400年）

在第三阶段，出现奸雄弄权，豪族割据，民众起事频繁的局面，陈氏王朝遂步入衰微不振及灭亡。

1341年（开祐十三年），陈宪宗崩，上皇（即明宗）立儿子陈暭为帝（即裕宗，1341年至1369年在位）。上皇在1357年（绍丰十七年）去世，在此之前陈朝政权由他执掌，并有张汉超、阮忠彦等一批富治国经验的旧臣，管理朝政尚算有条不紊，虽数遇天灾和饥馑仍能妥善处理。到上皇及张汉超、阮忠彦等去世后，朝政日渐散涣，朝中名儒朱文安上疏要求诛佞臣七人，但裕宗不许，文安遂辞官归隐。裕宗本人耽于逸乐，纵情酒宴，营造宫室，凿池堆山，命富者入皇宫赌博，生活奢华。民间则变乱四起，各地出现盗贼起事，较有名者为海阳安阜山的吴陛。在外交上，裕宗时期适逢中国明朝于1368年（大治十一年）创立，陈朝遣使朝贡。而南方的占城国则在国王制蓬峩的统治下提升军事实力，意欲攻打陈朝，以报历来越南入侵占城之仇，后来更“使陈朝君臣几番惊骇”。

1369年（大治十二年，六月改元大定）五月，陈裕宗死后，陈氏朝廷因继任人问题发生内哄。因裕宗没有子嗣，朝臣拟立裕宗之兄恭定王陈暊为帝，但宪慈皇太后（裕宗生母）坚持立裕宗长兄恭肃王陈元昱的养子杨日礼为帝（1369年至1370年在位）。杨日礼即位后，企图断绝陈氏家族继承皇位，于该年十二月杀宪慈皇太后，并于次年（1370年，大定二年，十月改元绍庆）九月，铲除反抗自己的恭靖王陈元晫（陈明宗次子、裕宗兄）父子。十月，陈暊怕大祸将至，就离开国都昇龙到沱江镇避难，约定其弟恭宣王陈曔章、肃国上侯陈元旦、天宁公主、清化府官员起兵夺权。十一月，陈暊夺回国都，铲除杨日礼，即皇帝位，是为陈艺宗（1370年至1372年）。

陈艺宗就任皇帝期间，内政外交开始出现变化。在内政上，陈艺宗重用外戚黎季犛（祖先本姓胡）。黎季犛的两位姑姑都嫁给陈明宗，艺宗于1371年（绍庆二年）任季犛为枢密院大使，封忠宣国上侯，曾派往乂安，专门负责“绥辑人民，抚安边境”。 黎季犛遂成陈末权臣。在外交方面，陈朝因长期以来“边城无备”，惹来外敌来犯，占城国王制蓬峩在1371年（绍庆二年）闰三月出兵入侵大越，而陈氏朝廷竟“无兵可御”，占城军遂攻破国都昇龙，劫掠而回。制蓬峨从此成为陈朝劲敌，“国家自此多事矣”。

1372年（绍庆三年），陈艺宗传位给其弟陈曔（即睿宗，1372年至1377年在位），自任上皇。睿宗时期，陈朝有感占城实力强大，乃加强军备，但陈朝军队仍然难敌占城军。1377年（隆庆五年）初，陈睿宗率兵亲征，到达占城国都阇槃城时兵败战死，占王制蓬峩旋即策动反攻，再次攻破昇龙而回。上皇改立睿宗之子陈晛为帝（即废帝，1377年至1388年在位）。1378年（昌符二年）五月，占城军队再一次攻破昇龙，劫掠而回。在占军数次攻进昇龙时，陈氏朝廷未能积极抵抗，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批评“当时占城之军出入我南国，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在几年之内三次破京城，上皇与帝晛三次弃城而逃”。其后多年，两国仍互有交战。而经过长期的战事后，陈朝政府的库藏一空，乃加重军役和赋税，如1378年（昌符二年）始设人头税。 1379年（昌符三年），因时值大旱，饥荒遍地，更爆发民众起事，史载当年八月“北江路人阮补称为唐郎紫衣，以法术僭号称王，作乱。”阮补建元熙元，并铸熙元通宝、宋元通宝、景元通宝等钱。最终阮补被陈朝而“伏诛”。

与此同时，因黎季犛深得上皇陈暊的信任，陈朝再爆发。1388年（昌符十二年，十一月改元光泰），陈废帝见上皇宠信季犛，便图谋将之铲除。黎季犛早先一步，向上皇提出“未有卖子而养侄，惟见卖侄而养子” ，以挑拨上皇与废帝之间的关系。上皇果然以为废帝有意，谮诬功臣，乃贬黜其帝位，改立自己之子昭定王陈颙为帝（即顺宗，1388年至1398年在位）。在黎季犛专权的同时，国内盗贼群起，在清化，有阮清自称“灵德王”，活跃于梁江地区；阮忌自称“鲁王”，活跃于农贡地区；在国威州，有僧人范师温起事，更曾一度于1389年（光泰二年）攻进国都昇龙，上皇与顺宗出逃避难，最终，范师温被黄江守将黄奉世讨平。

1390年（光泰三年），占城国王制蓬峩在攻打陈朝期间战死，两国之间的战事遂告一段落。然而黎季犛的弄权，已成尾大不掉之局，对于不顺从者，季犛怂恿上皇陈暊杀之。1394年，上皇为控制黎季犛，命画工绘周公辅周成王、霍光辅昭帝、诸葛亮辅蜀后主、苏宪诚辅李高宗等图像，名为“四辅图”，赐予季犛，用意是要他“辅官家（指陈顺宗）当如是也”。又故意向季犛说：“平章亲族，国家事务，一以委之，今国势衰弱，朕方老耄，即世之后，官家可辅则辅之，庸暗则自取之”，黎季犛立刻仓惶答道：“臣不能尽忠戮力辅官家，传之后裔，天其厌之！” 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上皇对季犛的一番说话，是效法古代刘备对诸葛亮所说的话，以此收买季犛的心。同年十二月，上皇去世，黎季犛继续把持国政。

上皇艺宗死后，黎季犛在成为辅政太师。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指这时的黎季犛意在“大肆更张，用以收买党羽”，进行一连串改革。在财政上，季犛收回铜币，改行纸币；在土地政策上，规定除贵族阶层的大王、公主外，庶民占田不得超过十亩；在文化教育上，制定科举的文体考试，又在地方上授予学官田地；在政治架构方面，季犛改定文武官员服装，改地方上的诸路为镇，并增设一些官职，以分封给党羽。季犛又把国都迁至清化，称为“西都”，以便夺位。与此同时，黎季犛废立君主，于1398年（光泰十一年，三月改元建新）迫顺宗退位，立太子陈 为帝（即少帝，1398年至1400年在位）。1399年（建新二年），太保陈元沆、上将军陈渴真等合谋杀季犛，但被季犛先知，季犛便大肆，受牵连而被诛杀者达三百七十余人。其后，黎季犛自称“国祖章皇”，出入使用天子仪卫。1400年（建新三年，三月以后胡朝改元圣元）二月，黎季犛废少帝自立，恢复其祖先的胡姓，改国号“大虞”，建立胡朝，陈朝遂告终结。

其后，中国明朝于1406年（胡朝开大四年）以“吊伐”的名义攻打越南，并于1407年（胡朝开大五年，后陈朝兴庆元年）消灭胡朝，统治越南。1407年至1413年（后陈朝重光四年）期间，陈氏宗室陈頠、陈季扩等为恢复陈朝统治，在乂安、化州等地反抗明人，史称后陈朝，最终被明朝讨平。

制度及措施

政府架构

陈朝政府的官僚架构，上承李朝、参考中国制度，并加上陈朝本身的创设而成。

陈朝官员编制，重要官员有三公、三少、太尉、司马、司徒、司空。拥有“左相国平章事”或“右相国平章事”等称衔者，其地位等同“宰相”，拥有“参知政事”、“入内行遣”、“左辅右弼参与朝政”等称衔者，其地位等同“次相”。

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官职，都分成文武两班。在中央，文班官职有：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中书、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行遣、左右司郎中、左右正言参议、御史台侍御史、御史中赞、御史中相、御史大夫、侍经筵大学士、天章学士、入侍学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储宫教授、太史令、太宗正、延尉寺卿、少卿、京师大尹。武班官职有：有骠骑上将军、锦卫上将军、金吾大将军、武卫大将军、副都将军殿帅、都押衙管军节度使、都统制。而在地方上，文班官职有：安抚使、知府、通判、佥判、漕运令尉、主簿、司社、并诸路河堤、屯田正、副使。武班官职有：经略使、防御使、守御使、观察使等，以及各府的都护、都统、总管等。陈氏朝廷架构，被后世史家批评为“机构臃肿或有其位无其职，或有其职无其权，形同虚设”。

为使朝廷上下保持凝聚力，陈朝沿袭李朝制度，每年四月四日均会举行皇帝与百官的“宣盟誓条”之礼。

陈朝对官僚系统设有升迁制度。1247年（天应政平十五年）农历三月，朝廷检阅中央、地方的文武官员。后来定下升迁规则：每十五年检阅一次，每十年加爵一级，每十五年加职一等。如有官职空缺，则以正兼副，如正副俱缺，则考辖其他官员，待合资格后便授任该职。在馆、阁任职者，任满十年可升职或转职，在省、局任职者，任满十五年可升职或转织。而“宰相”之位，由陈氏宗室中具备贤能、通晓诗书者出任。<

除官职架构外，陈朝政府又设上皇掌权的制度，当皇帝传位给新皇帝后，就自任上皇，继续参予朝政。《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它的运作模式：

据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的分析，此一制度用意是“杜绝内部倾轧、宫中政变、兵权旁落，来巩固陈氏统治地位”。

地理建置

陈朝初年，在全国设立十二个路。而黎崱《安南志略》、明初官修的《元史》等史籍，记录了陈朝时的路有十五个。除路以外，还设有府、州等单位。管理各路府州的重要官员，则是在各路设置“安抚使”（武官），另外又在各地设文班官员，于府设“知府”，路设“通判”，州设“漕运使”等等。 法国学者马思伯乐又指出，陈朝不限于固有的地理区划，“应有新设之路” ，会变更或增加建置。

在路以下，还有若干基层行政机关。在陈朝碑铭纪录里，有“洪路麻浪桥绮兰社” 、“烘路广寒桥麻巷” 等语句。学者据此推断，在路以下，有“桥”，“桥”以下有“社”、“巷”等单位。

陈朝在各地的建置情况，列于下表。

科举

 中国式的殿试，为越南陈朝政府所参用

陈朝实行科举制度，以选拔士人到政府任职。在陈太宗时就对科举制的模式作出多番调整，1232年（建中八年，七月改元天应政平），开设太学科试（考进士），仿照中国宋朝殿试，录取进士，按成绩高低分为三甲。 1246年（天应政平十五年），定“大比进士”，以七年为准。 1247年（天应政平十六年），科举设立三魁，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并开设儒、释、道三教科试，优者中甲科，次之中乙科。 1256年（元丰三年）起，在京都昇龙，及清化、义安两寨分开考试，高中者，分别被称为“京状元”和“寨状元” 。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则是着重经义，不重词章。

文教

陈朝时期，政府致力推广儒家思想。陈朝政府允许士大夫在国都昇龙设立私学，讲授孔、孟之道。在官立学术机构方面，陈朝政府亦相当重视。1253年（元丰三年），陈朝设立国子院，召集国内学者到此，讲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在国子院装设孔子、周公及七十二贤像，定期祭祀。

由于陈朝政府透过科举吸纳儒生入仕，儒者便得以在政界活跃。例如儒生出身的学者黎文休，获陈太宗起用，历任翰林院侍读、翰林院学士、兵部尚书，并成为重要史官。

陈氏朝廷着重修史的工作。1272年（绍隆十五年），由时任翰林院学士的黎文休，编成《大越史记》一书。 该书的意义，越南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指出是“我南国有国史，自此始”。

刑法

陈朝刑法的内容已多失传，大致而言是参照中国唐宋法制而成，正如越南阮朝时期学者潘辉注所指出：“李陈刑法，其条贯纤悉，不可复详，当初校定律格，想亦遵用唐宋之制。”

按《大越史记全书》、《历朝类志》等越南史籍的记载，陈朝时颁行的法律条文，有《国朝刑律》（又入作《刑律》，1230年，建中六年颁行）、《徒罪法》（1230年，建中六年颁行）、《勾讼例》（1230年，建中六年颁行） 、《刑律诸格》（1244年，天应政平十三年颁行） 、《公文格式》（1299年，兴隆七年） 、《名例》（1309年，兴隆十七年颁行） 、《皇朝大典》（1341年，绍丰元年，绍丰又作绍兴）、《刑书》（1341年，绍丰元年，绍丰又作绍兴）等等。 此外，陈朝刑罚的部分内容，亦可见于黎崱《安南志略》当中。

对陈朝法律的评价，潘辉注称它“刑治最酷，盗及逃亡斮其足指，付其人甘心，或付象蹴杀之，岂是于常律之外，用此严刑，以为止盗之禁者欤？”

兵制

陈朝兵制，据黎崱所说，是“军无定籍，选民丁壮者为之” ，而各亲王亦有权募集军队。中央禁军数量较多，但多不能作战，造成后来地方上拥有重兵的局面。< 但亦因陈朝的兵额庞大，故此在蒙古帝国（元朝）入侵时，陈氏王朝能调动作战的军队，达二十余万之多。

陈朝时期的军队，曾实行纹身的风俗。陈朝初年，军士在腹部、背部及两髀刺上龙形图案及文字，称为“采龙”。 1285年（绍宝七年，九月改元重兴），元越战争期间，陈朝军人在手臂上纹上“杀鞑”二字。 至1323年（大庆十年），陈朝政府下令拣选军人时，以身型肥，肤色白为上选，故此军士不再行纹身习惯。

户口制度

陈朝按照旧制，规定每年初春之际，全国各村中的社官，须要将村中有多少名文官、武官、书吏、军士、黄男（丁男）、癃老和残废人士，以及移民和流落至该村的人，都开列登记入册，称之为“帐籍”。有官爵者，子孙可透过“承荫”的方式入仕为官；富有而无官爵之人，世代为兵。陈朝早在太宗时开始，便遵行此制，委派官员重修李朝时期的旧账籍。

税制

陈朝税制，分成多个种类，按照百姓及土地拥有者的等级、田地数量、资产开征。丁税按田亩拥有数量征收，有田一至二亩者，每年缴钱一贯；有田三至四亩者，缴钱二贯；有五亩或以上者，缴钱三贯；无田者全免丁税。土地税缴纳实物，以粟、谷为主，有田一亩者，田主每年缴纳一百升。对于民间的池塘，每亩征谷三升；盐田则征钱。其他种类还有：槟榔税、安息香税，以及鱼、虾、蔬菜、水果等均开征税项。

陈朝又对“公田”征收农作物。公田分为两类，一类为国库田，分为三等征收谷物，上等田每亩征谷六石八十升，中等田每亩征谷四石，下等田每亩征谷三石。另一类为拓刀田（又称斫刀田，为朝廷赐给有功官员的田），亦分为三等征收谷物，上等田每亩征谷一石，中等田每三亩征谷一石，下等田每三亩征谷一石。

货币发行

陈朝自立国之初，便注重货币的使用规范。1226年（建中二年），陈朝政府规定：民间使用铜钱，以六十九文为一陌；上缴官府的货币，以七十文为一陌；以十陌为一贯。同时，陈朝又规定货币铸成一定的重量才能流通，以方便流通。 其后，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发行货币比李朝时多，钱币的铸造工艺、形制亦有所进步，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重量渐轻，钱径渐小，与唐朝统治越南时通行的“开元通宝”和后黎圣宗时铸造的“洪德通宝”都有相似之处，这反映陈朝货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陈朝发行货币的基本状况，是按当时的社会条件而定，并非每位君主都有铸钱，有的铸了钱，甚至多次铸造，版式很多，有的铸钱很少，甚至没铸，这是陈朝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尚不稳定所致。到陈朝末期，由黎季犛（即胡季犛）执掌大权，下令回收全国铜钱，推出纸钞，对越南的货币制度进行大改革。

有关陈朝的铸币概况，有如下表。

社会经济文化

农业

越南经历李朝的大后，陈朝立国之初，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私人和政府都进行垦荒工作，扩大农田面积。陈朝政府推出措施，务求刺激农业，如设置官员以督促垦荒及管理庄园、让贵族人员召集奴婢到沿海地区开垦，使红河三角洲一带建立起辽阔的田庄。陈朝又致力筑堤防洪，兴修水利，为农业发展做出贡献。

陈朝在农业技术已相当发达，深耕和增加复种指数的能力已达高水平。当时的平原地区，每年稻米收成可达四次之多。除种稻外，陈朝农产品数量增多，有各种杂粮、种桑养蚕，以及不少家庭都有果园，种植各种热带水果。

工商业

工商业在陈朝时期有所进步。在农村当中，出现了专门生产特定产品的手工业村，如麻雷村专门生产斗笠，被称为“麻雷笠”。国都昇龙因发展需求而扩大，皇城外的人民居住区分成六十一个“坊”，在这里有集市、手工业作坊和进行贸易的街道。水陆交通得到整治和扩大，运输工具以船舶为主，航行于河流和海洋，船只有30人至100人摇橹，航运速度高。在金融方面，货币单位由政府划一规定，现金的用途亦被增强，如人头税、桑田税、盐田税等税项，都开始用现金缴纳。

经济剥削的加剧

陈朝在蒙越战争后，朝廷因要巩固其统治地位，故此把大片土地封给有功之臣及王侯，使采邑制扩大发展，据越共学者指出这是“把人民的斗争和建设的成果据为己有”。如受封为侯的阮蒯，其封地为快路，相当于一个县。担任戎务参赞的范悟也被封赐土地八十亩。而贵族从农民夺得的土地，有时比获封的土地更多，因此一些王侯赠与寺院的土地，可达千亩之多。而人民则常被贵族夺占土地，而且必须缴纳重税，服劳役及兵役。

高利贷亦于陈朝时期发展。当时法律，允许债主拘禁欠债者，或强迫欠债者以卖身抵债。官场贪污贿赂和搜刮民财的风气盛行，越共学者猛烈抨击那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合法行为”。陈朝的经济剥削与压迫，最终使到经济停滞和社会矛盾变得尖锐，陈朝政局亦于14世纪初开始逐渐没落。

佛、老、儒三教发展

陈朝时，佛教仍受到推崇，政府曾多次开法法事道场，在印行佛教典籍及佛像绘画，以使佛教教义流传给国内民众。

陈朝诸帝及贵族当中，有不少曾参与佛教事业陈太宗曾从来自中国的临济宗天封禅师参学，后来其学说辗转传至贵族出身的慧忠，在其封邑（在今海阳省）修禅授徒，陈仁宗便是其中之一。陈仁宗于1293年（重兴九年，三月改元兴隆）禅位给陈英宗后，担任上皇，并出家为僧，后世记载他“出家脩行，刻苦精进，慧解超脱，为一方祖师” ，称号有“调御觉皇”、“香云大头陀”及“竹林上士”等，门下弟子众多，遂开创竹林禅派，尊临济义玄为祖，主张佛法即是老子的“道”，亦为孔子所说的“中庸”，并提倡“三教合一”。竹林禅派亦成为陈朝的官方佛教。陈英宗也奉行佛教，并率先受菩萨戒，朝廷上下遂多效法。1314年（兴隆二十二年，三月改元大庆），英宗禅位给陈明宗后，担任上皇，跟随著名僧人法螺大师铸造佛像和印经。陈明宗亦从事佛教活动，愿做佛寺大师，但因忙于政务，须要时常出任朝廷。陈宪宗从父亲陈明宗学习佛经，常游览国内名寺，批准刊刻佛经，他本人常到寺院念经拜佛，参予佛事。陈顺宗于1396年（光泰九年）被黎季犛强迫退住后，亦前往保清官（在清化省）出家为僧。到陈朝末年，朝廷着重儒学道学，才限制了佛教势力发展，沙汰僧徒。

  陈朝时期儒学家朱文安像

陈朝时期由于政府推动儒学，使之得到长足发展。当时儒士阶层人数渐多，他们在越南的政治及文化思想方面，渐渐取代佛教僧侣的地位，获任朝廷要职及承担文学创作。陈朝时期较重要的思想家，如朱文安、黎文休、阮诠等人亦属儒士阶层，使儒学大力发展。因儒学和佛教开始发生冲突，儒家学者黎文休、黎括、张汉超等，对佛教进行严厉批判排斥，使佛教的优势逐渐减弱，其重要地位遂让给儒家。

文学

陈朝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汉文文学达到兴盛阶段，中国学者庞希云指出其原因有四点，一是陈朝政府实行汉文化教育，如设国学院、设立科举等措施；二是皇帝及统治阶级人士，如陈太宗、陈圣宗、陈明宗、陈艺宗等，都喜好汉文文学，并加以推动；三是外来文化的补给，如佛教文化的输入，以及对外战争使创作技巧更为丰富；四是有诗人群体、诗会的出现，创作范例得以整合，对汉文学亦产生影响。

陈朝的诗学，因自太宗受中国宋代的禅宗影响后，使李朝以来的禅诗得到延续及发展。学者王晓平指出当时陈朝“各代国君，崇信禅宗，又特好题咏，于是佛徒赋诗，诗带禅语”。太宗本人著有禅诗《寄清风庵僧德山》及佛学典籍《课虚录》等作品。陈仁宗（竹林禅派开创者）撰有《大香海印诗集》，为收录佛教文学的诗集。到儒学倡盛后，禅诗亦有所改变。僧人玄光（约1284年─1364年，竹林禅派第三代）自少学儒，十九岁出家为僧，他的诗著如《泛舟》里写道“水艇乘风泛渺茫，山青水绿又秋光，数声渔笛芦花外，月落波心江满霜”，诗中的禅趣含而不露，在当时禅语充斥的僧侣诗中别有一番诗趣。陈朝宗室爱山的创作，也不道禅语，但营造了禅儒幽居、焚香浇茶、吟诗诵经的氛围。 陈朝不少将领、士大夫也投入诗作，使陈朝汉诗文学题材更广泛。外交家兼军事家范师孟为边塞诗的代表人物，诗作有《关北》、《上嶅》、《桄榔道中》等，因他运用了亲身经历为素材，突显了边塞诗的豪迈之风。兴道王陈国峻的孙子陈光朝（约1285年／1287年─1325年）为“碧洞诗社”的代表人物，诗作有《舟中独酌》，意境清幽静寂，反映了格调高雅，萧索中透出精致的风格。儒学重要人物朱文安（1292年─1370年），其创作用词精当、语意含蓄、风格隽永，他留传下来的汉诗有十二首。此外还有阮忠彦（1289年─1370年）、阮飞卿（1355年─1428年）等诗人，他们的诗被后世的《全越诗录》所收录。

陈朝的散文，较重要的人物有张汉超、莫挺之、胡宗鷟等。张汉超（？─1354年）曾参与抗元战事，《白藤江赋》为其代表作品，文中展现了白藤江上的几次著名战役，歌颂越南的民族英雄，后世学者认为它对仗工整，用典用事妥贴，借古言今，为讽时事，以明大道，在波澜壮阔的行文中，或抒情，或议论，慷慨陈词，气吞如虎，为赋中的。莫挺之（约1272年─约1346年）的《玉井莲赋》，被称为可与宋人周敦颐的《爱莲说》相媲美。 此外，陈朝还有军事作品的出现，如陈国峻的《檄将士文》、《兵书要略》、《万劫宗秘传书》等， 当中的《檄将士文》生动地体现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故亦被越南后世视为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之一。

神话传说类的汉文作品，亦于陈朝出现，如《粤甸幽灵》（现存最古的版本称为《粤甸幽灵集录》）。据它的《序》所记录，作者是官员李济川，著于“皇陈开祐元年”（1329年），其编撰原因是当时越南的神灵信仰甚多，但有关事迹甚少纪录，而诸神在人们心中的品级、种类也有不同，为免将来遭到混淆，便搜集有关资料，编集成书。 后世学者指出它具有相当重要性，与另一部汉文作品《岭南摭怪》同属神话传说的名著，其编写的时代早，流传也广泛，常为其他书籍所引用。

除汉文文学外，喃文（以字喃写成的文章）亦得到发展（详情见下）。

字喃的使用

字喃在陈朝时期，已成为一种基本上具备一定社会交际功能的文字而受到应用。 据史籍记载，较早的一次使用是在1282年（绍宝四年），泸江地区因有鳄鱼为患，朝廷命刑部尚书阮诠（因获赐姓韩，又作韩诠）撰写文章（后世称为《祭鳄鱼文》），投入江中，鳄鱼便即离去，于是越南的“赋诗多用国语实自此始”。 字喃及喃文（以字喃写成的文章）在陈朝的发展，具有历史作用，越共学者指出是“体现了我国（指越南）人民为指高越南语的地位和发展民族文化所作的努力。这是一个在文化领域中的民族精神和独立意识的新的表现”。

史学

  陈朝时期史籍《越史略》

越南的史学受中国所影响，于陈朝时，成立了“国史馆”，陈太宗又命史官黎文休写成《大越史记》（三十卷，原书已佚），该书仿照汉代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方式，在叙述事件后加入“黎文休曰”的评论语。到14世纪后期，史官写成《越史略》（三卷，原题《大越史略》，作者不详），该书为现存越南最古老的编年史之一。而在蒙越战争时投降元军的越南人黎崱，在1330年代于中国写成《安南志略》（原书二十卷，现存十九卷），该书较有系统地，阐述了越南从远古至陈朝的历史，以及地理、物产、风俗、制度、中越关系等方面的资料。

科技

陈朝时的科技，在军事技术、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取得相当的成就。在军事技术上，陈朝晚期的军队使用火药及火炮，如在1390年（光泰三年）对占城国之战中，越军以火铳占王制蓬峩。 在天文方面，山明县人邓路制造“摇摆仪”，用以测定气象。在历法方面，陈元旦研究了14世纪（陈朝中期）以前的历法，编撰《百世通考》一书，记载日蚀、月蚀、时令以及星座的位置。在医学方面，13世纪的蒙越战争中，陈朝政府为治疗军民的伤病，设立了太医院，名将陈国峻在万劫拨地，专门种植草药，后世称之为“药山”。14世纪时，锦旸县（海兴）人阮伯静致力研究草药学，为人治病，并撰有《南药神效》一书，书中提到了580款南药，和以用治疗184种疾病的3873条药方。 此外，陈朝因与元朝的频繁交往，中国的历法及医学亦传入越南，产生影响（见下文与蒙古及元朝关系）。

艺术

越南艺术在陈朝时取得发展。在工艺品方面，著名的有广宁省冬朝县发现的莲花型金盒。据越南专家鉴定，该文物制造于14世纪上半期，以黄金制成，形状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具有艺术价值，被视为能“体现越南宫廷用品的特征”。 。在建筑艺术方面，陈朝建筑物具特色的雕刻技巧。这些雕刻艺术继承自李朝时期，但表现得更为豪放、健康和写实。在普明寺（位于南定）木门上雕刻的龙图案，躯体茁实，四周的装饰则与现实世界相似。陈守度陵墓（位于太平省兴河）中，有一头石虎装饰，该石虎造型是躺着休息，全身肌肉凸起，足部与尾部都为壮实的立体形象。位于立石县的普明塔和平山塔，都是陈朝较有价值的建筑物，平山塔高十一层，用砖头和红土建成，布局严密对称，以浮雕的方式作装饰。泰乐寺（在文林县）的木刻，以仙女和演奏者为主题，笔划精炼而生动。

体育

  源自中国的蹴踘亦为越南陈朝流行的运动之一

陈朝时的体育呈多样化，据黎崱《安南志略》记载，当时有“抛接绣团球”、“众鬬”、“勇夫与儿孺搏”、“马上击球”、“蹴踘”、“角鬬”等各项运动。 越共学者指出，尚武性质的运动如摔跤、斗棍、打秋千、抽陀螺等，在陈朝得以普及，那是由于陈朝遇上外来侵略，民众为了抵抗而需要锻炼身体。具专业性质的体育队，亦于陈朝出现于国都昇龙。

自然史及灾害

陈朝的领土范围为越南北、中部地区，特别是北部的红河三角洲，时有洪水发生。为此陈朝政府相当重视防治洪水。据越南学者阮志坚指出，陈朝动员百姓修堤筑坝，比以往更有组织性，规模更大，如太平省地区修筑的红河堤，就长21公里。但同时有另一负面影响，就是会发生决堤。 据《大越史记全书》，陈朝有多次洪水，当中不少更与决堤有关，发水洪水的年份有：1236年、1238年、1241年、1243年、1245年、1255年、1265年、1268年、1270年、1274年、1277年、1285年、1290年、1307年、1310年、1319年、1320年、1333年、1336年、1338年、1348年、1351年、1352年、1360年、1378年、1382年和1393年。

风暴在陈朝时多次吹袭越南，有时夹袭大雨。出现暴风的年份有：1232年、1245年、1258年、1262年、1263年、1298年、1311年、1338年、1369年、1390年和1393年。但陈朝时期亦多次发生旱情，这些年份有1241年、1242年、1268年、1269年、1289年、1301年、1315年、1324年、1326年、1343年、1345年、1348年、1355年、1358年、1362年、1374年、1379年、1392年和1393年。此外，自然灾害还有地震，出现在1240年、1247年、1263年、1269年、1271年、1277年、1278年、1300年、1335年、1355年和1393年。陈朝饥荒次数亦有多起，发生于1268年、1290年、1291年、1301年、1320年、1333年、1343年、1344年、1354年、1362年和1379年。

因应多次灾害，陈朝政府采取赈济或安抚民众的措施，当中包括录囚 、大赦、宽减租税、发赠粟物粮食等等。据《大越史记全书》，陈太宗时期的应灾抚民措施有录囚并大赦一次（1242年）；陈圣宗时期有大赥一次（1265年）、录囚一次（1269年）；陈仁宗时期有发粟赈民及免人丁税一次（1290年）；陈英宗时期有录囚一次（1301年）；陈裕宗时期有录囚两次（1345年、1362年）、宽减租税两次（1343年、1354年）、发赠粮食两次（1358年、1362年）。

关于陈朝时期的自然史及灾害情况，列于下表。

对外关系

与南宋关系

中国南宋是越南陈朝的北邻，自陈朝立国后，便成为南宋的朝贡国。从《安南志略》、《宋史》、《大越史记全书》等中越典籍可知，陈朝立国之初便与南宋有多次使节往来。1229年（建中五年），陈朝遣使到宋入贡，宋廷封陈太宗（又称作陈日煚）为“安南国王” 。1258年（元丰八年，三月改元绍隆），亦即蒙古首次攻越之后不久，南宋派使到陈朝，提醒要“申饬边备”，做好国防措施。1261年（绍隆四年），陈朝向宋进贡大象。1262年（绍隆五年），陈朝遣使到宋，宋朝封陈太宗为“安南国大王”、加食邑，封陈圣宗（又称作陈威晃）为“安南国王”，又赏赐金带、器币、鞍马等物品。1269年（绍隆十二年），宋廷赐陈太宗、圣宗加食邑。1272年（绍隆十五年），宋廷赐陈太宗、圣宗加食邑和鞍马等物。 南宋与陈朝之所以关系友好，据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是由于13世纪时蒙古帝国（元朝）崛起，并于1253年（元丰三年 ) 灭中国西南的大理国，成为越宋两国的强大威胁，因此互为协助，“陈朝和南宋必须通好，双方使节交接频繁。”

由于朝贡关系，陈朝每次遣使入宋朝贡，都会获得宋廷的赏赐，其中包括金、银和钱币。从现今的出土文物可知，钱币是南宋流入陈朝境内的重要物品之一，分布很广，各种年号钱均能在越南各地找到。

位于大越以北的南宋于1279年（绍宝元年）被元朝攻灭，在此前后，不少宋人为逃避战乱和不愿屈服元朝而流亡到大越。1274年（宝符二年），有一批宋人“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来”，投奔大越，陈朝政府在国都昇龙的街　坊（又作街姰坊）专门安置这批人士。 南宋亡后，更有遗民到越，为陈朝效力，对抗元朝入侵，例如宋人赵忠，于1285年（绍宝七年，九月改元重兴）的战事中协助立功 。

与蒙古及元朝关系

蒙古帝国攻灭大理国后，成为越南陈朝邻国，并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威胁陈朝国防，正如后世越南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所分析：“蒙古人凶狠好战战，个个善于骑射。军队常是骑兵，组织严密，队伍秩序井然，人人善战。” 在13世纪的中晚期，蒙古（元朝）对陈朝进行三次征伐。

第一次爆发于1257年（元丰七年），蒙古派使团到越，要求陈朝臣服，但被陈太宗所拒，还拘留蒙古来使。该年十二月，元军将领兀良合䚟（又作兀良合台）攻入越境，向国都昇龙进发，陈太宗亲自率兵抵抗。在双方初交锋时，蒙古军占较大优势，《安南志略》记载：“国主陈王（指陈太宗），遣士卒乘象迎敌。时大帅（即兀良合䚟）子阿术，年十八，率善射者射其象；象惊奔，反蹂，其众大溃。” 陈朝君臣退至天幕江（在今兴安省东岸县），而蒙古军攻入昇龙后，找到之前派出的使团人员，其中一人死亡，蒙古军便悍然。但逗留九日后，蒙古军因不适应越南的“气候郁热”而北返。 陈太宗乘机在东步头击退蒙古军，蒙古军回程时又被归化寨人袭击 。1258年，（元丰八年）正月，陈朝遗使到蒙古，共定陈朝向蒙古三年一贡的规例，越南遂成为蒙古的朝贡国。

 忽必烈像

在此以后，直至1284年（绍宝六年）蒙古第二次征越以前，陈朝遣使入贡的次数相当频密，甚至不限于三年一贡的规定。《安南志略》记载陈朝入贡的年份有：1261年（绍隆四年）、1263年（绍隆六年）、1266年（绍隆九年）、1268年（绍隆十一年）、1270年（绍隆十三年）、1271年（绍隆十四年）、1272年（绍隆十五年）、1275年（宝符三年）、1277年（宝符五年）、1278（宝符六年）、1280年（绍宝二年）、1282年（绍宝四年）、1283年（绍宝五年）。 但与此同时，越元关系亦时有磨擦。1262年（绍隆五年），蒙古君主忽必烈遣使到越，要求陈朝入贡时，选送儒士、医师、通阴阳卜筮、诸色人匠各三，以及各种产物如犀角、象牙、玳瑁、珍珠等。蒙古又设达鲁花赤，往来越南国境 ，以作监治。1266年（绍隆九年），蒙古遣使到越，准许陈朝的请求取消选送儒士、卜筮、诸色人等规定，但却提出陈朝必须为蒙古履行六项事务：国君亲自入朝、国君子弟入贡、交出编户齐民数目、协助军役、缴纳赋税、继续设达鲁花赤以作管治。但陈朝不愿履行，从而引起蒙古朝廷的不满。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这是日后蒙古再度出兵征越的主因。 1278年（宝符六年）陈圣宗传位给陈仁宗后，元廷向陈朝施加压力，双方关系渐渐紧张。元廷遣使到陈朝，要求陈仁宗亲自入朝，但仁宗自称“生长深宫，不谙风土”而婉拒 。1282年（绍宝四年），元朝再次派使到越，要求仁宗入朝，仁宗只派皇叔陈遗爱代表自己入朝。忽必烈便立陈遗爱国安南国王，并派一千军队护送回国。元军进入越南国境后，遭陈朝军队截击，陈遗爱被陈军所擒，负责护送陈遗爱的元朝官员柴椿也被击伤而回。忽必烈对此大怒，乃命皇子镇南王脱欢（又作脱懽、脱驩）为统帅，与唆都、乌马儿等率军，向陈朝提出借道攻占城国，以入侵大越 ，从而爆发第二次蒙越战争。

1284年（绍宝六年）农历十二月，脱欢率军征越，陈朝政府令宗室将领兴道王陈国峻统率全国军队对抗。在战事之初，元军占较大优势，接连攻破可离隘（又作可利隘）、禄州隘（属谅山）、支棱关等地。陈国峻退守万劫（在今海阳省），为警惕越军全力作战发表了《檄将士文》，提到假如越南被元朝征服，将会剥夺本地民众的土地财产、妻子儿女、先祖坟墓等一切，乃至破坏越人原有的生活秩序。 此时元军步步进迫，镇南王脱欢攻陷国都昇龙，元将唆都由海道进入乂安，与脱欢会合，陈朝朝廷撤退至清化，宗室陈益稷等人投降元军。战事持续到1285年（绍宝七年，九月改元重兴）年中，越将陈日燏与宋人赵忠的部队，在咸子关（在兴安省）击败元将唆都，战情开始逆转。元军有感越军的顽强，加以自身实力日渐虚耗，死伤众多，蒙古骑兵又未能全面发挥战斗力，便弃守昇龙。 陈朝军队乘机收复昇龙，并在各地进袭元军。在西结之役，越军杀死元将唆都。脱欢则在万劫之役中被陈国峻的军队打败。最终，因时值炎热酷暑，元军难以适应，脱欢领兵撤回。

元朝于1287年（重兴三年）第三度攻越。忽必烈册封降元的陈益稷为“安南国王”，于1287年发江淮、江西、湖广、云南等地的蒙古军、汉军、广西峒兵、海南黎兵，由镇南王脱欢统率南下。 越南学者陈重金（即陈仲金）指出忽必烈又一次对越南用兵，目的是要为之前的战败复仇。 陈朝得悉元军即将来攻，亦部署境内的防御工作。该年年底，元军攻破普赖山、至灵山等地，准备直下红河，越军主将陈国峻安排上皇、仁宗撤出昇龙。在农历十二月的云屯之役（云屯位于在广宁省锦普），越方海军将领陈庆馀击破元将张文虎的运粮船，使元军粮食补给困难。脱欢看到“地热水湿，粮匮兵疲” ，便决意撤退回国。1288年（重兴四年）三月，脱欢命水军先回，但经过内傍关、白藤江等地时被越军击破，脱欢大军行至内傍关时又遭越军截击，双方激战，最后元军奋力撤出越南。战后，陈朝遗使到元朝通好，要求按照前例朝贡，忽必烈亦允许和好。 1293年（重兴九年，三月改元兴隆），元朝要求越南君主入朝，但被拒，忽必烈又再计划出兵越南，设置“湖广安南行省”，集合兵马、军粮，准备水陆并进南征 ，然而在1294年（兴隆二年），忽必烈死，新继位的元成宗下令罢征，两国遂不再开战。

陈朝中期，偶尔有越南民众侵扰元朝边境的事件。1313年（兴隆二十一年）正月，有“交趾军约三万余众、马军二千余骑”入侵镇安州云洞、禄洞、知洞、归顺州等地，同年四月又有“交趾世子”领兵入侵广西养利州，焚烧官舍民居，杀害二千余人，元仁宗派员到陈朝交涉，陈朝政府反驳这只是边境盗贼所为，元廷加以警告，陈朝不予理会。1320年（大庆七年）十一月，有“交趾蛮侬志德”入寇元朝边境上的脱零那乞等六洞，元廷命守将击退。1326年（开泰三年）正月，有“安南国阮叩”入寇元朝思明路，元廷命湖广行省调兵防备。1330年（开祐二年），有“广源贼弗道闭”入寇元朝龙州罗回洞，龙州政府向陈朝交涉，陈朝不承认责任，认为事件只属“边吏生衅”，元朝湖广行省只好加强龙州边防。 但大体而言，从蒙越战争结束到1368年（大治十一年）元朝覆亡，两国政府尚能保持友好关系，陈朝多次遣使向元入贡通好。郭振铎、张笑海归纳当时情况：“从1257年蒙古遣使如陈，与安南陈朝开始结交至1368年元朝亡国的一百一十一年中，元、陈兴兵见戈的仅是1257年和1284年至1287年中的五年，双方和平友好交往，则长达一百零六年之久。”

在商贸活动方面，因蒙元对越的侵略行为，使陈朝的对华贸易政策有所顾忌。据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舶人不贩其地。惟偷贩之舟，止于断山上下，不得至其官场，恐中国人窥见其国之虚实也。” 不过两国间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交流，正如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易，是安南本国各阶层的共同要求，尽管陈朝百般阻难，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不断，特别是在元代后期，更频繁往来。”越南民众以沙金、白银、象牙、肉桂、槟榔等与中国人贸易诸色绫罗、匹帛、青布、铜钱等。在越北的云屯地区（在广宁省锦普），因当地民众与元朝商人往来渐多，故亦“服用习北俗”，即仿照元人的生活风俗。 元朝的歌舞艺术、杂剧、表演艺术、佛教流派等，在元代亦有传入越南。 越元两国在交往和交战中，使历法、医学等方面知识从中国输入越南。1334年（开祐六年），元朝派吏部尚书贴住、礼部郎中智熙善出使陈朝，将《授时历》（郭守敬编）赐给陈廷，对于越南农业和人民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此外，蒙元攻越时，元军军医邹孙随军到越行医，战后邹孙仍留在越南，为陈朝官兵、百姓看病，被越南民众誉为“神医”，其子邹庚更于陈裕宗时成为太医使，以针灸技术闻名，在越南作出贡献。而越南出产的苏合油、沉香、檀木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青花瓷及其制造技术也得到越南人士垂青，自陈朝开始，便多次派人到景德镇学习生产。 双方的宗藩关系还带动了陈朝的金融发展。1284年（绍宝六年），忽必烈向陈朝使臣赠送大量的钱、帛。1286年（重兴二年），忽必烈向陈朝使臣赐钞百锭。从1257年（元丰七年）蒙古遣使到陈朝，到1368年（大治十一年）的百余年间，蒙元与陈朝除了数年的军事冲突外，大部分时间均和平相处和互往通商。元朝流入越南的货币主要为纸币，当中以“中统钞”较多，越南人士还将之与本土铜钱釐定兑换价格，民用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钞一两，官用则以七十为率。 到陈朝末年，黎季犛（即胡季犛）改用纸币，亦与元朝纸钞有关。

与明朝关系

14世纪中期，元朝境内群雄并起。据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所载，元末群雄之一的陈友谅，于1354年（绍丰十四年）二月，自称是“陈益稷子”，向越南陈朝遣使要求和亲。 1359年（大治二年）正月，朱元璋（即明太祖）亦遣使到陈朝通好，陈朝鉴于朱元璋与陈友谅相互敌对，便派黎敬夫到中国视察局势。到次年（1360年，大治三年），越南北边守将报称陈友谅与朱元璋开战，在龙州凭祥地区亦有交锋，越方边境收容了三百余人。 到1361年（大治四年）二月，陈友谅形势不利，遣使到越求援，但陈朝加以拒绝。

1368年（大治十一年），陈氏朝廷得悉明太祖朱元璋平定两广，就打算遣使通好，但因云南地区有元朝宗室梁王相邻，故未遣使。 同年朱元璋颠覆元朝中央朝廷，建立明朝。明太祖相当重视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就在开国之际，便派使到越，宣布自己已推翻元朝，希望能与越南等邻近国家“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 陈裕宗（即陈日煃）旋即作出回应，于次年（1369年，六月改元大定）派使入明朝贡方物，明廷封裕宗为安南国王，并赐以《大统历》及各种物品作为回礼，陈朝遂成为明朝的朝贡国。

在艺宗陈暊（即陈叔明，后来成为上皇）当政时期，明朝对陈暊颇采不信任的态度。在1370年（大定二年，十一月改元绍庆）四月，越南君主杨日礼（即陈日熞）遣使入明朝贡，明廷亦封之为安南国王。 在该年年底杨日礼被废，艺宗即皇帝位后，仍用“陈日熞”的名义遣使入明，直至1372年（绍庆三年），才改用“陈叔明”的名义遣使赴明入贡，明廷质疑艺宗逼死杨日礼，因而“却其贡不受”，不信任其国君地位。 到1373年 ，明廷了解到艺宗（时为上皇）在杨日礼被废事件中“逊避于外，为国人所立”，才让艺宗“且以前王印视事”。 1381年（昌符五年），明朝思明府与陈朝政府又互相指控，思明府向明廷报告“安南脱、峒二县攻其永平等寨”，陈朝亦向明廷宣称是思明府“攻其脱峒、陆峙诸处”，明太祖不信陈朝的说法，责备陈废帝（即陈炜）“作奸肆侮，生隙构患，欺诳中国”。 1394年（光泰七年）上皇艺宗死后，陈朝于1396年（光泰九年）遣使入明告知死讯，明太祖始终认为艺宗“怀奸挟诈，残灭其王（指杨日礼）”，不愿遣使吊问。

明太祖在位期间，适值陈朝与占城国王制蓬峩之间常有交战，明太祖亦十分关注战情发展，提出越占两国应停止战事。如1379年（昌符三年），明朝遣使到越南，向陈朝政府劝谕：“安南与占城忿争，构兵将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怨未消，将如之何？尔如听朕命，息兵养民，天鉴在上，后必有无穷之福。若否朕命而必为之，又恐如春秋之国自取灭亡也！” 然而越占之间仍常有争战。

 明太祖所编的《皇明祖训》，当中将安南国列入“不征之国”

明廷虽曾对陈朝政府采不信任态度，但越明双方仍处和好状态。明太祖编定的《皇明祖训》，就将安南国列入“不征之国”，让她作为三年一贡的朝贡国，并告戒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两国又透过宗藩体制进行物质交流，如1386年（昌符十年），明廷因听闻越南地区花木品种优良，遣使到越求取槟榔、荔枝、波罗密、龙眼等植物，陈朝亦派员运送，只因植物不耐寒而途中枯死，未能运至明廷。

与占城国关系

占城国（即占婆国）位于现时越南中南部，陈朝为其北邻。陈朝前期，占城处于第十二王朝时期，该国一度被真腊国（时为吴哥时期，今柬埔寨）所吞并（1203年─1220年），由占城国王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二世复国。 陈朝立国之初，越占双方便建立外交关系，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太宗即位时对占城“怀之以德，遣使往谕” 。，占城亦于陈太宗在位年间的1228年（建中四年） 及1242年（天应政平十一年） 遣使到越入贡。但与此同时，占王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二世因见越南自李朝末年国力衰弱，常派轻舟侵扰越方沿海，又要求陈朝交还以往李朝所夺的占城旧地。陈太宗大为不悦，乃于1252年（元丰二年）亲征占城，俘获占王之妻及臣民而回 。

陈太宗亲征占城后，到陈朝中期，越占两国关系出现和好局面。《大越史记全书》载，占城政府于1262年、1265年、1266年、1267年、1269年、1270年、1279年、1282年、1293年、1301年、1305年、1307年及1346年，遣使到陈朝致送礼品。 在蒙元崛起后，占城亦受其入侵，忽必烈于1283年（绍宝五年）要求越南陈朝协助元军攻占城，但被陈朝拒绝，并引起第二次蒙越战争。 1301年（兴隆九年）三月，上皇陈仁宗出访占城。 1306年（兴隆十四年）六月，陈朝以上皇仁宗之女玄珍公主嫁与占城国王阇耶僧伽跋摩三世（又作阿朵纪特、补的、补底、制旻），占国政府则以乌州、里州（后改名顺州、化州）割让给陈朝。 到1307年，占王去世，按照占城国习俗，国王去世后王后须入火坛殉葬，陈英宗担心其妹玄珍公主因此丧命，便派陈克终等到占城，迎回玄珍及占城世子制多耶。

此后，越占双方关系转坏。1311年（兴隆十九年）十二月，陈英宗以占城国王阇耶僧伽跋摩四世（又作制至、制鸷）对越态度“反侧”，便亲自统军入侵占城，兵分三路，从海路、山路、平原深入占境。越军进至俱占寨时，招降当地寨主，并令寨主协助劝谕占王投降。占王偕同家人向英宗投降，但仍有占城军众不愿屈服，以象兵对抗越军，但最终越军得胜，掳占城国王而回，并立占王之弟制陀阿婆粘（即制能）为“亚侯”，成为新国主，阇耶僧伽跋摩四世则于1313年（兴隆二十一年）在陈朝境内去世。 此时的占城国已处于下风，正如法国学者乔治·马司培罗指出，“事实上无异越国（指陈朝）一省”。 1313年年底，暹罗国入侵占城，陈朝派军协助占人击退暹军。 制能对陈朝政府仍有不服，双方于1318年（大庆五年）发生战事，占军陈朝将领李必见 ，但后来范五老率军击破占军，制能不敌，出国逃至爪哇。占城第十二王朝亦告终结。陈朝击破制能后，转而支持占国贵族制阿难为新王，称之为“效诚亚王”，占城遂展开第十三王朝。

制阿难登基后，为了制衡越南势力，便与元朝结好，元廷乃于1324年（开泰元年）遣使到越，呼吁陈朝“勿侵占城地”。1326年（开泰三年），陈朝出兵占城，但被占军所败。占城政府从此断绝派便到陈朝入贡通好。 到1346年（绍丰六年），陈朝遣使到占城，谴责占城政府多年来“朝贡缺礼”，即没有做到朝贡通好的责任。占城国王茶和布底便于同年遣使到越入贡，然而“礼物甚薄”。 1352年（绍丰十二年），占城前任国王制阿难的儿子制某，因被茶和布底夺位而投奔越南，要求陈朝政府出征占城，助其复位。1353年（绍丰十三年）六月，陈朝大举出兵攻打占城，但无功而回。同年九月，占城出军反攻越南化州，被陈朝军队击败，然而越方亦在战事中“颇失利”。

陈朝在第三阶段时期，治国水准渐趋没落，国防变得虚弱，给与占城国可乘之机。据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分析，当时越南“承平日久，边城无备”，陈氏朝廷的气氛处于“人情安肆，法度废弛”的状态 。而占城国在制蓬峩（又作制蓬峨、制蓬莪、阿答阿者、阿荅阿者）治下则与陈朝形成强烈对比，“蓬莪、罗皑（占城重要将领），生聚教训，渐革旧俗，勇悍耐苦，故常入寇，为我国患。” 在1360年代，占城开始多次进攻陈朝边境的化州、临平等地。陈朝曾于1368年（大治十一年），陈朝以占城数次入侵为由，出兵占城，但大败而回。 1370年代以后，占城与陈朝之间的战事日益激烈。陈朝皇帝杨日礼被废后，其母逃到占城，要求出兵相助，占城乃于1371年（绍庆二年）闰三月进攻陈朝，占军攻入国都昇龙，抢掠女子玉帛等物品后，才撤出昇龙而回。 陈睿宗在位时，锐意南征占城，以报仇雪恨。1376年（隆庆四年）五月，占城入寇化州，睿宗便决意亲征，调动军队十二万准备出发。占王制蓬峩闻讯后献金十盘给陈朝朝廷，要求和解，但交到化州时被当地守将杜子平吞没。睿宗与黎季犛等多名将领统率大军，于1377年（隆庆五年，五月改元昌符）正月南下占城，至尸耐港（今归仁市）时，睿宗误听占人所说制蓬峩已逃离国都阇盘城（即佛逝城），以为该城防守空虚，下令越军以一字型直排，鱼贯而入，却被制蓬峩设下的伏兵击溃，陈睿宗及多名将领阵亡，越将御沟王陈勗投降，黎季犛弃军而逃。制蓬峩随即发动反攻，占军经神符海门（在宁平省），第二度攻入越都昇龙，大掠而去。上皇陈艺宗于仓惶之际立睿宗之子陈晛为帝，是为陈废帝。1378年（昌符二年），制蓬峨命陈勗管治乂安，又领军入侵越境，第三度进入昇龙，掳掠而回。 1380年（昌符四年）制蓬峩再次出兵，企图攻入昇龙，但到虞江时被黎季犛的水军部队所击退。越占双方战况至此，据马司培罗的分析，占方“事实上犹保有顺化、新平、乂安、清华（清化）诸地”，而陈朝则“国势愈弱”，须于1381年（昌符五年）增加赋税，又征召“天下僧”及“山林无度僧”等为兵。 其后双方互有攻守，1382年（昌符六年），占军在龙岱山（在清化东山县境）被越军击败，越军乘胜派水军追击，但至次年（1383年，昌符七年），因遇风暴而回。同年六月，占王制蓬峩、首将罗皑从陆路进入广威镇（在昇龙以北），陈朝政府大震，上皇艺宗惶恐出奔，只令兵将留守昇龙，占军不久亦撤退回国。

陈朝与占城连年交战，严重破坏地区上的安宁，中国明朝作为越占两国的宗主国，有感于此，明太祖从洪武（1368年至1398年）初年起便派使到两国，提出罢兵停战的要求。 但越占两国没有因明廷的劝言而停战。

1389年（光泰二年），陈朝内部出现动荡局面，上皇艺宗听从权臣黎季犛建议，罢黜废帝，立上皇儿子陈颙为帝，是为陈顺宗，清华、虞江等地都发生叛乱，黎季犛忙于率兵讨伐。 制蓬峩亦领兵攻打陈朝，在古无（在清化）以水淹战术击破越军，并进军至黄江。陈朝上皇艺宗命将领陈渴真率军抵御。1390年（光泰三年）正月，制蓬峩坐战船到海潮江（在太平省与兴安省）时，因有下属投奔陈渴真，泄露占王船只地点，陈渴真便即下令用火炮攻击占王战船，杀死制蓬峩，割取头颅而回，占将罗皑取回尸身后将之火化，率余兵且战且退而回，占城第十三王朝亦告终。

罗皑回国后随即夺取王位（为第十四王朝首位君主），制蓬峩儿子制麻奴㐌难、制山拏两人投奔越南陈朝。 越占交战连年，令越南人士渴求和平，如司徒陈元旦曾忠告上皇艺宗：“愿陛下敬明国如父，爱占城如子，则国家无事，臣虽死且不朽。” 然而两国边境仍处混乱状态，陈朝政府一时亦难以收复失地，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载：“是时，乂安人怀贰，新平、顺化多叛从占，故土哩之人四散游击，莫之能御，朝廷虽以黎可铸为两路安抚使，但在京遥镇，未尝到郡，惟土豪潘猛、范矜率众归顺。” 1391年（光泰四年）二月，黎季犛到化州，阅定军伍，修造城池，以恢复当地的统治秩序。三月，黎季犛命将军黄奉世伺察占城国境，但遭占城伏兵击溃。

陈朝对占战事连年，全国大乱，盗贼横行，因而吸收教训，设法改善国土安全及国防。1392年（光泰五年）十月，陈朝政府在各地的要冲地区，设置江关、巡守等机构，以监捕盗寇。后世史官潘孚先说这个政策是“陈自裕宗荒纵之后，加以占城侵扰，寇贼繁多，白日掠人，法不能禁，季犛执政，始设法巡捕，少抑之矣”。

与哀牢、牛吼关系

哀牢、牛吼位于越南陈朝的西部。据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它们在10世纪至11世纪期间，原是一些独立的泰族部落联盟。 到陈朝时期，对它们作出多次征战。陈仁宗在经历蒙越战争后不久，于1290年（重兴六年）农历二月，计划亲征哀牢，一众廷臣以蒙元入侵后国家元气大伤为由，想劝阻仁宗，但仁宗独排众议，认为蒙古人虽已撤走，但其他外族会以为陈朝军队折损严重，因而入侵越南。众臣听后便一致支持仁宗出征。 1294年（兴隆二年）八月，时任上皇的仁宗再次亲征哀牢，该次战事中，哀牢人奋力抵抗，越军前锋忠诚王被哀牢围攻，越将范五老率军赶到解围，大破哀牢，陈朝得胜后大肆抢掠，“生擒人畜，不可胜数”。

哀牢受到陈朝入侵后，亦试图作出反击，双方互有攻守。1297年（兴隆五年），哀牢攻取撞龙江，越将范五老击破哀牢人，重夺该地。 1298年（兴隆六年）十月，陈朝派军伐哀牢，越将张显（原为元朝降将）战死。 1301年（兴隆九年）哀牢攻沱江，陈朝派范五老率兵抵御，双方在芒枚交战，越军得胜，擒获甚众。

1329年（开泰六年，二月改元开祐）冬，因牛吼人攻沱江，时任上皇的陈明宗决定亲征。廷臣陈克终反对出兵沱江，原因是沱江为“瘴地”，地理环境恶劣，行军困难，不如转而进攻南方的占城。上皇明宗认为沱江战情危急，“当急救之”，于是落实攻打牛吼。在该战事中，牛吼所属的占昭寨向越军投降，明宗亦与之共定降约，但越将昭义侯为了邀功，竟擅自攻占昭寨，却被占昭寨击败。幸好上皇明宗的大军“号令严明，威声远震”，使敌军“闻之奔溃”。 到1337年（开祐九年），陈朝派兵攻打牛吼，越将兴孝王攻入郑旗寨，酋长车焚被斩，牛吼遂被讨平。

1334年（开祐六年），上皇明宗亲征哀牢。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上皇命清化发运使阮忠彦先运军粮前进，上皇抵达黔州（在乂安省）时，军势浩大，哀牢人不愿交锋而退，双方没有交战而作罢。 次年（1335年，开祐七年）九月，上皇明宗患有眼疾，但仍决意再次亲征哀牢，原因是“去年亲征不果，今年又以疾缓师，天下将谓予怯”。《大越史记全书》提到，上皇命段汝谐为督将，率兵先行。适逢哀牢攻取南戎（乂安属邑），汝谐认为哀牢军队身处南戎，“其众单弱，击之必克”，便带兵沿屑逻江（又作屑逻大江，在南戎）而下。汝谐经过真腊等国时，呼吁各国派子弟入朝，耀武扬威。但越军与哀牢人交战时，遇上浓雾，而哀牢人“先伏象马夹攻”，于是越军大败，段汝谐与不少士兵堕水溺死。 1336年（开祐八年）二月，上皇明宗从哀牢返回国都昇龙。 在这两年的征哀牢行动期间，上皇明宗命阮忠彦刻写碑文以纪念这次出征（刻写时间据《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记载是1334年，碑文本身说是在1335年 ）。该文刻于乂安省，被称为《摩崖纪功文》，所载战况与《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迥异，内容是陈朝军队声势浩大，令占城国世子、真腊国、暹罗国都进贡方物，哀牢酋长俸作出反抗，上皇便率诸将及蛮夷之兵“入于其国”，到哀牢人望风而奔后才班师回朝。

由这段碑文的内容值得怀疑，越南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可以设想系碑文撰写者对此事表示郑重罢了，未必符合历史事实”。

1346年（绍丰六年）五月，陈朝与哀牢再爆发战事，因哀牢攻陈朝冦边，陈朝命保威王陈瓛领兵击破，俘获人畜甚众。

与暹罗国关系

 暹罗（泰国）素可泰时期的蛴蝤银

暹罗（又称暹啰国、暹国，即泰国）位于印支半岛，与越南陈朝邻近。两国曾于1313年（兴隆二十一年）爆发军事冲突，该年暹罗出兵入侵占城国，而占城为陈朝南邻，陈朝命杜天觑在乂安、临平调兵援助占城，击退暹军。

暹罗人曾向陈朝致送礼品以示友好。在1334年至1336年（开祐六年至八年）期间，陈朝出兵哀牢，在有关该战事的碑铭记载中，提到暹国等国家“各奉方物，争先迎见”。 在贸易方面，越暹两国亦有所发展，据越南货币学者指出，陈朝时期暹罗处于素可泰王朝（1238年─1351年）及阿瑜陀耶王朝（1351年─1767年）初期。素可泰王朝的贸易属开放型，十分活跃，其使用的货币“蛴蝤银”（又称蛴蝤币），因越暹双方的贸易往来而流入越南。阿瑜陀耶王朝时，仍有越南商人到暹罗经商。 两国贸易的地点主要在越南的云屯（在广宁省锦普），据越南史籍记载，1360年（大治三年），暹罗等国商船到云屯，贩卖货品及致送各类异物。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越南陈朝除与中国、占城、哀牢、暹罗等国有密切交往外，仍有不少国家的人士与陈朝政府通好。例如在陈仁宗皇帝在位时，有册马锡国遣使到陈朝致送礼品，朝中几乎无人通晓其语言，只有宗室陈日燏能与之对答。 1305年（兴隆十三年）三月，罗回国使节向陈朝致送辇罗布等物品。 1334年至1336年（开祐六年至八年），陈朝出兵哀牢，军队在途中耀武扬威，并招俫真腊（今柬埔寨）等国人士遣使访问陈朝。 1349年（绍丰九年）五月，大哇国（又作瓜哇国，学者陈荆和认为“瓜”是“爪”的误字）遣使到陈朝致送“能言赤鹦鹉”等礼品。

在李朝时期开辟成商埠的云屯（在广宁省锦普） ，到陈朝时，政府仍重视其贸易发展。1348年（绍丰八年）十月，阇蒲国商人乘船到云屯购买蠙，但因有当地民众掺入素质较低的汆珠售卖，事后陈朝政府加以调查，将参与者判罪惩办。 1349年（绍丰九年），陈朝在云屯设立镇官、路官、察海使等官员，又成立“平海军”以镇守该地。 1360年（大治三年）十月，路鹤、茶哇等国商船到云屯，作商业贩卖及致送异物。

防备倭人

14世纪时，倭寇侵扰中国沿海，陈朝政府亦有作防备。据胡朝逃至明朝的陈朝遗臣裴怕耆的自述，他曾于“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建新二年），领兵“出东海御倭”。

陈朝的历史意义

陈朝在越南的历史发展里，被视为有相当的重要性。越南近现代学者陈重金（即陈仲金）评论认为：“陈氏为我南国之帝，计自陈太宗至陈少帝，历12帝，凡175年，国内功业颇多建树，政治、律令皆重加整饬，教育科试则更加发展。又抵抗元朝保住了社稷江山，取占城之地，开拓了疆域，实是有功于南国。”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陈朝治下的越南封建社会发展，有数个特点：一是陈氏朝廷从政治上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二是透过中国式的科举制度完善了中央及地方官制，并得以控制文人；三是陈朝时国有土地渐少，私人土地庞大，并迅速发展；四是陈朝成功击退蒙元入侵，乃越南史上的重大事件。

历代君主

陈朝世谱

注释

^1.01.1 李昭皇让位给陈煚的日期，有数种不同的说法。《越史略》记载在乙酉年（建嘉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西历1225年12月31日）。《大越史记全书·李纪·昭皇》记载在乙酉年（天彰有道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西历1226年1月10日），而同书《陈纪·太宗皇帝》，则记载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历1226年1月11日），而两处都加上“戊寅”。见《越史略》卷下，收录于《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619页；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昭皇》及《陈纪·太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316页及321页。中西历转换见台湾研究院计算中心——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 《越史略》载：“尚、文雷（即段尚、段文雷）乃谮嗣庆于王曰：‘嗣庆将发兵赴京师，欲图改立。’王怒。”

^ 《大越史记全书》载：“陈嗣庆以惠后为太后所苦之故兴兵犯阙。”

^ 《大越史记全书》载：“（陈守度）于是自率家属亲戚入禁中，守度闭城门及诸宫门，令人守之，百官进朝，不得入。守度遍告曰：‘陛下（指李昭皇）已有尚矣（意即李昭皇已出嫁）。’”

^ 《越史略》载：“王（即上皇李惠宗）以女主而幼为忧，召冯佐周谋曰：‘太尉仲子某（指陈承子陈煚）年虽冲幼，相貌非常，必能济世安民，欲以为子而主神器。’”

^ 《大越史记全书》载宣盟誓条的详情：“宣盟誓条，循李朝故事，始定行之。其仪每年四月四日，宰相百官，鸡鸣时诣城门外，昧爽进朝。帝御大明殿右廊门，百官戎服，再拜而退，各具队仗驺从，出城西门，至铜鼓山神祠，会盟歃血，中书检正，宣誓书云：‘为臣尽忠，居官清白，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宣讫，宰相点闸（原注：音鸭，闭门也）。百官缺者，罚銭五镪。是日，四方士女道傍观听如堵，以为盛事。”

^ 据译者杨民岩所说，陶维英在《越南历代疆域》里把西平镇写成“新平镇”。（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锺民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59页。

^ 《安南志略》载：“法，谋反者戮亲族。杀人者偿命。捕奸者得自专杀。近代，始令奸夫以钱三百贯赎死罪，断归其夫为婢，许自典卖。杀有官者，验高卑，偿钱赎罪仍杖，皆八十；重者杖六十，杀，与奸同例。詈有官者，量轻重，令犯人出钱并牛酒为谢，杖如之前。同类鬬伤，罪先殴者。伪造非法者，以罪名黥其面，杖而远徙。强盗者斩。窃盗者，初盗者杖八十，黥‘犯盗’二字，元盗之物一偿九分。不能偿者，没其妻孥。再犯者刖其手足。三犯者杀之。诬告者，反罪。”

^ 《大越史记全书》载：“时蒐简诸军，以肥晳者（原注：晢，白）为上，故军士不复文刺，自此始。”

^ 《粤甸幽灵集录·序》称：“我皇粤（指大越国）宇内诸神，古来多矣。能彰厥绩，阴相生灵者有几哉？然从来品类不等；或山川精粹，或人物杰灵，腾气势于当时，总英灵于来世。若不纪实，朱紫难明，因随浅见罕闻，编集成书”。

^ 《安南志略》载记载当时越南风俗：“（正月）三日，王坐大兴阁上，看宗子内侍官抛接绣团球，接而不落者为胜。团球以锦制之，如小儿拳，缀采帛带二十条。……（二月）王观众鬬于观庭，观勇夫与儿孺搏，胜者赏之。公侯马上击球，吏士……蹴踘、角鬬……。”

^12.012.112.212.312.412.5 录囚一词的意思，据《辞海》“录囚”条引《汉书注》解释：“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香港中华书局，1383页）

^ 本表主要分成地质（包括地震）、气候（包括大风、旱情、大雨等）、水文（包括大水、河流环境）、虫害（包括蝗灾）、疫病（包括人类及牲畜的疫情）、食粮供应（包括农产收成及饥荒）等类别。天文方面，若如日蚀、月蚀等现象概不列出。

^ 《大越史记全书》载：“我家臣主就缚，甚可痛哉！不惟余之采邑被削，而汝等之俸禄亦为他人之所有；不惟余之家小被驱，而汝等之妻孥亦为他人之所虏；不惟余之祖宗社稷为他人之所践侵，而尔等之父母坟墓亦为他人之所发掘；不惟余之今生受辱，虽百世之下，臭名难洗，恶谥长存，而尔等之家声亦不免名为败将矣。当此之时，汝等虽欲沎其娱乐得乎？”

^ 《元史》载:“官军聚诸将议:‘交人拒敌官军，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官军困乏，死伤亦众，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遂弃其京城。”

^ 《大越史记全书》载：“其俗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故服用习北俗。”

^ 《岛夷志略》载：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钞）壹两。官用止七十为率。

^ 如《明史·外国列传二·安南》载：“时安南、占城构兵，帝命翰林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谕令罢兵，两国皆奉诏”；“时安南怙强，欲灭占城，反致丧败。帝遣官谕前王叔明（即上皇陈艺宗）毋构衅贻祸。”《明史·外国列传五·占城》载：“（洪武四年，1371年）帝命礼部谕之（指占城政府）曰：‘占城、安南并事朝廷，同奉正朔，乃擅自构兵，毒害生灵，既失事君之礼，又乖交邻之道。已咨安南国王，令即日罢兵。本国（指占城）亦宜讲信修睦，各保疆土’”；“十二年（1379年），贡使至都（南京），……遣官赐王《大统历》及衣币，令与安南修好罢兵”；“十三年（1380年）遣使贺万寿节。帝闻其与安南水战不利，赐敕谕曰：‘曩者安南兵出，败于占城。占城乘胜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则福可长享；如必驱兵苦战，胜负不可知，而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不亦晚乎。’”

^ 《大越史记全书》载：帝亲征哀牢。朝臣谏曰：“胡虏初退，疮痍未定，岂可兴兵？”帝曰：“祇可以此时出兵耳。夫虏退后，三境必谓我士马物故，势不能振，将有内侮，故大举以。”群臣咸曰：“岂不知民劳为可虑，所可虑者，有大于此，圣人远图，非臣等所及也。”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称：“此文与旧史所载，其年不同，并录以备考。”

^ 据杨氏絁、耿慧玲等编的《越南汉喃铭文汇编·第二集陈朝》指出，该摩崖高215公分，宽145公分，14行，行12字，总字数154字，楷书右行。《摩崖纪功文》的原文如下：

参见

越南历史、越南君主列表、越南年号列表

李朝 (越南)、胡朝

蒙越战争、元朝、明朝

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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