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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

2020-10-16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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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据《吕李姓源碑》载,其先祖是元末菜农,因向明军报信而立功,得到朱元璋奖赏,并诏其回乡安居,然而朱元璋在手诏中误将“吕”姓写作“李”。至吕坤时,方上奏将“李”姓改回“吕”姓。嘉靖四十年(1561年),吕坤中河南乡试第三,万历二年(1574年)殿试中三甲第50名,同赐进士出身,出任山西省襄垣知县,1576年-1577年任大同知县。1578年-1588年任山东右参政,1589年-1592年任山西按察使、巡抚、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巡抚。吕坤在山西按察使时,辑录历史上的贤媛淑女事迹,撰成《闺范图说》,由宦官陈矩带入宫内,受到明神宗赞赏。1593年-1594年任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1595年-1597年任刑部左、右侍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上《忧危疏》劝明神宗励精图治:“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今国家之财用耗竭可知矣。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

生平

据《吕李姓源碑》载,其先祖是元末菜农,因向明军报信而立功,得到朱元璋奖赏,并诏其回乡安居,然而朱元璋在手诏中误将“吕”姓写作“李”。至吕坤时,方上奏将“李”姓改回“吕”姓。

嘉靖四十年(1561年),吕坤中河南乡试第三,万历二年(1574年)殿试中三甲第50名,同赐进士出身,出任山西省襄垣知县,1576年-1577年任大同知县。1578年-1588年任山东右参政,1589年-1592年任山西按察使、巡抚、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巡抚。

吕坤在山西按察使时,辑录历史上的贤媛淑女事迹,撰成《闺范图说》,由宦官陈矩带入宫内,受到明神宗赞赏。1593年-1594年任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1595年-1597年任刑部左、右侍郎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上《忧危疏》劝明神宗励精图治:“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今国家之财用耗竭可知矣。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木费,又各几百万矣。”,吕坤还在疏中言采矿一事:“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皇帝不予理会。

当时朝廷出现国本之争,朝臣支持皇长子常洛,但神宗宠信郑贵妃,并打算把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常洵立为太子。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匿名者撰题《忧危竑议》,号称《闺范图说》之跋,广传京师。文中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吕坤通过郑承恩向郑贵妃献书,交结宫禁,包藏祸心。最后御史赵之翰进言,认为武英殿大学士张位为主谋,张位被免职,张的人马礼部侍郎刘楚先、右都御史徐作免官,国子祭酒刘应秋出京,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谪戍典史,是为《第一次妖书案》。

吕坤对官场黑暗深表不满,称病退休。1618年病逝于家,之前将其未刊行的手稿焚烧。死后葬宁陵县东南 。1621年追赠为刑部尚书 。

吕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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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想

吕坤学综百家,对历史、经学、音韵学、医学、哲学等都有独到研究,其哲学思想为唯物主义“气”一元论,他认为“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气”是运动变化的,“气化无一息之停”;变化过程是连续渐变的,“天地万物只有一个渐”。

理学

吕坤是程朱学派的支持者,他在许多文章中主张“正心诚意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相结合,“盖儒者教门,以天下国家为一身,其格致诚正也,欲端一身以为国家天下”。吕坤和朱熹一样,主张修身是根本,“无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业”。“屋漏”,指的就是正心诚意修身。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吕坤主张“道统”说,在《呻吟语》中特意将张载、朱熹列入横亘古今的道统之中:“天下古今一条大路,曰:大中至正,是天造地设的,这个路上,古今不多几人走,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周程张朱。虽走不到尽头,毕竟是这路上人。” 吕坤捍卫道统,极力批判“吾儒之异端”。这个异端就是陆王心学。吕坤是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明代末期学者汪永瑞和清初大儒孙奇逢都认为吕坤是明代程朱理学的中兴功臣,“其学与程先生同,而又过之也”。清末大家梁启超也评价说,吕坤的理学思想虽学宗程朱,但“持论不如二程之迂”,具有浓厚的经世、求实之风,“新吾之洛学,盖新洛学也”。

吕坤另一方面也批判朱熹的理气二分说,厌恶理学家中虚伪、迂腐、浅薄的末流,希望越过理学、佛学、道家、法家以回归先秦的儒学,甚至肯定“我只是我”,以个人体验发挥儒学。他夸大了禅学对理学的影响,以为程颢和王阳明“皆自惮悟入”。批判了理学家把道与器、理与气分割开来和“理在气先”等说法。他提倡独立思考,对于传统圣人之论多有怀疑。理学、佛教、道教都有偏颇之处。

心学

吕坤理学功底深厚,因此对陆王心学批评得尤为尖锐深刻。王阳明学说的核心是“良知说”——即良知是一种先验的伦理本体,是人性善的道德根源,但吕坤批判说只有“先天的理”才是世界的本源;王阳明学说的“杀手锏”是非常著名的“知行合一”。吕坤则认为:“知行只是一个,自道统初开,工夫就是两项。知是一双眼,行事一双脚……知也者,知所行也,行也者,行所知也。知也者,知此也,行也者,行此也。”吕坤对知行的辩证关系,论述得非常精辟,对王阳明的批评,也非常鞭辟入里。吕坤对陆王心学的批判,不仅源于流派的意识形态之争,更由于明代中后期,心学大盛,特别是激进的泰州学派,视三纲五常为“假道学”,从而引发个人意识觉醒,思想开放,礼教大坏。回顾历史,现在流传下来的明代文学,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对这种局面,吕坤痛感道德的缺失,决意维护理学的纯洁性,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明确是非,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归入到一个道德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来,从而捍卫整个道统的纯洁。

气本论

气本论又称气一元论。“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造物无尽藏,物料只如此,一气更聚散,万有为始终。”吕坤在《去伪斋文集》中认为,气,即宇宙的本体“太极”,太极的具体内容,就是阴阳五行的物质。虽然天地万物具有无限多样的丰富形态,但构成万物的“物料”是物质性的元气。在理与气的关系上,吕坤主张气是本,理是气的规律,“宇宙内主张万物底只是一块气,气即是理。理者,气之自然者也”。他反对将理与气分割开来,认为“道器非两物,理气非两科。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气,所以然者理。道与理,视之无迹,扪之无物,必分道器、理气为两项,殊为未精”。在吕坤看来,气是一种万古长存的物质性东西,形的毁灭并不代表气的毁灭,而是气从一种物质形态转换成了另一种物质形态。“气化无一息之停,不属进,就属退。动植之物,其气机亦无一息之停,不属生,就属死。”这种“气化无一息之停”的定律已经很接近现代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了。吕坤的宇宙生成说,坚持用“道本自然”的气化学说来解释天地、人和万物的生成,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物质实体按照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这已经很接近现代科学规律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吕坤哲学体系中,“气本论”处于突出地位不是偶然的。明代中期后,随着程朱理学的衰落,陆王心学兴盛,为了更加有效地重振程朱理学,必须对原有的一些哲学理论进行改良。一些理学家从张载的“气本论”中得到启发,将“元气说”发扬光大,代表人物如王廷相、罗钦顺、吕坤等。这股“气本论”的哲学思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程朱理学者重振理学、对心学进行反击的顺势变革。

为人处世

在为人处世上,吕坤简洁而中肯地指出:“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他极力倡导:“处身不妨于薄,待人不妨于厚;责己不妨于厚,责人不妨于薄。”

吕坤认为,在人际关系中,“诚信”极其重要,主张“实言、实行、实心”待人。如果人们不能诚信待人,而是尔虞我诈,就会产生不良社会风气,社会败落、国家衰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正所谓“人之罪,莫大于欺”。因此,吕坤强调,“人生天地间,要做有益于世底人。纵没这心肠、本事,也休做有损于世底人。”

诗词

吕坤是现实主义诗人,有独特的诗词理论,并创作大量上乘诗词作品。他说:“诗辞要如哭笑,发乎情之不容已”,“诗词文赋都要有个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写真实情感,反映社会现实。吕坤诗词多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如《靳庄行》、《毒草歌》、《围裙词》、《官府来》等诗被清代、近代人评为“明之《三吏》《三别》”,在明代诗坛占一席之地。

著作

主要著作

《呻吟语》

全书共六卷,前三卷为内篇,后三卷为外篇。分为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等十七篇。涉猎广泛,体悟性强。其中反映出了作者对社会、政治、世情的体验,对真理的不懈求索。其中闪烁着哲理的火花和对当时衰落的政治、社会风气的痛恶。表现出其权变、实用、融通诸家的思想。

《实政录》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疑》,已著录。是书皆其历官条约之类。第一卷为明职,第二至第四卷曰民务,第五卷曰乡甲约,皆巡抚山西时所作。第六卷曰狱政,第七卷曰宪约,则为山西按察使时所作。其门生赵文炳巡按湖广时校刊之,总题此名。中宪约前有陈登云重刊一序,题万历癸巳,而文炳序作於万历戊戌,反在其后。盖诸书各有单行之本,文炳特汇而刻之,存其原序也。

​​其他著作

《实政录》

《交泰韵》,音韵学著作

《阴符经注》

《小儿语》

外在链接

《呻吟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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