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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

2020-10-16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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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家世背景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毛文龙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西经营官盐，后因生意需要，举家迁往杭州。父亲毛伟，弃商从儒，纳捐为监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为最”之称。毛伟与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为长子毛文龙、次子毛仲龙、四子毛云龙。毛文龙九岁时，毛伟病故，其母时年二十六岁，携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末科进士，历仕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府尹等职，后毛文龙从军，曾得这位母舅提携、推荐。毛文龙幼时，受母家之影响，亦曾接受儒家正统教育“幼从学，习经生业”，但对四书五经始终不感兴趣，而喜读兵法书“耻学举子业，好孙吴兵法”，故在重文轻武的明末，很难取得像样的功名，也因此一直未娶。直到三十多岁成为军官后，始归家完婚，娶一山西籍士族女子张氏为妻。张氏多年不育，四十多岁时又在辽阳纳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毛文龙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营官盐，后因生意需要，举家迁往杭州。父亲毛伟，弃商从儒，纳捐为监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为最”之称。毛伟与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为长子毛文龙、次子毛仲龙、四子毛云龙。

毛文龙九岁时，毛伟病故，其母时年二十六岁，携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末科进士，历仕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府尹等职，后毛文龙从军，曾得这位母舅提携、推荐。

毛文龙幼时，受母家之影响，亦曾接受儒家正统教育“幼从学，习经生业”，但对四书五经始终不感兴趣，而喜读兵法书“耻学举子业，好孙吴兵法”，故在重文轻武的明末，很难取得像样的功名，也因此一直未娶。直到三十多岁成为军官后，始归家完婚，娶一山西籍士族女子张氏为妻。张氏多年不育，四十多岁时又在辽阳纳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辽阳被后金攻占后，文氏死于战乱，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张氏抚之如己出。

毛文龙虽然家道中落，为人颇豪爽，“家虽贫，有英气”。但祖上还是薄有田产，不仅在杭州有“山田二顷”，在山西老家亦有庄园，母家又为杭州巨室，还不至于为生计发愁，沦落为人算命。关于毛文龙曾为算命先生一说，史料中仅有张岱所著《石匮书后集》中称其“少无赖，有口才，习为‘姑布术’”，可称孤证。但张岱所著《石匮书后集》收录街巷传闻，而毛文龙素与阉党不睦，又因事得罪了魏忠贤，因此多次被阉党成员潘士闻、杨国栋等弹劾，张岱与阉党文人友好，或有误信传言之嫌，而毛文龙去算命看相，其面貌被论为富贵之相，张岱道听途说，把去算命的毛文龙，误会为替人“看相算命”，当在情理之中。

早岁行边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春，毛文龙过继给辽东鞍山的伯父毛得春为嗣子，遂只身北上，先顺道入京拜访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荐于宁远伯李成梁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当时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不断兼并女真各部落，辽东形势日渐紧张，毛文龙对山川形势和敌情都加意考察，同年九月，参加了辽东的武举考试，“列名第六”，被任命为安山百户，不久又升千总，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升叆阳守备。

毛文龙在守备任上呆了十几年，因“不肯妄杀一人，妄报一功”，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甚至动了南归养母的念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派毛文龙于沿边要害地带，逢水草下毒，阻止了后金入侵。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毛文龙又擒斩有功，累功升都司。熊廷弼被姚宗文弹劾去职后，袁应泰接任，把毛文龙调到山海关管后勤，毛文龙因造办火药有功，加游击衔。

镇江大捷

经过

天启元年（1621年）春，后金大举入侵，明军虽经浑河血战，终不能抵挡而战败，沈阳、辽阳先后沦陷，后金军占领了辽东大部，明军退守到以重镇广宁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兵烽所及，毛文龙在鞍山的亲属一百多人被后金军杀害。这时，辽东巡抚王化贞招募勇士，前往后金后方活动，毛文龙集国仇家恨一身，慨然应募，被实授练兵游击。

七月初，毛文龙率197名死士出发，深入敌后，先收复了长山岛、广鹿岛、石城岛、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抵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城下，探知城中后金军主力已出城抄杀百姓，遂暗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之，擒后金外戚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叆阳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牛酒迎劳者，不下数十万余。”，全辽震动，后金大恐。

评价

“镇江大捷”是明与后金战争的首胜，扭转了一溃千里之局面，“自文龙之捷，朝议恢复有机”，消息传到京城，朝野相贺，明廷破格升毛文龙为副总兵。兵部左侍郎王在晋评价说：“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

御史董其昌也上奏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争议

争议一：“镇江大捷”的真假。

镇江之战时，到达城外的明军并非毛文龙部一支，还有登莱巡抚陶郎先所遣王绍勋部，从山东半岛渡海至。战后王绍勋争功不得，遂报告说“镇江大捷”是假的，毛文龙只是大言哄骗陈良策为内应，信以为真的陈良策独自绑缚佟养真父子送至毛文龙船上，毛文龙畏敌如虎，坐享冒功。这一说法历来被攻击毛文龙者所采用，如袁崇焕亲信周文郁所著《边事小记》即采王邵勋之说敷衍成文，陶郎先也根据王绍勋的报告力诋毛文龙。

不过，王绍勋是叛徒和逃将出身，以参劾魏忠贤、客氏而直声震天下的名臣侯震旸据此上书为毛文龙鸣不平：“嗟乎！龙小小一捷，固自称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复之王绍勋，不为救而故为催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并要求朝廷“罢郎先，逮绍勋。”随后，大学士孙承宗、御史陈保泰等交章弹劾陶郎先欺君冒饷诸罪，陶郎先终被查办，明廷将其贪墨军饷补发给毛文龙。

争议二：“镇江大捷”的作用。

毛文龙孤军深入敌后，系辽东巡抚王化贞所遣，而辽东经略熊廷弼与王化贞不和，互相攻击不断。镇江之战后，王化贞绕开经略衙门单独报捷，熊廷弼更加不满，遂上言：“文龙发之太早，致使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把镇江大捷说成是“奇祸”。

熊廷弼对毛文龙的攻击有两点：第一是责怪毛文龙抵抗后金，后金才辽东百姓的（言外之意是不反抗就不会死）；第二是认为毛文龙“发之太早”，误了他的“三方并进之本谋”。熊廷弼虽有才华，但意气用事也朝野共知，对此两点攻击，内阁首辅叶向高驳斥道：“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十，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由文龙故。”指出无论反抗与否，后金对辽东人民的都不会减少；而熊廷弼“三方并进之本谋”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所谓三方并进：即广宁、登莱、山海关三路同时进兵。后来事实证明：广宁很快就沦陷，而熊廷弼重用的门生——登莱巡抚陶郎先，不仅贪污军饷，还收留后金特务佟卜年，登莱一路终属虚着，熊廷弼自己也意识到：“此二方（广宁、登莱）已属画饼。”

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亦肯定叶向高的观点：“镇江之捷，巡抚迳自报闻，不与经略衙门知会，遂生异议。党熊者必欲诎其功，文龙几逮矣。叶公出山，在途有疏，喜文龙之报捷，异论稍息。”，并对熊廷弼、王化贞二人于国难当头之际互相拆台提出批评：“熊毕竟以此衔之，王亦不少逊。嗟乎！国家事大，可以一字而生嫌隙哉？”

开镇东江

“镇江大捷”后，位于毛文龙后方的登莱巡抚陶郎先对朝命阳奉阴违，不发一兵一饷相援；后金却相当重视，先后派皇太极、阿敏等率精兵五千人攻打镇江。毛文龙麾下只有一百多人，孤军难支，不得不携军民退入朝鲜。皇太极等追击过鸭绿江，遣使暗通义州府尹郑遵，郑遵经朝鲜国王李珲的同意，与后金联合。朝鲜、后金大军合围毛文龙部于林畔，毛文龙率部进行了激烈抵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后金未能逞志而退兵。明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但一百九十七名追随毛文龙深入敌后的勇士，如尚学礼、王辅、张盘、尤景和、王承鸾、陈忠、时可达等，很多在恶战后幸存，并成为毛文龙开镇东江的核心力量。满清史书称此战“文龙仅以身免”是与事实不符的。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天启三年二月，加都督同知衔，赐尚方剑。天启四年（1624年），后金首领努尔哈赤遣使东江议和，毛文龙将来人绑送京师，朝廷又升毛文龙为左都督。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数十万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大患。

对于东江镇的作用，王在晋在辽东经略任上曾奏言：“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东林名臣陈良训则将毛文龙称为“海外长城”。

收复辽南

收复金州和旅顺

天启三年（1623年）夏季，在探知努尔哈赤有攻明意图后，毛文龙遣军四出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命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命易承惠从满浦进军，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后金境内狼烟四起，不得不放弃南征企图。

东江镇夏季军事活动的高峰，则是都司张盘对金州、旅顺的收复。六月十六日，张盘奉命从麻洋岛登岸，接受流亡辽民，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这些虎口余生的百姓，以青壮年居多，苦大仇深，纷纷要求参军攻打后金。张盘见民心可用，遂将这些壮丁编成队伍，共计有三十五队。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兵民合编的队伍，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缴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随后，又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方圆百里土地，重归于明朝。

收复复州和永宁

十月初五，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反击，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后金军，后金军只得撤走。

辽南复陷与复得

但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正月间，当时的登莱巡抚武之望不懂军事，上奏要在旅顺和金州之间的南关开凿运河，得到兵部批准。张盘和副手朱国昌因朝命难违，奉命施工，却因情报泄露，遭到后金军围攻而牺牲，后金乘机重新占领了辽南各城。

毛文龙得报后，发觉后金军补给线过长，即派游击林茂春、王承鸾等邀截后方，攻其软肋，迫使后金军立足不稳而撤军。又命都司石城玉往金州、旅顺等城收拢残部，进驻恢复，但登莱巡抚武之望乘后金军与东江军激战之际，抢先派部将张攀进驻旅顺，以争恢复之功。

可到了冬天，武之望害怕后金军乘海水结冰进攻，又将部队撤回，并向朝廷奏称：“冬月虏骑可通，难以支持，且彼时运道不行，无所事防，即退居皇城岛亦无不可者”，毛文龙哭笑不得，只好重新派兵接管旅顺。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讥讽武之望说：“旅顺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难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独不可据乎？据而图复，复而遇冬则退，是攻守相寻无已也。”，指责武之望“谋国非心虚”，同时称赞毛文龙说：“海外情形，毕竟毛文龙勘得透！”

此后，辽南地区一直在东江军的控制之下，到毛文龙死后才重新沦陷。孟森、阎崇年等明清史专家津津乐道的“毛文龙十二大罪”之“开镇八年，不复寸土”是与事实明显不符的。

牛毛大捷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细作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俱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按明朝以首级为实功，实际歼敌数往往远多于斩首数，著名的“宁远之战”明军仅仅“上首俘至二百六十有九”，“宁锦大捷”更是“斩获无几”、“止有丁自雄于马上斩一级”，而毛文龙此二次大捷，数倍过之，尤为难得。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　

登莱巡抚袁可立也上奏说：“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与奴贼大战，斩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真夷四名，请发赏功银两。”明熹宗下旨嘉奖：“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

董骨寨大捷，满浦昌城之捷

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董骨寨大捷斩级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所司勘实上嘉其功降敕奖励赐以金蟒仍发帑金三万两充赏功等费其粮饷令户部议处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刘爱塔之死遣张盘潜师夜起遂复金州今欲据金州以图三卫又报奴欲西犯榆关遣师渡江以伐其谋暗置空营更易旗号于是有满浦昌城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及夷器等物

支援辽西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雄镇，成为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坚固堡垒，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明熹宗曾赞扬毛文龙：“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　

如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毛文龙即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东兵之进而捣沈阳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归者，已先奴一日而发，亦綦神速矣。”明末史学家高汝栻评论说：“宁远之役，奴拥众入犯而终有内顾之虑者，殆文龙牵制之力欤？”

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对此，兵部尚书王在晋指出：“‘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　

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动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　

王在晋对此评价道：“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

丁卯之役

战役背景

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面临着内政外交的双重压力。对内，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等人对其汗位虎视眈眈，尤以阿敏所辖镶蓝旗兵力最多（61牛录），而皇太极自己的正黄旗却只有18牛录；其子豪格统领的镶黄旗只有15牛录。对外，后金对于明朝的军事行动，受制于毛文龙，每次都无法及远。为了打破明清双方的战略均势，遂决定首先派阿敏等率部攻打毛文龙建立的东江镇，为南下进攻明朝本土扫除障碍，同时亦有削弱阿敏等人实力，解除其对汗位威胁之意。

宁远和议

为了避免后金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皇太极在起兵攻打东江的当天，即派使者前往宁远，与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在议和前后，袁崇焕派遣心腹徐敷奏带领数十号大船，前往东江镇，以优厚待遇诱骗生活极为艰苦的东江镇官兵加入关宁军。据袁崇焕自己奏报，以旅顺参将李鑛为首，共有4000多人从东江前往关宁。此举削弱了东江镇的实力，为后金发动“丁卯之役”提供了有利条件。皇太极此举展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明外交手腕。

蒙冤被杀

反间之始

长期以来，毛文龙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鼓舞辽民反抗，“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后金对毛文龙甚为痛恨，出台了专门法律来针对毛文龙奸细，但毛文龙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孙承宗督师辽东期间，也在后金内部安插间谍，并了解到毛文龙所遣间谍的情况，上奏说：“臣近有谍于东，谍回具述文龙有谍为贼所发，而广宁人铁信，其谍主也，近亦逃来言其事。则文龙之胆智，无日不在贼巢之外。”

毛文龙曾投书于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后金的猜忌、杀戮，借敌之手以灭敌。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大将柯汝栋、戴一位。

三拒诱降

后金在天启四年（1624年）招降毛文龙失败后，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因为捕获了一些毛文龙派出的细作，其首领努尔哈赤又借机至书毛文龙招降，毛文龙并未理睬。但努尔哈赤仍未死心，于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第三次至书招降毛文龙，毛文龙将来书奏闻朝廷。

夜袭奴酋

努尔哈赤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间，在死前曾出沈阳，前往狗儿岭附近的汤泉。毛文龙安插在沈阳城里的密探耿仲明，立刻探知这一情况并飞报东江。毛文龙派遣了千总毛永科、石景选率领150人的小分队于八月初十夜袭汤泉，努尔哈赤八月十一日回城并死于途中。在此之前，后金于八月初三抓获五名毛文龙所遣奸细，并供称东江军近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当属为配合袭击汤泉而让后金放松警惕的做法。毛文龙很快于九月初二即奏闻朝廷努尔哈赤的死期，而明廷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的情报则要慢许多且不够准确。

通书始末

皇太极继位后，改变了努尔哈赤过去的做法，重用汉官，善待汉人，后金统治日渐稳固；不久后，崇祯即位为明朝皇帝，励精图治，锐意辽事，但性情过急。毛文龙在此一阶段改变反间策略，以投降归顺后金为饵，诱捕后金重要官员，希望邀宠于崇祯，于是有了与后金的书信往来。

毛文龙曾主动多次将与后金通书的情况奏明朝廷。如《国榷》记载：崇祯元年三月十四日，朝廷接到奏报“总兵官毛文龙奏：建虏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五人至皮岛求款。”，而东莞袁崇焕纪念园的研究人员却声称：“毛文龙在三月份塘报中只提到了马秀才，却有意隐瞒后金使团正使可可的存在”，渲染其是一大矛盾，并以此指责毛文龙有意欺瞒朝廷，通敌卖国，罪该万死，该指责是史实明显不符的。此后又分别于崇祯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初一日、五月初六日、五月十三日四疏奏报与后金的通书，奏明自己“放还来鞑，引诱要人”之计，甚至直接将皇太极来书奏呈御览，以明心迹。

被杀经过

天启以来，明廷对毛颇为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毛文龙灭奴虽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曰：“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然毛文龙部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袁崇焕患之，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去之不难。”。天启四年至七年中，毛文龙多次袭击清军，都遭失败，此后在皮岛驻扎。由于毛文龙部占用明朝部分兵饷，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尚宝卿董茂忠上书弹劾请撤毛文龙。兵部商议时，袁崇焕提议派遣官员至皮岛管理兵饷核查银钱帐用，而遭到毛文龙抵制，因此招致袁崇焕更决意诛杀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一，袁崇焕与毛文龙在皮岛会见，并商议军事。经过连续三日的谈判，毛文龙始终不接受袁崇焕主张的“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等建议，谈判失败。之后袁崇焕劝其归乡，而毛文龙则称自己了解辽东局势，并能解决满洲、顺势攻占朝鲜。此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通宵部署诛杀毛文龙。初五，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至双岛检阅将士比赛射箭，但袁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命人除下其衣冠并捆绑，毛文龙仍称自己无罪有功。袁于是宣布毛的“十二大罪状”，祭出尚方宝剑、斩杀同样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毛文龙有部下为其求情，称毛没功劳也有苦劳，被袁崇焕斥退。

袁崇焕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

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

全无战功，却报首功；

刚愎撒泼，无人臣礼；

侵盗边海钱粮；

自开马市，私通外夷；

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

劫赃无算，躬为盗贼；

好色诲淫；

拘锢难民，草菅民命；

交结近侍；

掩败为功；

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袁崇焕说完十二条罪状后，面向京城方向叩拜请命：“缚文龙，去冠裳”，斩杀毛文龙于帐前，众将痛哭。袁崇焕怕文龙的部下兵变，先祭拜了毛文龙的尸首，又拿出十万两白银，分赠毛文龙下属，并把原毛部分为四份，分由毛承禄、徐敷奏、刘兴祚与陈继盛率领。

综观这十二项大罪，后人认为完全不能当成处死毛文龙之理由。其中有几条是当时守关将士之通病、有些是个人行为私德问题，真要当罪也不能只杀他一人。至于私通外夷，袁崇焕本人也曾想跟女真议和；所谓交结近侍，袁崇焕本人也曾于魏忠贤当政时上折称颂其功德，并要求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而最后一条指责毛文龙不能收复失土，袁崇焕本人也不能复辽东寸土，总而言之，完全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崇祯帝对于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杀死毛文龙，是非常不满的，因为毛文龙本人也有一把尚方宝剑，为崇祯之兄天启帝所赐，袁崇焕矫诏杀将，有大不敬之责。史载“帝骤闻，意殊骇”，但“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虽然如此，这也种下日后崇祯凌迟袁崇焕的远因。

被害原因

一种说法是毛文龙私通后金，被袁崇焕杀是死有余辜，以明清史专家吴晗、阎崇年等人为代表。

明末清初多数史家则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后金方面提出的议和条件，如《崇祯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弘光实录抄》等等都持此说。在明思宗诛杀袁崇焕的诏书里，也有“以谋款而斩帅”一条。武汉大学满族学者关文发曾撰文批驳这种观点，认为其与清朝所修正史《明史》及《东华录》互相矛盾，是不可信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明史》的明末部分清朝有篡改史书之嫌疑，可信度本身存疑。学术界亦有部分人，以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郑宪春、吉林大学教授孟昭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琦为代表，这一派观点认为毛文龙功大于过，含冤而死，所谓私通后金之说，毛文龙奏明朝廷在先，当属诱敌之计。

后人纪念

衣冠之冢

毛文龙死后，辽民对其怀念不已，“铁山、皮岛俱祠祀公”，明朝金州卫地区也有毛文龙墓留存，位于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苏家村的山坡上，有墓碑高3米，宽44厘米，厚12.5厘米。阴刻：“明故平辽总兵毛公讳文龙之墓”。按明人记载，毛文龙已归葬浙江。，故应是当地百姓给立的衣冠冢，墓碑形制简单，碑文通俗，也是百姓所立的佐证，亦可见辽民对其的深切怀念，这一实体文物与一些毛文龙杀良冒功，屠戮辽民，使得治下百姓民不聊生的记载互相矛盾。

毛文龙碑

大鹿岛毛文龙碑亭

丹东大鹿岛上的毛文龙碑亭内设有石碑两块，分别立于天启六年（1626年）和崇祯元年（1628年），其中崇祯元年所立之碑的正面铭刻着毛文龙的铮铮誓言：“指日恢复全辽，神色苞孕于此，吾侪赤心报国，忠义指据于此。”碑的背面，镌刻着毛文龙等众将士的官职和姓名。此两碑的时间均是毛文龙被杀前所立，是不是当地百姓给立，有待考证。

文革中这两块碑遭到了破坏，1979年，已成为文物的两碑修复后，修建了庙式碑亭，并成为大鹿岛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