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生平
贾于汉高帝七年出生于雒阳(河南郡郡治所在),从小研究讨论诗经、书经的道理才学过人,文笔十分漂亮。十八岁即闻名于郡里得到赞赏,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致门下,成为郡守的门客。贾谊22岁时,汉文帝登基,擢升河南郡守吴公为廷尉,贾谊也因吴公推荐当了博士,是当时汉朝政府所聘用的博士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文帝很欣赏他,一年后被提升为太中大夫。
贾谊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以进一步代替秦制,主张是“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汉文帝打算擢升贾谊并采用他的方案时,前178年,遭到官僚与宗室阶层反对,丞相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冯敬等老臣上书表态反对的立场。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辅佐长沙王吴著。至长沙赴任的途中,贾谊对贬谪不满,又听闻长沙气候潮湿多雨,以为自己会早死。他心情悲观失望,在渡湘江时作了《吊屈原赋》,在长沙度过三年余的左迁生活。任长沙王太傅三年时,有象征不祥的鵩鸟飞入房屋,贾谊有感而作《鵩鸟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是他的骚体赋代表作。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汉文帝突然想起贾谊,召贾谊回长安,问以鬼神之事,夜半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关于此事后世有争论;李商隐颇为贾谊不平,有诗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神”为贾生不得重用而叹息,不久,汉文帝拜贾谊为自己爱子梁王刘揖的太傅。贾谊此时期除太傅责任以外,主要写政论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汉文帝进行劝谏。《治安策》、《论积贮疏》是他这时的代表作。其政论文既有战国纵横家古文的余风,又有法家韩非子等人论证严谨风格的影响,洋洋洒洒,文采斐然。所以贾谊的辞赋可谓上承屈原、宋玉,下开枚乘、司马相如,是从楚辞发展到汉赋的重要桥梁。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王坠马而死,谥怀,史称梁怀王。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做好辅导亲王的职责,终日哭泣,于第二年忧郁而终,享年33岁。

查看详细关系图影响贾谊思想和仕途的重要因素
主要成就
人物思想
儒家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3]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法家
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醇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也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道家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
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政治贡献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 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 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 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儒法结合、瓦解匈奴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 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 辅以"三表 、五饵 "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 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 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文学成就
散文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等)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
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赋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吊屈原赋》、《鵩鸟赋》等)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
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辞清而理哀"(刘勰),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受庄子寓言影响,以人鸟对话展开,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同时此赋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马积高《赋史》)。
主要作品
贾子新书十卷,原58篇,现存共五十六篇:
政论上疏:《论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谏铸钱疏》
辞赋:《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旱云赋》、《虚赋》
评论:《过秦论》
人物评价
总评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历代评价
司马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刘向:"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刘歆:"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刘勰:"贾生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
苏轼:"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李东阳:"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
归有光:"若贾生之通达,蔡邕之文学,张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节,黄宪之雅度,邓禹之功勋,有不可一二数者。"
王夫之:"王安石之于谊似矣,而谊正......然则世无逆求于已,已未豫图其变,端居臆度而欲四海而经营之,未有能济者也。充谊之志,当正学之世,尽抒其所蕴,见诸施行,殆可与齐黄并驱乎?"
袁枚:"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远过晁、董。而卒之天夺其年,岂非命耶?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过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盖深于情者也,所以为贤也。"
鲁迅:①"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鼌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鼌错之深识为伦比矣。"②"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
史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班固《汉书·贾谊传》
遗迹
长沙因为他和屈原的影响而被称为“屈贾之乡”,贾谊在长沙的故居也一直被保留下来,相传南北朝时还遗留他挖的井、他的石坐床和亲手栽种的柑树。到了宋代他的故居被改建成贾谊祠。明清时更在祠中增祀屈原,改为屈贾祠,至今仍是供人凭吊的古迹。
参见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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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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