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三才图会》，司马迁像《晚笑堂画传》，司马迁像《史记》，明万历二十六年北监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史记》扉页

早期经历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生于家乡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市，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九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并对所到之处的风俗进行考察，采集传说。早期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二十五岁时，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自序

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而九世祖是秦国的大将司马错。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获罪

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汉武帝翻阅《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而在这时，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此人为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进而批评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军事失利，再加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内容有意贬损汉武帝的心结，在大怒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罔”（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处以腐刑（阉割）。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对此他曾表示过“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

著书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91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为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在司马迁的原著序中，将本书称为《太史公》。后世称《太史公》为《史记》后，《史记》才成为本书之专称。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正本存之名山，将副本置于京师，以期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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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司马迁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星象成就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卒殁

对于司马迁的死，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使得卒年无法确定，死因也众说纷纭。

有史料认为司马迁一直到汉昭帝年间善终，有人认为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便隐居山野，不知所终，故无从䅲考。1916年，王国维第一次将司马迁生卒年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考证，以为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从巫蛊之乱到汉武帝去世这一段时间，司马迁是否仍在世，不可考。

异说

有一个不被学界接受的说法是：司马迁之死是遭到戾太子刘据巫蛊之祸事件的牵连，为任安打抱不平，故被汉武帝处死。

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被迫起兵入宫，司马迁之友任安（字少卿）接到太子发兵命令，但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不帮助太子，亦不帮助皇帝，驻军观望。事后，任安以“坐观成败”之罪名被判决腰斩。任安于是写信劝司马迁多“推贤进士”（希望司马迁相救），司马迁当时没有回信，任安入狱，才得到了一封回信，就是著名的《报任少卿书》。

此说法相当不可能，因为众所周知，《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一直称自己为“刑余之人”，表示无力“推贤进士”，应有拒绝相救的含意。一般认为，司马迁拒绝是因为在李陵事件时，任安并未帮助司马迁之缘故。

历史评价

汉代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司马迁像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主要作品

《史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在周朝时世为史官，春秋时期虽然失去官职，司马谈却把修撰史书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民国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考证文风等各个方面，认为 《史记》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序》和《论赞》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无法加以考证。

其他作品

《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

《悲士不遇赋》

轶事典故

含羞忍辱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触怒了汉武帝，遂遭受了当时最屈辱的宫刑。

司马迁受刑之后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和父亲的遗愿，他决心忍辱负重，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光耀后世。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而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也只有这项事业才是自己生命价值的真谛之所在。

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司马迁收到了任安的来信。这封信使司马迁极为不快。他万没想到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无二致。他对司马迁在受刑之后得居中书令之职，不胜欲羡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对朝廷竭尽忠心。任安写此信的确切日期，已经无从考证，假若是在他因“庆太子之祸”而身陷牢狱之后写的，那么，他的信中可能还有这样一层意思：要求司马迁向武帝进言，劝其为国惜才，从而赦免自己的死刑。这与司马迁此时的心情和思想是多么格格不入。

第一，司马迁对于自己以“刑余之人”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一职本来就是感到耻辱的，以这样的身份给朝廷荐举人才，对被荐举者也同样是一种耻辱。何况受刑之后的司马迁对专制暴君的认识已日益清醒，早已不愿为之竭尽愚忠了。第二，任安是一位能干的官员，他被判处死刑，纵不算是负屈蒙冤，至少也是罚过其罪。但是，司马迁义怎么能够在武帝面前为之开脱呢？“李陵之祸”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这倒不是说司马迁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辩白，而是通过那次事件，他对武帝刚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彻的了解：凡是他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基于上述原因，他对任安的来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来就准备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后来任安即将引颈就戮，死于武帝的屠刀之下。司马迁考虑到他的这种遭遇跟自己当初有某种近似之处，能够体谅他此时的心境和思想，于是提笔挥就一封《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发展的极其宝贵的可靠资料。当然，这两篇东西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自序》着重叙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迹，对于自己修史的宗旨虽然有所说明，但多有隐晦，对“李陵之祸”只用了不多的语言交代过去。其小心翼翼，说明其在忧患之中，时时以古哲先贤来激励自己，发愤着书，借以启示后人。

《报任安书》则是一篇饱蘸着血泪流出的充满炽烈激情的文字。它详叙了“李陵之祸”的始末，辩明了其间的是非曲直，申诉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这是在辩白，在控诉，在宣泄，在抒发长久郁积胸中的愤隙不平之情。

其文笔酣墨畅，滔滔若江河之水，一泻千里，淋漓尽致，是了解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前后思想感情重大变化的最重要的材料。

顺便说一句，此信当时未必真正送给了任安，可能一直保存在家里，直到宣帝时才由其外孙杨恽连同《太史公书》（即《史记》）一起传布出去，后来被班固收入《汉书·司马迁传》中。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平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史记》的写作虽然开始于“李陵之祸”发生之前，而全书的完成则是在此事之后。而且，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推断，即使原先已经写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祸”以后重新修改或加工润色了。因此，可以说“李陵之祸”对于《史记》一书的整个思想倾向都产个了极大的影响，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祸患，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响。对于一个平庸的人，悲惨的命运会摧毁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沦落；对于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受刑之后，而又受到重用，他会感恩戴德，变成一个更加卑躬屈膝、温驯忠心的奴才。司马迁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个傲岸不屈、不可摧毁的巨人。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可能在行动上反抗那强大而残暴的统治力量。统治者可以损伤他的肉体，但却无法征服他的思想，战胜他的精神。而且，经过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深刻了。他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去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统治者的态度，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陵之祸”是司马迁思想转变的契机。

家族

直系祖先

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先祖迁至秦国 。

九世祖，武将司马错，战国时期秦国人。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

七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的军事基础。

五世祖，司马昌。

四世祖，司马无泽。

祖父，司马喜捐纳米粮予汉文帝，爵为五大夫。

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从春秋至汉初间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后代

司马迁的儿子在史籍中没有记载。

但王莽当政时曾考求其后人，封为“史通子”。

司马迁另有一女，嫁给安平敬侯杨敞，生杨忠和杨恽。

而司马迁的外孙杨忠是“关西孔子”杨震的曾祖父。

杨宝（生卒年不详），杨震之父。

杨震有一子为杨秉，杨秉有一子杨赐，杨赐有一子杨彪，祖孙四代“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人称“四世三公”。

杨彪有一子为杨修。

传说

韩城民间传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获罪后，其族人多改姓避祸。或将“司”加一竖改姓“同”；或将“马”加两点改姓“冯”。所以，现在芝川镇西塬上徐村同姓、冯姓的人，都是他的同族后裔。

随清娱为司马迁的侍妾。年十七归司马迁，随其游历名山。数百年后，唐代褚遂良任同州刺史，得清娱托梦，醒后便为她立碑撰写墓志。

明代史学家柯维骐以司马迁为榜样专心着《宋史新编》，竟毅然自宫。

后世纪念

现在，陕西韩城芝川镇南塬头上有司马迁墓和祠。芝川镇西塬上徐村有司马迁故里、祖墓碑。据载韩城“城内有太史公祠，年月邑人莫不祭之。有孝廉徐氏携香火入试燕京，号称‘助文’。”至今韩城人仍有每逢节庆就祭拜司马迁的习俗，传说可以保佑远行之人，尤其是远行的士人举子得到平安与功名。

1982年国务院公布司马迁墓和祠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研究书目

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上海：开明书店，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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