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唐朝时期

明经与进士二科为构成唐朝科举的基本科目，明经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考试之法，先贴文，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礼记》、《春秋左传》称大经，《毛诗》、《周礼》、《仪礼》称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称小经。通二经者，通大经一部加上小经一部，或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部；通五经者，大经、小经皆须通。科目则由举子自选。另外，《孝经》、《论语》是必考课目，有时还加试《老子》、《尔雅》。

唐人科举，进士科最难，明经科较易，因此唐人有谚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三十岁考上明经科，已算是年老，因为明经科较易，而五十岁登困难的进士第，已经很年轻了，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人，明经十人中取一二人。韩愈称进士考试，到最后录取时，“有终身不得与者焉”，一旦得第时，“班白之老半焉”。

韩愈曾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或出礼部所试诗、赋、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又说“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岑仲勉说：“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进士诗、赋限韵，要须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

神龙元年（705年）明定明经科考试有三场。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试义，第三场试时务策。唐初取进士科与明经科总数约在一百人左右。至贞元十三年，欧阳詹说：“明经登者不上百人。”

杨国忠之子杨暄举明经，落第。主考官之子见过杨国忠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落。”杨国忠骂道：“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主考官以“国忠恃势倨贵”，“奈何以校其曲直”，于是“致暄于上第”。

宋朝时期

科举除进士外，诸科中亦有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科，乃是经由唐代明经转变而来，考试之法亦与唐相近。嘉佑年间，又于进士、诸科外别设一明经科，分二经、三经、五经，考试时问大义十条，试时务策三条，出身同于进士，直至宋神宗时方废除。

批评

唐代主考官杨绾指出，进士“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六经》则未尝开卷， 《三史》则皆同挂壁”。赵赞更指出，明经举子“比来相承，唯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肃宗时，礼部侍郎杨绾指出：“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尚书左丞贾至更指出：“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之道，莫能行也。夫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朝廷早有察觉，唐文宗便说“只念注疏，何异鹦鹉学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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