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性与玄理》主要的是诠表魏晋一阶段的道家玄理，《心体与性体》是诠表宋明的儒学，而本书则是诠表南北朝隋唐一阶段的佛学。从中国哲学史底立场上说，这三阶段主流的思想内容都是极不容易把握的，而佛教一阶段尤难。魏晋一阶段难在零碎，无集中的文献。宋明一阶段已有集中的文献矣，而内容繁富，各家义理系统底性格不易领会。佛教一阶段难在文献太多，又是外来的独立一套，名言熏习为难。即使已习惯于名言矣，而宗派繁多，义理系统之性格以及其既系统不同而又互相关联之关节亦极难把握。一部《大藏经》浩若烟海，真是令人望洋兴叹。假使令一人独立地直接地看《大藏经》，他几时能看出一个眉目，整理出一个头绪？即使略有眉目，略得头绪。他又几时能达到往贤所见所达之程度？是以吾人必须间接有所凭借，凭借往贤层层累积的称述以悟入。广言之，自佛而后，除经为佛所说外，大小乘底义理都是往贤层层累积的称述。（一切大小乘经是否皆为佛所说，吾人不讨论这个问题。）在印度已有累积，如部派佛教，大乘空宗，大乘有宗，皆是。经过翻译，传到中国来，又继续有累积称述与新的发展。即，除印度原有者外，复有天台宗，华严宗，以及禅宗。（其他教派不论，讲佛教史者可以论之。讲佛教史与讲佛家哲学史不同。往贤的义理阐发，顺佛所说的教义而发展者，正合乎哲学史之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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