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叙任争之前，教会官员的任命尽管理论上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任务，但实际上由世俗权威履行。由于大批财富和土地与主教或修道院院长之位紧密相连，故贩卖教会职位（即贩卖圣事活动）成了世俗领袖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由于其识文断字具备管理能力，主教们以及隐修院院牧们自己通常是世俗政府的一部分，故任命（或卖职给）忠心之人对世俗统治者有利。此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具备特别的任命教宗权能，而教宗则会任命和加冕下一位皇帝。因此，这样一个对教会职位的世俗叙任便成了永不停止的周而复始。

批评开始于教会内部额我略改革的成员，他们决定将叙任权收归教会以对付贩卖圣事之罪。额我略改革者们知道在皇帝保有任命教宗权能的情况下，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第一步便是将教宗职位从皇帝的控制下解放出来。1056年机会出现了，当时亨利四世于6岁时成为了罗马人民的国王。改革者们抓住此时他还是孩童不能反对这一良机解放教宗职位。1059年，教会在罗马举行大公会议，宣布世俗领袖不再在教宗选择中扮演角色，并创立了完全由教会官员组成的枢机团（College of Cardinals）作为选举人团。自此枢机团负责选择教宗。

当罗马控制了教宗选举后，现在是时候在更广的战线上对世俗叙任活动发动攻击了。

叙任争

1075年，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在《教宗训令》（ Dictatus Papae ）中声明 罗马教会是由天主独自建立的；教宗权力（教宗教宗哲拉修一世的 auctoritas （权威））是唯一的普世权力；特别是，于同年2月24-28日在拉特朗宫召开的大公会议 ，诏令教宗独自即可任命或免去教会人员之职，或将其从一个主教座位调到另一个。这个对中世纪早期的权力平衡带有根本性的背离，在其他额我略改革之中，消灭了叙任——由神委派的最高统治者以世俗兼精神的权力之象征任命教长的权利——的活动。此时，亨利四世不再是孩童，他对此种宣称进行反击，致信额我略七世，在信中他用以下毫不含糊的用语收回了他作为皇帝对额我略当教宗的支持：该信开头即“亨利，非经篡权而乃由上帝圣授之国王，致希德伯兰，此刻非教宗而乃伪隐修士”（Henry, king not through usurpation but through the holy ordination of God, to Hildebrand, at present not pope but false monk）。该信要求选举一位新的教宗。信尾如下：

当亨利四世任其专职司铎（chaplain）为米兰主教，而当时已有一位侯选人在罗马被选中时，形势变得更紧迫了。1076年，额我略的反应是绝罚国王，将其开除出教会，并罢免其德国国王之位。这是自公元4世纪后首次发生的国王被罢免事件。

贯彻这些声明是一件难事，但优势逐渐落在格里高利七世一方。德国贵族很高兴听到国王被罢免。他们利用宗教掩护作为借口以继续自1075年朗根萨尔察第一次战役（First Battle of Langensalza）开始的反叛，并图夺取皇家保有地。贵族们主张地方对农民和财产的统治地位，建立要塞——这在过去是非法的，以及建立地方采邑制以保卫他们的自治权不受帝国剥夺。

亨利四世向托斯卡尼的玛蒂尔达以及隐修院院牧克吕尼的休（Hugh of Cluny）请求调停。

因此，由于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亨利四世别无选择只有后退，需要时间调动其部队打击叛乱。1077年，他行至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觐见教宗，并以个人名义致歉。出于悔罪并重复他自己在朗根萨尔察第一次战役之后对萨克森人的惩罚，他戏剧性地披了件刚毛衬衣（cilice| hair shirt）并在数九寒冬赤脚立于雪中，这后来被称为卡诺莎之行。格里高利解除了绝罚，但帝国的贵族们——其反叛被称为大撒克逊起义（Great Saxon Revolt）——并不情愿放弃他们的机会。他们选出了一位对立的国王，莱因费尔登的鲁道夫（Rudolf von Rheinfeld）。

亨利四世此后宣布克莱蒙特三世为教宗。1081年，鲁道夫在与亨利的作战中身亡，并于同年入侵罗马以图强行推翻格里高利七世并安插一位更友好的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召来其同盟者们——诺曼人（Norman conquest of southern Italy），1085年他们从帝国军队手中救下了教宗。诺曼人在此过程中洗劫了罗马，而当罗马市民们奋起反对格里高利时，他被迫与诺曼人一同逃往南部。他很快便在那里去世。

叙任争继续了数十年，因为每位继位的教宗都力图通过挑起帝国内的叛乱以减少皇帝的权力。这些叛乱逐步成功。亨利四世在1106年去世后，由其子亨利五世继位，这位新皇曾支持教宗反对其父，并曾使其父在临终前声明放弃其对立教宗的合法性。亨利五世也曾选了另一位对立教宗——格里高利八世，但他根据沃姆斯协约放弃了部分叙任权，并被教会重新接纳且因此被正式承认为合法皇帝。

英格兰叙任争（1103-1107年）

在亨利四世去世时，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与教会也因叙任而卷入斗争，而其解决则为帝国最终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模范。

征服者威廉在入侵时已经接受了来自教宗亚历山大二世的教宗的旗帜和遥远的祝福，但在取得圆满成功后却成功回绝了教宗的主张，即他必须按照君士坦丁御赐文的一般规定来罗马并为其采邑宣誓效忠。

《教宗训令》中对世俗叙任权的禁止并没有动摇威廉的主教们和隐修院院牧们的忠诚。在亨利一世统治下，威斯敏斯特与罗马间激烈的争吵导致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放弃了调停并退隐至一隐修院。一位诺曼人伯爵——亨利的主要谋士——被绝罚，但绝罚国王之威胁仍未兑现。在德国的亨利没有被干掉之前，教宗需要英格兰的亨利。一个计划中的十字军也需要英格兰的支持。

亨利一世委托约克总主教收集并呈交所有有关受膏者之王权的传统。“由此产生的‘约克的无名氏’条约是中世纪早期政治理论研究者们的研究乐趣之所在，但它们绝不是盎格鲁-诺曼君主制的典型观点，它代替了为过时的宗教意识形态服务的行政的和法律的官僚制的牢固基础。”（The resulting Anonymous of York treaties are a delight to students of early-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but they in no way typify the outlook of the Anglo-Norman monarchy, which had substituted the secure found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bureaucracy for outmoded religious ideology）

伦敦协约，1107年

伦敦协约（1107年）提示了一个后被沃姆斯协约采纳的妥协。在英格兰，如同在德国，国王对教长之世俗和宗教权力的衡平之区别被创造出来。利用这一区别，亨利放弃了其对其主教们和隐修院院牧们的叙任之权，而保留了要求他们来并为教会财产（"temporalities"，与主教职位挂钩的地产）宣誓效忠的传统，主教在如世俗封臣一般于 commendatio 典礼即赞誉典礼（commendation ceremony）上已宣誓效忠并其封臣身份后，即可直接从国王手中获得教会财产。这一封臣（vassal）系统并未如在法国一般被在英格兰大的地方领主间进行划分，因为由于诺曼征服国王执掌权力。

亨利认识到依赖经院学者作衡平法官之危险，并迅速转而依靠世俗学者（他们自然具有次要的圣职）且酬予这些人以国王自己提供的主教辖区和隐修院。亨利扩张了兵役免除税（Scutage）系统以降低君主制对仰赖教会土地之军需供应的骑士的依赖。英格兰短暂的叙任争之结果是国王的世俗权力获得加强。

沃姆斯协约及其意义

在欧陆，50年战斗之后，一个类似的妥协（但其长期结果却南辕北辙）于1122年达成，于9月23日签字，即沃姆斯协约。双方同意叙任权要被排除，而为世俗领袖对任命程序的非正式但却重要的影响提供了余地。

君主在被卷入与教会的争端前，已经权力衰落并解体。领主对农民的地方权利增长，增强了农奴制并导致大众权利减少。地方税费增加，而皇家金库资金减少。正义之法权地方化，法院不必向皇家当局汇报。长期的帝国权力衰落将使帝国四分五裂，直至19世纪。类似的在意大利，主教叙任权造成了帝国权威的丧失，增强了当地对帝国的离心力。

教宗则变得更强了。在叙任争中，双方都力图引领公共；结果是世俗人士开始从事宗教事务，而平信徒增加，为十字军以及12世纪巨大的宗教活力做了准备。

这次争论并没有因为沃姆斯协约而结束。将来还会有教宗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的争论，直到北意大利完全落入帝国之手为止。在腓特烈二世任内，教会将调转十字军的枪头直指神圣罗马帝国。根据诺曼·康托（Norman Cantor）的记述，“叙任争颠覆了中世纪早期教会与世俗的平衡，并结束了二者的相互渗透。中世纪王权——过去主要是教会理想和人员的创造物——被迫发展新的制度和支持。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其结果是首例世俗官僚制国家——其基本组成要素出现于盎格鲁-诺曼君主制中。”

克吕尼改革

沃姆斯协约

第一次拉特朗大公会议（First Council of the Lateran）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关系

越南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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